摘要：其實，就連正史名著，如《史記》《三國志》《資治通鑑》等，也明顯受《戰國策》的影響，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說人物，以情節性表現方式來描述戰爭，以智術來闡述政壇權謀，以韜略來表現宮廷爭鬥，讓史書有了縱橫謀略的印記，這不就是《戰國策》給史書帶來的影響嗎。在戰國時期那個波瀾壯闊、風起雲湧、鐵血爭鬥、變革圖新的特殊時代，縱橫家們叱吒風雲、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以及遊說策劃所表現出來的謀略和智術，通過《戰國策》活生生地傳留下來，讓後人能清晰和深刻地瞭解戰國時代策士們的縱橫謀略和論辯智術。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官圈裏存在一些潛規則，只可意會，不可明說，比如，對於古籍中的謀略書，高官權貴、軍政要人私底下讀得津津有味，而在場面上卻往往勸誡年輕人不要輕易去閱讀，避免因受影響而萌發離經叛道的思想。

《戰國策》就是這樣一部古籍，它不屬於經書正史，不符合儒家的道統精神，被認爲是離經背道的。一些經學大儒視《戰國策》爲洪水猛獸，告誡應遠離它。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曾經重校過《戰國策》，但他校此書的目的是“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在他看來，此書屬於“害正”之“邪說”，是萬萬讀不得的。（參看曾鞏的《重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記述着縱橫之術，隱藏着謀略祕密，而這種謀略智慧完全不同於儒家所主張的內聖外王之道，是很多士人官宦表面上不喜歡談論的，但是，對於此書，歷朝歷代的王侯將相們卻在明處規勸朝臣屬將千萬別去讀，可是，他們在背地裏卻將此書細心揣摩，領略捭闔之道。

那麼，《戰國策》到底是怎樣一本古籍呢？

第一，《戰國策》所描述的時代戰亂紛爭、禮壞樂崩的時代

《戰國策》記述了一個羣雄逐鹿的時代，這個時代不同於春秋時期，在春秋末期，列國世襲的大臣靠着繼承的特權，聚集財富，收養門人，其勢力不斷擴大，形成特殊的地位，而當時機一成熟，這些權臣便擠壓君主，搶奪君王地位，導致各國內亂頻起。比如，晉國便發生了韓、魏、趙三家分奪君王權力的事；在齊國，田姓大夫奪了姜姓的天下，王權掌控者易姓；就連周王室也丟了許多的土地，分裂爲東、西周，而兩週的君主便失去了傲視天下的“共主”地位，淪落爲與宋、魯等小國同等的卑貧地位。

當時，秦、楚整合了各派各派力量，結束內亂，將勢力伸張到中原，而北方的燕國則向南顯示威力，形成秦、楚、燕、韓、魏、趙、齊七雄紛爭的雜亂局面。致使周王室名存實亡。世襲的大臣有的乘勢力的增強而變成了君王，有的卻失勢衰落了，淪落到無權無勢的地位。專制集權的新君王蔑視舊貴族，置之不理，他們不再那麼重視出身，而是大肆重用出身貴賤不同的能人智士，原有的封建制度瓦解了。而孔子所頌揚的周朝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崩潰。

戰國時代

對於《戰國策》所描繪的時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不言禮和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週末風俗》）

顯然，七國爭雄的年代，不再尊禮重信了，不再宗周言王了，不再重視祭祀聘享，出現了“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新局勢，禮壞樂崩，列國紛爭，這就是戰國時的基本局勢。

第二，《戰國策》描述了縱橫捭闔、伐交雄辯的策士們

首先，“士”這一階層迅速崛起，爲列國君王所尊重和重視。

戰國一百四十多年，禮壞樂崩，宗周瓦解，祭祀日微，宴會無詩，輕義重利。這時候各國紛爭激烈，國與國之間關係緊張，戰事頻繁，儒家的仁義在列國激烈的爭雄中顯得毫無價值，像孟子這樣的儒學名士在這時期也不適時宜，得不到重用了。而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有實際智謀和縱橫才學的人，“士”的階層迅速發展起來，趕上大顯身手的好時機，而最熱門的人就是“策士”，就是後來所說的“說客”，他們馳騁於政治舞臺，縱橫於國際外交活動中，捭闔縱橫，呼風喚雨。

《戰國策》

顯然，《戰國策》所反映的時代具有區別於春秋時期的顯著特點，其中，“貴士重策”就是其中最明顯的特點之一。對士的尊重和重用，對計策、謀略的重視，取代了原來對儒家、仁義的崇尚。《戰國策》的編校者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說：“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策士們備受重視，達到“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的重要程度，各國紛紛招納有謀略的策士，希望能借助於策士的策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其實，墨子早就有關於策士對國家重要性的論述。墨子說：類似的看法，《墨子》第一篇《親士》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親士》）

策士關乎國家的興亡，策士的智慧、計策、謀略能給君王帶來富國強兵的政策主張，比起儒家的仁義理論，比起傳統的世襲身份等都重要得多。君王需要策士，因爲在列國紛爭的年代，只有策士最有可能利用謀略幫助君王在競爭中獲得勝利，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只有策士能幫助君王富國強兵，威懾鄰國，稱雄稱霸。

在重視策士的社會氣氛中，當時很多君王都能禮賢下士，而在列國，貴士、養士、尊士，以及拜士爲師的風氣很是盛行。據《史記》記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參見《史記》之《呂不韋列傳》）這就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四君子”廣收門客、招賢納士的事例。

而秦昭王召見範睢的例子，可以說是當時最典型地表現了君王對策士極爲尊重態度：

史書精彩地記述了這個例子：秦昭王知範睢來，“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範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範睢：‘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參看《戰國策》之《秦策三·範睢至秦》）

這裏描述得很形象生動：秦國君屏退左右，在虛靜的宮中下跪求教，再三請求。很明顯，策士高高在上，郡王畢恭畢敬。這反映了當時的各國君王，都注重招納士賓而禮請爲上賓或或聘爲謀士的風氣。列國紛爭，誰能重視人才儲備，誰就有希望富國強兵。

其次，策士們向君王提供智慧、謀略，而換取的是政治權利、高爵厚祿，以及顯赫地位和大量財富。

對於戰國時的策士們來說，他們爲各國君王出謀劃策、治政領兵，並不是忠君王、行仁義，在策士們看來，仁和義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權和利益纔是他們所追求的，這是戰國不同於春秋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春秋時，儒家強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士人是恥於談利的，而這種觀念到了戰國時期，已經被重利輕義的價值觀所取代。對策士來說，爲哪個君王出謀劃策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於哪個君王能賦予他們權力，能讓他們得到權力、地位和名利。

對此，著名的策士蘇秦有一段表明自己心跡的話，說得非常明確：“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參見《戰國策》之《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這即是說，在蘇秦看來，爲君主謀劃是次要的，而首要的目的在於通過謀劃能夠得到“金玉錦繡”，能夠取得卿相的尊貴和權威。

史書還記載了蘇秦當宰相前後的不同表現的例子，更明顯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策士們對權和利的赤裸裸的追求。

蘇秦（劇照）

這例子很精彩，所講述的內容值得轉述：

蘇秦在拜別他的恩師鬼谷子之後，回到闊別多年的窮困家中，或許被認爲學有所成而將會有出息，所以，他受到父母、嫂子和妻子的盛情歡迎。可是，當蘇秦以自強自重、富國強兵的大道理遊說周顯王時，周顯王卻認爲蘇秦所說的空疏無用、不切實際，蘇秦只好無功而返。遊說失敗後的蘇秦變賣財產，想去秦國遊說，但家裏人懷疑他的能力，開始反對；蘇秦堅持去遊說新掌權的秦惠文王，通過歷史政治實例和當時戰爭形勢來遊說秦王，爲秦王描繪了一幅兼併諸侯列國、吞佔周王室、稱霸天下的宏偉藍圖，可是，秦惠文王雖被蘇秦滔滔不絕的勸說喚起稱霸雄心，但卻認爲要採用蘇秦的策略時機未到，所以，並沒有重用蘇秦。蘇秦不死心，又編錄了一本歷史上攻戰取勝、霸奪天下的書獻給秦王，但秦王猶豫不決，加上秦國高官對蘇秦的嫉妒，蘇秦的遊說又失敗了，得不到秦王的重用。於是，蘇秦狼狽地返回。

此時，史書描繪了蘇秦的狼狽相：皮襖破了，腿上打着裹腳，腳穿着草鞋，挑着舊行囊，揹着破書，容形枯槁，神色憔悴，臉色黑黃，顯得失意疲憊。回到家裏，正在織布的妻子不理他，父母不和他說話，嫂子不給他飯喫，對着薄情的一幕，蘇秦悲嘆地說“失意了，妻子不把我當丈夫，嫂子不把我當小叔子，父母不把我當兒子。這都是我的罪過。”（參見《戰國策》之《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

還好，蘇秦沒有消沉，據說他發奮苦讀姜太公的《陰符》，參透其中精妙，揣摩演練遊說之辭。他轉向東方遊說六國。這回成功了，趙國君王在宮門外迎接他，密談之後，封他爲武安君，並授以相印。於是，蘇秦的地位和神態全變了，史書記載：

有兵車百輛，錦繡千束，白璧百雙，黃金數萬，跟着蘇秦後面，他到各國約談合縱大計，拆散連橫，以此來抑制強秦。蘇秦趙國拜相，秦國不敢出兵函谷關，當時天下衆人，威武的諸侯，掌權的謀臣，都要聽命於蘇秦來決策。

蘇秦也很了不起，有他的絕招：

他不費一斗軍糧，不徵一個士卒，不派一員大將，不壞一把弓，不損一支箭，就能使諸侯和睦相處，親密勝於兄弟。真可謂是：賢能的人當政，天下順服；能人得到重用，天下順從。（參見《戰國策》之《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

蘇秦有一個住陋巷、掘牆當門的窮困潦倒的人，搖身成了乘坐豪華戰車，騎高頭戰馬，遊歷天下的顯赫人物，他在各諸侯國的朝廷上游說君王，使君王左右親信不敢開口，天下無人能敵。

更明顯的是，當蘇秦要遊說楚威王，路過洛陽，父母得知，趕緊整理房間，清掃道路，顧樂隊，備酒宴，出城三十里遠迎。妻子敬畏得不敢抬頭看，只能側眼偷觀他的威儀，側耳聽他說話，嫂子跪在地上不敢起來，像蛇匍伏在地上爬，叩頭謝罪。蘇秦問：“嫂子以前待我那樣傲慢不遜，而現在又如此卑賤下作呢？”他嫂子回答：“因爲你現在地位尊貴、財多富裕。”蘇秦感嘆地說：“唉！一個人窮困潦倒時，父母都不將他當兒子，而一旦富貴顯赫，親戚朋友都感到畏懼。人生在世，權勢和富貴，是千萬不能忽視的！”（參見《戰國策》之《趙策二·蘇秦從燕之趙》）

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戰國的重利輕義的觀點，蘇秦的至親家人，對窮富卑尊的蘇秦，態度完全不同。蘇秦本人，也不講任何信用，不遵任何的禮義，遊說秦王不成，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轉爲遊說六國反秦，而目的在於金玉錦繡、卿相尊位，追逐的目標是權勢和富貴。

第三，《戰國策》的縱橫謀略思想及其和影響

首先，《戰國策》是一本與儒家孔孟的書完全不同的典籍，是對記述縱橫家思想的珍貴古籍。

如果說，當時的東方魯國是比較注重歷史文化，倡導仁義，注重禮儀，士人重視以儒學的仁政之說來勸告君王的話，那麼，秦晉等國則是更注重從現實的軍事、政治需要來思考應採取的策略，有追逐權勢和富貴的傾向，有較強的重利輕義觀念。當時的縱橫家們多是以捭闔策略和軍事韜略來遊說君王，表示能助其稱霸天下。

孔孟的書是由他們的弟子們編輯而成的，而《戰國策》成書過程卻是相對比較複雜曲折的。

據說，西漢時，宮廷的藏書密室中珍藏有很多戰國時的史料，但這些史料皆殘缺錯亂，一些殘簡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齊”只剩下“立”等，這種狀況誤通篇不少，而當時的經學家、文史專家劉向整理了宮廷密室所藏的戰國史料，將稱爲《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的各種書籍，並根據東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個國家次序進行劃分，把各書的資料分別編入十二國中。

劉向畫像

劉向認爲，這些史料大多是記述戰國時遊說之士的策謀和辯言的，所以，他將所編輯的書其定名爲《戰國策》。從這一角度看，《戰國策》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傳》，下接陸賈《楚漢春秋》的戰國史書。

劉向之前，蒯通撰有《雋永》，論述戰國時遊說之士的權變和他自己關於縱橫之術的理論。有學者認爲劉向所依據的《短長》《長書》《修書》等史料，很可能直接來源於蒯通的《雋永》，故而認爲蒯通該是《戰國策》的作者之一，當然，這一觀點仍存在證據不足的疑惑。

所以，學術界多數人認爲，《戰國策》中文章是由戰國時許多人共同編寫的，而劉向功績在於將戰國的、文章、史料進行分類、校正、潤色，並給予一個適當的命名。讓劉向沒有想到的是，他取的這一書名卻被用來指稱一個時代，叫“戰國時代”。

其次，《戰國策》是被史學界認爲是上承《左傳》下啓《史記》的一部史書。

原本，《戰國策》並沒有那麼受重視，曾被大多數經學家、儒家學者當成是離經叛道之書，可是，從《漢書·藝文志》開始，它卻被列於《史記》之前，歸入“春秋”的類別，認可它具有正史的價值。

顯然，《戰國策》被肯定具有珍貴的史學價值，同時又具有縱橫家謀略典籍的意義。一方面，它真實記述了春秋末期以後一百四十年多中的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從史學史價值來看，《戰國策》是上承《左傳》下啓《史記》的一部史書，在史書體裁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它起着由編年體向紀傳體過渡的橋樑作用。在另一方面，《戰國策》不同於嚴格的國別史，它所記錄的主要是那個時期策士、縱橫家遊說列國的政治方略、鬥爭策略和處世良方，特別是遊說辯辭、策士權謀，以及劃交智謀。它反映了當時非常重要的一種社會現象，即從君王公卿、世襲諸侯到新興的“士”的階層的核心地位的轉換，描述了“士”階層的代表，即縱橫家們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叱吒風雲的新興政治人物的風采。書中所記述的滔滔雄辯、精妙謀劃和奇妙智術，至今仍令人歎爲觀止。很明顯，它是一部縱橫家的謀略寶典。

現今版本的《戰國策》共33篇，《西周策》1篇；《東周策》1篇；《秦策》5篇；《齊策》6篇；《楚策》4篇；《趙策》4篇；《魏策》4篇；《韓策》3篇；《燕策》3篇；《宋衛策》1篇；《中山策》1篇。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東陽人吳師道依據曾鞏校補本修訂完成的版本。吳師道所編校的《戰國策校注》通行至今；其他的版本也很值得注意，比如，宋人鮑彪改變原書次序作了新的注版本；近代的金正煒所編的《戰國策補釋》等。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西漢帛書，其中有記述戰國時事的，定名《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內容相似，可補今本《戰國策》之訛誤與不足。這些關於“戰國策”的書籍都表明了《戰國策》確實是縱橫家的謀略經典。

再次，《戰國策》有非常重要的語言學和文學的價值。

從語言表現方式看，《戰國策》淺出深入，既言簡意、流暢犀利、幽默風趣，又能點中要害，鞭闢入理，抓住主題。該書的作者善於用生動的寓言故事來說明抽象的事理，筆調辛辣，寓意深刻，鋪陳暢揚，說理透徹，是古代論辯文的典範。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後來成了著名的典故，比如畫蛇添足、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南轅北轍、鷸蚌相爭等，流傳至今，仍生動有趣而又意味深遠。

從文學上看，《戰國策》文筆優美，敘事說理形象生動，刻畫人物栩栩如生，對人物的描繪文采飛揚，對論辯的描述氣勢宏偉，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漢代散文大家賈誼、晁錯、司馬遷等，宋代的蘇洵、蘇轍、蘇軾、曾鞏等，都受到《戰國策》的影響。此外，《戰國策》之中工整的對偶和排比句法，以及主客對答、抑客申主的寫法，很可能對漢賦也有過重大的影響。

最後，《戰國策》對於縱橫家謀略思想和謀略文化的傳播，是它的最顯著的貢獻。在戰國時期那個波瀾壯闊、風起雲湧、鐵血爭鬥、變革圖新的特殊時代，縱橫家們叱吒風雲、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以及遊說策劃所表現出來的謀略和智術，通過《戰國策》活生生地傳留下來，讓後人能清晰和深刻地瞭解戰國時代策士們的縱橫謀略和論辯智術。《戰國策》是當之無愧的古代謀略寶典。

《戰國策》是繼《鬼谷子》之外的一本極爲重要的縱橫謀略典籍，它永遠是耐人尋味的。 它既是史書又不完全是史書，它的謀略文化價值很有代表性。《戰國策》之前，有《左傳》具有史書的嚴肅性，但也已具有相當的謀略文化的價值，南懷瑾先生把《左傳》和《戰國策》列在一起，視爲縱橫之書。

《左傳》也表現了深刻的謀略思想，書中描寫了很多的謀略典例。比如，通過對一百多次戰爭的描寫，表達列國紛爭時的崇霸思想，像“城濮之戰”，晉文公“取威定霸”，奠定了霸主的基本地位；“邲之戰”（兩棠之役），楚莊王一戰顯威，稱雄中原等。作者都是站在頌揚的角度，着意渲染，頌讚稱雄霸主思想。再如，通過戰爭和政治鬥爭的記述，描寫了很多的計策和謀略。譬如，魯莊公用曹劌的“一鼓作氣”之計，擊敗齊師；再如，晉軍用年輕將領範勻的“塞井夷竈”之計，置之死地而後勝；又如，鄭人以“空城之計”，迫使楚軍迅速撤軍；還有，晉軍統帥欒枝以“曳柴揚塵”之計，誘楚軍上當，大敗楚軍等。

而《戰國策》比《左傳》寫得更具體，更形象，更真實，雖有渲染，但不一味頌揚；雖有誇張，但往往從根據看是合情合理的。《戰國策》所描繪的策士的縱橫謀略，所表現的捭闔善辯的智者風範，對後世政治家顯然影響是很大的。如漢代湧現出陸賈、邊通、主父偃、徐樂、鄒陽、嚴助、莊安等一批縱橫捭闔的智者，極很可能與《戰國策》的影響是有密切關係的。

其實，就連正史名著，如《史記》《三國志》《資治通鑑》等，也明顯受《戰國策》的影響，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說人物，以情節性表現方式來描述戰爭，以智術來闡述政壇權謀，以韜略來表現宮廷爭鬥，讓史書有了縱橫謀略的印記，這不就是《戰國策》給史書帶來的影響嗎？《戰國策》作爲謀略文化典籍，給史書注入了“智謀”，在這個意義上，它作爲縱橫謀略的經典，其影響超過了另一縱橫家理論著作《鬼谷子》。

當今，國際競爭異常激烈，商業競爭複雜多變，現階段其實也處在廣義的“戰國時代”，國際間的角逐沒有停止，我們更需要“戰國策”，競爭的方略是相通的，競爭時代都需縱橫捭闔的策略，需要謀略智慧，《戰國策》在紛繁複雜、競爭不斷、角逐激烈的當今時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