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巴山夜雨》大家并不陌生，出自中唐著名诗人 李商隐之手。

被人打脸后，这位网友很不走心地道歉，说不认识冷门诗人李商隐。

对此，只能说，无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且不说，《夜雨寄北》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必修，不知道李商隐，是多么没文化？

李商隐有名的诗作还有很多，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再比如，我们常说 “心有灵犀”，也出自他的诗作 “心有灵犀一点通。”

可以说李商隐，不仅在唐代文坛鼎鼎有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颇负盛名，跟冷门诗人这个称呼丝毫沾不上边。

李商隐与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 杜牧齐名，世称 “小李杜”，以别于“大李杜”李白和杜甫。同时，他还与诗仙李白、诗鬼李贺合称 “三李”，又与同时代的温庭筠合称 “温李”。

能与这么多大咖齐名，这只能说明李商隐自己也是一颗耀眼的诗界明星。

身世坎坷的才子

尽管在诗界名扬千古，李商隐的人生却着实是不幸的。

与诗鬼李贺一样， 李商隐也跟李唐皇室沾亲带故。只不过，相对于李贺，李商隐

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更为疏远， 颇有点类似汉献帝与刘备的关系——数百年前是一家。

如果生在明代，李商隐说不定还能享受朱明王朝对待宗藩的“养猪政策”，凭借着皇室后裔这个身份，一辈子不愁吃穿。

然而，李商隐生在了唐代。

唐朝并不像明朝那样恩养宗室，不仅实行降爵继承制，同时还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获得爵位，出了五服的人都要自谋生路。

李商隐打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他的父祖们都只做过一些微末小官，并没有留下什么丰厚的家底。而且，在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其父李嗣便英年早逝，撇下孤儿寡母。

多年以后，李商隐还对这段生涯记忆犹新，在文章中提到自己 “佣书贩舂”。

作为家中长子，他不得不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贩米以及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然而，李商隐的天赋是别人家的孩子没有的。

他曾写诗回忆自己的童年，“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旧唐书》更是形容他“幼能为文”。

可见，李商隐在当时算得上是天赋异禀的神童了。只是，神童常有，若没有后天的刻苦学习，最终也只会像 方仲永那样“泯然众人矣”。

所以说，神童不可怕，怕的是神童比你还努力。

而李商隐，就是这样一位十分努力的神童。

在回到故乡后，李商隐便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勤奋刻苦，笔耕不辍。

至十六岁时，他已写出了不少惊世佳作，名气远扬。

随后，李商隐移家洛阳，更是借机结识了 白居易、令狐楚等著名文坛前辈。

令狐楚很是欣赏这位少年英俊，不仅对他“深礼之”，亲自教授他骈俪章奏之学，更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人交游往来。

艰难的仕宦生涯

令狐楚十分器重李商隐，每次出镇地方时，都将这个年轻人聘为自己的巡官，多次资助李商隐，不仅解决了李商隐的生活困境，也让他增长了不少见识。

尽管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又不乏前辈赏识，然而李商隐却在科举之路上走得颇为艰难，蹉跎多年。

直到开成二年，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与令狐绹交好的高锴知贡举。令狐绹“奖誉甚力”，李商隐才终于中了进士。

而早在七年前的太和四年，与李商隐一同交游的令狐绹便已经登进士第了。

是李商隐才不如人么？当然不是！

拼爹的社会，古今中外不外如是。李商隐欠缺的不是才华，只是没有一个像令狐楚那样位高权重的爹罢了。

不管怎样，好歹是中了，李商隐终于一吐胸中多年的郁闷之气。

彼时，李商隐天真地以为，这是幸福的开端。

然而，他却不知道，这只是他后半生忧郁凄伤的开始。

中晚唐时期， “牛李党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

李商隐，也是其中之一。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商隐早年深受牛党令狐楚父子大恩，后来却入事李党出身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王茂元的 东床快婿，是为忘恩负义。

所以，“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早年的好友令狐绹也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放利偷合”，与他割席绝交。

李商隐夹在牛李两党之间，里外不是人，半生郁郁不得志。

事实果真如此么？

恩师与岳父

其实，李商隐并没有背弃自己的恩师，因为令狐楚压根就不是牛党人物。

在令狐楚一生中，最大的劣迹当属在宪宗元和末年，他与李逢吉和皇甫镈勾结，阻挠朝廷对藩镇用兵，排挤裴度。

李逢吉，是牛党早期的庇护人，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可谓是臭名昭著。而皇甫镈，只是因为擅长搜刮钱财就得到宪宗的宠幸，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至于裴度，则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政治上的伯乐。

后人因此把令狐楚归入牛党，这其实是很勉强的。

虽然儿子令狐绹是牛党的二代领袖，但令狐楚本人跟牛党在政治上没有太大联系，史书中也没有关于他参与牛李党争的明确证据。

论资历，牛党一代头目牛僧孺、李宗闵等人还得喊令狐楚一声前辈。

而且，除了有一些劣迹外，令狐楚为官多年，政绩还是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人品也不算差。

太和九年甘露事变后，宦官气焰嚣张，朝臣噤若寒蝉，令狐楚还曾与李党的郑覃携手，共同抵制宦官专权。

不仅令狐楚不是牛党成员，而且， 王茂元跟李党也没有关系。

王茂元以父荫入仕，又在元和年间平定李师道叛乱中立有战功，顺理成章地加官升职，历任地方，最终像其父王栖曜一样节度藩镇。

他鲜少担任朝职，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和李党的人有任何联系。

直到会昌三年，李德裕在政治上才与王茂元有了交集。此时正值李德裕当政，他任命了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

关于这次任命，史书的记载是李德裕对王茂元“素遇之”，似乎表明两人交情很好，李德裕才重用了王茂元。

这是否能证明王茂元是李党呢？

事实上，李德裕之所以启用王茂元，只是因为他“本将家子”的身份，与党争毫无关系。

这一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侄刘稹秘不发丧，自称留后，胁迫朝廷册封自己为节度使。

作为宰相，李德裕一手主导了这次平叛事件。任用王茂元，是李德裕觉得他出身将门，适合去前线作战而已。

如果只是因为这次任命，就断定王茂元是李党，那为何从未有人说过其他几位参与平叛的节度使也是李党呢？

当年八月，王茂元就因指挥不力导致兵败，并最终病死军中。李德裕接到兵败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命王宰接替王茂元，罢了他的兵权。

事后，李德裕还对此事进行了反省，“缘王茂元虽是将家，久习吏事，深入攻讨，非其所长 ”。

由此可见，王茂元并非世人眼中的李党。

王茂元不但不是李党，相反，他和牛党大佬李宗闵、杨嗣复等人的私交相当不错。

根据李商隐为岳父起草的相关书信来看，王茂元与李德裕之间的书信跟一般的例行公文没啥区别，看不出两人有何特殊交情。

而给牛党的书信则温情多了。

王茂元在寄给李宗闵信中提到“某早蒙恩顾，累恭藩方”，表达了对后者早年提拔之恩的感激。

在李宗闵失意被贬时，王茂元又写信给他给予同情，表示慰问。

牛李两党之于王茂元，谁亲谁疏，一目了然。

所以说，令狐楚非牛党，王茂元亦非李党。而李商隐在恩师死后，入王茂元幕府，娶王氏女，根本谈不上背恩。

义山非小人，牧之才是真小人

事实上，就是牛党人物，也从不认为，李商隐成为王家的东床快婿是一种背叛。

开成三年，也就是恩师令狐楚去世的第二年，李商隐便已经入事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

如果牛党真的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大可以与他老死不相往来便是。

但是，在此之后，令狐绹依旧极力向权贵们推荐李商隐，为他的前途奔走。

开成五年杨嗣复出任湖南观察使，甚至还派人邀请李商隐入自己的幕府。

可见，入事王茂元幕府并没有影响李商隐和牛党的关系。

会昌六年，随着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所代表的的李党失势，牛党人物纷纷回朝担任要职。

李商隐也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他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趋炎附势，而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李党这一边，与腐败堕落的牛党进行了决裂。

会昌时期的烟花虽然短暂，却极其绚丽灿烂，这一切都要拜李德裕所赐。李商隐对这位名相的政绩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并由衷地钦佩敬重他。

李商隐同情他的遭遇，并用自己手中的笔强烈地为他鸣不平。

在牛党红得发紫之际，李党纷纷遭到清算，李商隐却悄然离开，隐入郑亚的幕府。之后，李商隐又先后入事卢弘止、柳仲颖的幕府。这些人，都是曾与李德裕交好，又因李德裕失势而被贬的人。

李商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牛党表示了不屑，展现了自己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坚贞品质。

而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此时完全露出了自己卑劣势利的嘴脸。他开始疯狂攻击抹黑李德裕，无视自己曾在会昌年间上书肯定李德裕政绩的事实，把这位前宰相贬得一无是处，只为向牛党献上自己的投名状。

“小李杜”诗文峥嵘，人品却有高下。

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放荡不羁的时候，李商隐的诗歌却越发朦胧晦涩，忧郁凄美，并非他刻意如此，而是时局不允许他对李德裕表现出明显的同情。

李商隐死后，诗人崔珏曾写诗掉念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崔珏并未言明李商隐的襟抱是什么，也没有说他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不管李商隐的襟抱是什么， 从李德裕远贬崖州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理想注定化为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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