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咸丰五年）七月初九巳时（上午9—11时），寿康宫中，一位中年女子的去世，令时年25岁的咸丰帝“哀恸号呼”，乃至做出剪发成服的举动。

重孝之下的费解之举

巳刻，康慈皇太后崩。上哀恸号呼，摘冠缨，易素服，诣灵驾前奠酒，还养心殿。申刻，复诣寿康宫，奉大行皇太后灵驾至慈宁宫，上翦发成服。

按照清初乃至后金时期的成例，只有当皇帝去世之后，作为九五之尊、缵承统绪的嗣皇帝才可行“断发”之举，当属皇室当中最重之孝。即使按照距此（以咸丰五年为参照）137年前（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的康熙帝所开创的先例，也只是增加了身为皇太后的嗣皇帝生母亦或先帝嫡继后而已。

而咸丰帝生母孝全皇后钮祜禄氏早于15年前（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正月十一便去世了，至于道光帝生前所册立的前两位皇后（共三位，第三位即咸丰生母），一位去世于嘉庆朝（孝穆皇后钮祜禄氏，1808年【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一），一位卒于道光朝（孝慎皇后佟佳氏，1833年【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如此一来，寿康宫崩逝的这位明显成为了咸丰帝行以重孝的特例，她便是有清一代最独树一帜的皇太后——道光帝嫔妃，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下文皆以博尔济吉特氏代指孝静皇后）。

壬寅，命大学士赛尚阿为正使，祁寯藻为副使，恭赍册宝，尊封宣宗成皇帝康慈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为康慈皇贵太妃。

当然，咸丰对此女的重视远不止于此。早在道光帝刚刚崩逝后的第六天（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一），初登大宝的皇四子奕詝（即咸丰）便宣谕内阁，拟封先帝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为康慈皇贵太妃，1851年（咸丰元年）三月十五更是令阿鲁特.赛尚阿（蒙古族重臣，时任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三朝帝师【道光、咸丰、同治】，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这样的豪华册封团队（正副使皆为大学士，遍寻清史屈指可数）对博尔济吉特氏进行了正式的册立礼。

按照惯例，当皇帝驾崩之后，嗣皇帝初继位之时，理应酌情对先帝的各位嫔妃进行尊封位号，或同级遥尊，或越级晋尊，但不管怎样，除了先帝嫡继后或嗣皇帝生母，其余妃嫔也仅仅是尊封一个位号而已，即将原有位分尊加一个“太”字，而博尔济吉特氏仅以道光朝皇贵妃之身便可受封只有太皇太后、皇太后才可享有的徽号（康慈），足以见得她在咸丰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论血缘，博尔济吉特氏与咸丰是毫无关系的；论尊贵与否，虽然博尔济吉特氏是旁人艳羡无比的皇贵妃，但只有中宫皇后亦或储君生母方可享有如此殊荣，显然她并不符合，至于嗣皇帝为何会对自己恩封如斯，四年后的一份谕旨就此将谜底公之于众。

十五载盛恩抚育，造就生前屡破规制

谕惠亲王绵愉等，朕维礼缘于义，首重慈闱之尊养。孝本乎诚，宜崇母范之鸿称。钦惟康慈皇贵太妃，侍奉皇考廿余年，徽柔素著。抚育朕躬十五载，恩恤优加。虽懿德撝谦，而孝忱难罄。今谨上尊号为康慈皇太后，福履无疆，长承爱日之暄。寿考有徵，永协亿龄之庆。一切应行典礼，著该部察例具奏。　　

1855年（咸丰五年）七月初一，在太庙刚刚行完孟秋时享礼的咸丰便向惠亲王绵愉（嘉庆帝五子、道光异母弟）、恭亲王奕（道光帝六子、咸丰异母弟）、怡亲王载垣（怡贤亲王胤祥五世孙）、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蒙古贵族，博多勒噶台亲王）、德木楚克扎布（固伦额驸，奈曼札萨克郡王）、富察.景寿（孝贤皇后侄曾孙、一等公明瑞曾孙，时任蒙古都统、御前大臣）等人颁布了本月的第一道诏令，谕旨紧紧围绕时为康慈皇贵太妃的博尔济吉特氏，不仅直接晋尊其为“康慈皇太后”，而且在晋尊事由中还明确言及“（康慈皇贵太妃）抚育朕（咸丰）躬十五载，恩恤优加。虽懿德撝谦，而孝忱难罄”。

原来，之所以博尔济吉特氏会受到咸丰帝的如此爱戴，是因为她对自己有长达15年的抚育之恩。随着1840年（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孝全皇后（咸丰生母）的去世，抚养时年仅10岁（虚）的皇四子奕詝（咸丰）的重任便交到了时为静贵妃的博尔济吉特氏手上。在此之前，她已诞育了三子一女（皇次子奕纲，1826年【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三；皇三子奕继，1829年【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七；皇六女寿恩固伦公主，1831年1月20日【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皇六子奕，1833年1月11日【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而她的位分也在15年之间（1825—1840）从刚入宫时的贵人最终跃居至形同副后的掌六宫事皇贵妃。

而作为继后之子的奕詝，能交由博尔济吉特氏抚养，一方面来源于道光帝素来对其的宠爱，另一方面也是因其自身“淑慎素着”，广受爱戴。虽然子女众多，但由于前二子的先后早夭，故博尔济吉特氏仍视奕詝同亲子一般抚养，幼年性格温顺的奕詝也自然同亲母一般看待这位养母。

只可惜，尚处英年的博尔济吉特氏，还未来得及等到正式的皇太后册立之礼（先封后册），就于晋尊谕旨下达后的第七天便去世了，享寿44岁，这也是为何咸丰会在开篇悲恸难当的原因，生于1831年（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的他，相对生母的九年陪伴，养母十五载的细心呵护在其心中扎根更深，为此方才作出上述一系列超越祖制之举。

而之所以说康慈博尔济吉特氏是清朝历史上最独树一帜的皇太后，实乃与清朝太后尊封成例大相径庭之故。有清一代的后妃制度当中，都需遵循一个铁一般的定律，即只有嗣皇帝生母或者先帝的正宫皇后，在嗣皇帝登基继位之后健在，方可符合受封太后之尊位。

纵览清朝11位皇太后当中，5位是先帝中宫皇后（孝端文皇后【因生前无徽号，故以谥号代指】、仁宪皇太后【孝惠章皇后】、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慈安皇太后【孝贞显皇后】、隆裕皇太后【孝定景皇后】），5位是嗣皇帝的生身之母（昭圣皇太后【孝庄文皇后】、慈和皇太后【孝康章皇后】、仁寿皇太后【孝恭仁皇后】、崇庆皇太后【孝圣宪皇后】、慈禧皇太后【孝钦显皇后】），只有博尔济吉特氏既非先帝中宫之主也非咸丰之生母，只因对咸丰有养育之恩方被其破格晋尊，仅此一例。

盛年崩逝，丧仪多处缩减

但随着博尔济吉特氏七月初九的去世，本该照咸丰以往性格对养母丧仪大操大办之时，却遭遇了空前的出乎意料。此时的咸丰帝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虽然将养母的梓宫（棺椁）按大行皇太后规格先后暂安于慈宁宫（七月初九酉时）、迎晖殿（七月二十一卯时），但与之后的各项举措相比，实在是与以往的孝悌之义格格不入。

第一，册谥之礼过于简略而草率。

在关于为大行皇太后尊拟谥号这个问题上，咸丰以嗣皇帝名义初次上谥便以“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而草草收尾，之所以如此描述，实是因为其中出现了两大问题：

按清朝成例，正常情况下嗣皇帝为大行皇太后初次上谥应为12字，且需系先帝庙谥。说到皇后系谥之法，正式起源于五代时期的后梁，虽然在古时，皇后母仪天下之尊，令人欣羡无比，但仍需绝对服从于皇帝，故在“从夫”思想的影响下，在皇后去世之后，需系皇帝的庙谥，即需在本身已有谥号的基础上系以皇帝的庙谥。

系谥之法作为明尊卑、显等威的指标，既可体现每位皇后的地位，又令世人单从字面即可识别出是哪位皇帝的皇后。此制经过400余年的发展演变，到明朝初年基本形成定制。按照明朝的规定，不论嫡继后在去世后都会初次上12字尊谥，只不过在是否系帝谥方面有所不同，只有原配嫡后方可系先帝庙谥。

如明仁宗朱高炽的张皇后谥号为“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前面12字为自身谥号，昭为系仁宗庙谥（昭皇帝）之意；明世宗朱厚熜的继后方氏谥号为“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天卫圣皇后”，并未系嘉靖帝“肃”字庙谥，而言及嗣皇帝生母（非嫡继后），起初只可以“皇太后”之称而拟尊谥，直到1536年（嘉靖十五年）方同继后一般称“皇后”，同样不予附帝谥，如明英宗朱祁镇生母周氏谥号为“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承圣皇后”。

该法到了清朝，随着顺治帝的入主中原，虽然大框架上基本延续明代之例，但也有明显不同之处。相对明朝的格外严谨，清代不论是先帝的嫡继后亦或嗣皇帝生母，都可系先帝庙谥（孝献皇后【顺治宠妃董鄂氏】除外）。博尔济吉特氏作为咸丰公开册封的皇太后，自然在去世后应严格按照12字上谥且系道光帝的“成”字庙谥，但可惜的是，在本该格外隆重的首次上谥，博尔济吉特氏只获得了8字谥号且未系宣宗庙谥。

太祖高皇帝三后，惟孝慈高皇后，配祔太庙，谥号称高。是别殿奉祀，称号宜殊。非惟前代之旧章，实本我朝之定制。今明禋钜典，朕不敢以感恩之故，稍越常经，景铄鸿名，朕何敢以尽孝之私，致踰定礼。自应俯如廷议，谨就徽号康慈二字合之。恭上尊谥，称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

谈及为何缩减，咸丰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三后为例，只有原配孝慈皇后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母）系太祖庙谥，故以“非惟前代之旧章，实本我朝之定制”为由未给养母系先帝宣宗庙谥。从努尔哈赤到咸丰，共经历了九代，其中不乏诸如孝庄、孝惠、孝康、孝恭、孝圣、孝和等非嫡后系庙谥之事，咸丰显然对此一清二楚，既有先例为何不予遵守。

第二，不升祔太庙。

惟念升祔太庙，大典攸关，列圣相承，具有定制。朕不敢以一己之感恩，致违大行皇太后谦冲之盛德。将来奉安山陵，礼成后，恭奉神牌黄舆还京。敬谨升祔奉先殿，以伸永慕。

1855年（咸丰五年）七月十三，咸丰宣谕内阁及大行皇太后山陵筹办专事大臣，命将养母的神牌待随梓宫奉移山陵行完奉安大礼之后，恭奉回京，于奉先殿行升祔之礼，“以伸永慕”。然而，关于更重要的升祔太庙之事，咸丰却以“大典攸关，列圣相承，具有定制”为由，不敢以一己之恩而违养母之盛德。

升祔太庙，是关于一位皇太后是否为世所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太庙中，供奉的是清朝历代帝后的神牌，而此处的皇后神牌，并非单指前面所说的原配嫡后，只要无重大错失，凡在任过皇太后者，皆可升祔太庙。而博尔济吉特氏显然并未有大错，且对咸丰帝有抚育盛恩，故升祔太庙再合适不过。

既然咸丰感念养母之恩，将其尊为皇太后，那么就理应将其神牌供奉入太庙，仅以违反定制为由，显然说不过去，过于牵强。

第三，未亲行送孝。

作为在养母生前嘘寒问暖的孝子，在大行皇太后梓宫于1855年（咸丰五年）十月二十五奉移山陵以及1857年（咸丰七年）四月二十入葬地宫之际，既未亲行护送也未扶棺尽孝。

当然，按照咸丰帝本人的说法，本该执绋相随的他，受“直隶地方民困未苏”等因所致，故此不得不兼顾具体形势，虽追念慈恩，但也不得不强抑哀思，停止亲送，奉移山陵都未去，自然在孝静皇后入葬地宫大典之时同样未扶棺牵引。

清制，大行皇太后从奉移山陵到入葬地宫的仪式，是同大行皇帝一样被称为“奉安大典”，是被历代嗣皇帝视为极为重要的典礼。无论帝后亦或皇太后在何地去世，最终梓宫都要遵照祖制回京暂安，皇太后京师暂安宫殿便为慈宁宫，这一点上孝静皇后是符合祖制的。

然而，钦天监择吉之后，大行皇太后正式奉移山陵，嗣皇帝除非年幼或有重大疾病，是必须要沿途护送的，这是成例，咸丰帝不会不知。其次，关于皇太后梓宫正式入葬地宫的大典，嗣皇帝不仅需亲往祭奠，而且吉时一至需最先进入地宫，且恭引大行皇太后梓宫龙輴（chun）入葬地宫，待确认梓宫安稳尊奉于宝床之上后，方可退出地宫，然而以上的一套本该咸丰亲自参加的流程却交给了时为惇郡王的奕誴（道光帝五子，咸丰异母弟），于情于理皆不合。

第四，未单独建陵，未敬上尊亲钤印。

自康熙帝为养母仁宪皇太后（孝惠章皇后）单独建孝东陵之后，便开启了清代“凡卒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即皇太后），均可单独建陵”的先河，自此为皇太后单独建后陵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既被尊为皇太后，而且也卒于道光帝之后，正好完全符合单独建陵的标准。

惟念慕陵妃园寝，为皇考钦定位次，即为大行皇太后灵爽所凭。自应恪守成规，藉安慈驭。谨将慕陵妃园寝，恭定为慕东陵。

然而咸丰帝却以“惟念慕陵妃园寝，为皇考钦定位次，即为大行皇太后灵爽所凭”为由，将位于道光帝龙泉峪慕陵东北2里处的双峰岫慕陵妃园寝，直接定为养母慕东陵之所在。他所援引的道光钦定位次，指的是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道光帝向时任户部左侍郎的阿灵阿宣谕，令在已建好的双峰岫妃园寝中添建石券一座，最终选择最前排正中的位置改建，而当时后宫之中，孝全皇后已逝多年，时任皇贵妃的博尔济吉特氏成为当之无愧最尊贵的那一位，此次石券的改造不言而喻，正是确定博尔济吉特的葬位所在，只可惜还未等待破土兴工，道光帝便于两月后去世了，这也是为何会有“皇考钦定位次”一说的缘故。

但经过仔细推敲，咸丰的援引却又无稳固根基可言。首先，博尔济吉特氏在道光朝即使宠冠六宫，但也只是皇贵妃，故道光帝并未将其按照皇后的规格改建葬所，他也预知不到博尔济吉特氏到了咸丰朝会升为皇太后；其次，排除道光帝已为孝静皇后选定葬位一事，在此之前，嘉庆帝之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在营修昌陵妃园寝定位次之初，尚在贵妃之位，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三，钮祜禄氏被道光帝尊为如皇贵太妃，位分的晋尊，随之而来的亦是葬位的改变，被迁改到最前排。

此决策是由道光帝作为嗣皇帝而钦定，而此时咸丰已年届20，对此定然知之甚详。同样是嗣皇帝，既然有父亲当年为恭顺皇贵妃通权变达之例，为何不遵，何况还是对自己有抚育盛恩的养母，将本是妃园寝的双峰岫升格为皇后陵，但其余妃嫔又不另行迁移，于情于理实为不妥。

将妃园寝升为后陵之后，因位于慕陵之东，故命名为“慕东陵”。按照清代后陵的规制，需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陵名于陵寝门青白石匾之上，并且按照自雍正帝开始为景陵（康熙陵）加盖“尊亲之宝”之例，后来的嗣皇帝需在先帝以及大行皇太后山陵各碑匾落款处均加盖宝文钤印。咸丰虽然落实了前者亲自书写汉字，但却在慕东陵各碑匾落款处皆未加盖“咸丰尊亲之宝”宝文。

咸丰一反常态的成因浅析

孝静皇后一生诞育三子一女，是道光帝非常宠爱的皇贵妃，又有对嗣皇帝咸丰15年的抚育之恩，生前在道光、咸丰二朝都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尤其在咸丰初年，更是被尊封为皇太后，成为清朝唯一非嫡继后亦非嗣皇帝生母而成为皇太后的孤例。但在其去世之后，丧仪却遭受到各方面的强制性缩减，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综合造就：

首先，由祖制舆情带来的压力。虽说为了感念养母十五载的抚育，也为了彰显自己对养母的孝敬之意，咸丰将其封为了皇太后，但不论王公大臣还是他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明确违反了祖制并且有些牵强的，即使博尔济吉特氏真有受封太后的可能，那也只能是在道光朝被擢升为继后，但很显然，自孝全皇后崩逝后，道光终其一生再未立后。所以，此次尊封太后实乃咸丰顶着很大压力而做的一次大胆决定。

虽然皇帝乃九五之尊，但一旦涉及到祖宗成宪，仍需参考宗人府以及诸王公的意见，更何况是违制晋尊太后此等大事。虽然最终咸丰还是以一己之力而将养母尊为太后，但迫于养母自身出身的缺憾以及祖制舆情的压力，突破一次祖制的咸丰自然不想再突破二次三次，故当养母去世之后，才会出现在系谥一事上不附先帝庙谥、在丧仪规格上做各种删减，乃至在后陵碑匾上不加盖尊亲钤印。

其次，自道光帝难决立储留下的阴影。按照自雍正朝所开创的“密建皇储”之法，皇帝继位之初便需立皇储于密匣之中，藏于随身以及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乾隆、嘉庆皆严格按照此制初继位便定立皇储。但到了道光朝，却一直踌躇，于四子奕詝与六子奕中难以抉择，最终反复经历了两次考验之后，方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最终确定四子为接班人，但出于对六子的补偿，在道光遗诏中，明确告知作为嗣皇帝的咸丰继位的同时就要立其六弟为亲王，宠爱之意溢于言表。

虽然在无声的皇储之争中，在名师杜受田的精心指导之下，咸丰最终如愿承继大统，但父亲对于六弟的宠爱他都看在眼里。而养母是奕的生母，即使养母对自己再好，那必然不如亲生的六弟。所以，一方面咸丰立养母为太后也立六弟为恭亲王，从而彰显自己“孝母弟恭”之意，但另一方面却对这位六弟逐渐加深警惕。

颁朱谕，恭亲王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　

一个最鲜明之例，在养母刚刚去世后的第13天，咸丰便向内阁及大行皇太后丧仪专事处宣谕，以恭亲王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仅如此，还取缔其所担任的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以及三库管理之权，仅留存其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之权。自此终咸丰一朝，奕都未再受重用，直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同治继位之后，方才有出头之日。养母生前，咸丰帝对这位六弟予以重任，而养母一去世，却一改以往，无不体现他对这位六弟明面感情深厚实则警惕异常。

再者，国库匮乏是硬伤。咸丰为养母不单独建陵，且行各种缩减丧仪之举，究其根本，还是源于作为基础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从嘉庆朝中后期开始，清朝各方面都已开始呈疲颓之势，到咸丰继位之初，外有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起事，为了镇压，本来已然渐呈赤字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此为其一；其二，随着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嘉庆帝继后，道光朝恭慈皇太后）、道光帝的先后去世，为了二人的山陵已然耗银如水，更别说到孝静皇后去世之时，根本无能力为其单独建陵。要知道单独建陵和妃园寝改造在开销上是有天差地别的，建好一座后陵至少需要几十万两白银，面对如此巨额数字，纵然咸丰有诸多孝慈之意，奈何实力不允许，照样没办法。

史海君说：

客观来说，咸丰对养母的孝敬并不比祖父（嘉庆）对庆恭皇贵妃、父亲（道光）对孝和睿皇后差，甚至还优胜以往，不惜为尊养母太后之位而违反祖制。但可惜的是，受祖制、亲情、经济等多方位的影响，对于养母的身后之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缩减，仿佛如此便可将其之前的突破祖制相为抵消。但实际上，却两面都没能做好，这也直接体现其犹豫不决、易受掣肘难以突破的性格。

但不管如何，营修历时一年半的慕东陵，还是在妃园寝基础上尽量按照后陵规制进行了修缮。单独将孝静皇后的宝顶围成一个独立的小院，以显养母作为大行皇太后的尊贵地位；增添了后陵标配的石五供、下马牌、享殿铜炉铜鹿铜鹤、隆恩殿牌匾、陵名匾、东西配殿、神厨库等建筑；将原属妃园寝规制的绿色琉璃瓦全部改为黄色琉璃。

慕东陵最终以妃园寝升格而建且其余妃嫔葬位并不迁出，而被称作“治标不治本”，是清朝7座后陵当中规制最低的一座（无方城明楼，宝城规制简陋，陵寝三门未全设门楼，隆恩殿仅为单檐式歇山顶，东西配殿东西朝房仅面阔三间），虽然孝静皇后去世之后的葬所存有诸多遗憾，但陵寝门外的三座五孔平桥（由于河过宽）以及陵寝“小院存于大院之中”的格局，却成为了清朝所有的陵寝当中唯一的一例，为本来最不起眼的慕东陵平添了几分新意。

而关于孝静皇后生前未能升祔太庙以及系道光帝庙谥，终于在同治继位之后有了转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一，咸丰去世后三个月，经两宫太后（慈安、慈禧）批准，为孝静皇后系宣宗庙谥，称“孝静成皇后”；1862年（同治元年）四月初八为其正式行加谥之礼。并且在同年九月初一，将孝静皇后神牌升祔太庙，到1909年（宣统元年）四月，累计补齐谥号，全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抚圣成皇后。守得云开见月明，也算为其去世之初所遭受的遗憾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资料：

《清皇室四谱》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内务府奏案》

《宣宗成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宣宗本纪》、《清史稿.文宗本纪》、《清史稿.穆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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