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时年46岁的雍正帝面对内阁递呈上来的一份奏折，“哀恸不胜”，竟然以九五之尊做出亲刺指血来批示的举动，令朝臣既惊愕又感动。原来，此份恭呈御览的折子，是关于他的父亲康熙山陵（皇陵）命名之事。

雍正朝乾夕惕下的反常之举，令朝臣既惊愕又感动

丁卯。大学士等，恭拟圣祖仁皇帝陵名进呈。上览奏，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

按制，大行皇帝去世之后，其万年吉地的命名以及具体规制都由嗣皇帝钦定，以示“孝敬”之意。如此看来雍正为父亲定陵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却做出哀痛之下以指血来圈示，朝臣自然是惊愕于他的反常，但转瞬又感动于这位中年新主的赤忱孝思之情。

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二月初，雍正刚刚为持续长达八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一事下达“不拘满蒙汉择其精练存留军营”的诏旨，紧接着在初十召集诸王大臣澄清令允禄承袭庄亲王博果铎（承泽亲王硕塞【太宗皇太极五子】长子）之爵系“恩加于私”的流言蜚语，十四日赈济山东泗水旱灾，十六批准河南黄河北岸筑坝，可谓是内忧外患应接不暇。饶是如此，朝乾夕惕的他还能亲力亲为操办父亲山陵事宜而非转为他人代劳，足以证明在大是大非面前，雍正可以始终保持一种清醒之态。

当然，为山陵命名并不代表康熙的帝陵在雍正朝才开始兴建。早在康熙时期，他的吉地工程便开始营修，但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整个景陵工程，从动工到彻底完善，竟然经历了三代帝王长达70余年的时间，在清朝陵寝史上也算是独树一帜了。而且在具体营修和规制上，景陵既有违制也存革新，对后世皇帝之陵影响深远。

因情止理，康熙为发妻开兆葬先例

按照自古以来的汉式帝王兆葬制度，从西汉时期文帝刘恒的霸陵开始，便流传下来这样一个传统，即每一位新帝继位之初便应勘度万年吉地和营修陵寝，但由于受诸多现实以及突发因素的影响，在大潮流之下也会有些许变动。

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年仅24岁的顺治帝驾崩，遗命年甫8龄的皇三子玄烨继位。正月初九登基的康熙，由于年幼需要四大辅臣辅政，好不容易于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亲政，又紧接着面临“除鳌拜、撤三藩”的现状，所以一直未有闲暇操心自己的吉地卜择之事，直到后宫一位女子的去世，方令此事不得不提上议程。

这位女子便是1665年（康熙四年）九月初八与康熙帝大婚的发妻嫡后赫舍里氏，1674年（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赫舍里氏因诞育皇次子（嫡子）胤礽难产崩逝，年方21岁，康熙为此悲痛莫名。斯人已逝已成事实，接下来便是为其办理丧仪。对于尊崇汉风的康熙帝来说，自然是要按照汉氏丧葬的大框架来定。

而按照汉式葬法，赫舍里氏是康熙帝的发妻嫡后（原配），自然理应与康熙合葬一处，即使加上康熙个人对赫舍里氏的情感作为参考因素，也是同样的选择。故在此情形之下，建立自己的山陵更需加快进程，但由于当时正值三藩之乱，故在赫舍里氏去世两个月后，只能先暂时安厝于巩华城殡宫。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正月十三这一天，康熙帝向工、礼二部颁布了一道谕旨，从“仁孝皇后陵寝已卜定于孝陵附近之山”，可以看出关于他未来的山陵基址已然择定。

仁孝皇后陵寝已卜定于孝陵附近之山，理应备依典制营建，但目今军需浩繁，民力维艰，著将地宫先行修造，其余一应工程候国用充足之日次第举行。

工程于27天之后（二月初十）正式破土兴工，本来按照规定，山陵工程一旦开启便会全面推行直到所有建筑全部完成，但由于“军需浩繁，民力维坚”而且赫舍里氏又亟待入葬的特殊情形，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康熙决定采取“著将地宫先行修建，其余一应工程次第举行”的方式。即使如此，赫舍里氏与康熙的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还是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才葬入地宫。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赫舍里氏的去世，康熙山陵卜择及营修之事最起码会推迟到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更别说是两位皇后的入葬了。

所幸，康熙违制前提下的山陵营修，也有其革新之处，成为后世范本。按照汉式的风俗，不论皇后是否先于皇帝去世，都应当同时或者后于皇帝入葬地宫，以示尊卑有序符合纲常，康熙之前的永（祖陵）、福（努尔哈赤）、昭（皇太极）、孝（顺治）四陵皆循此例。而到了康熙朝，却变成了三位皇后皆先于皇帝入葬地宫（第三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入葬）。如此做法，自然是康熙对几位皇后的感情笃深以及敬重而来，而其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也均采用此法，使其逐步成为了一种定制。

同时，关于皇后去世之后的葬殓方式。按照满洲旧制，是需要火化之后以“宝宫”（即骨灰盒）入葬地宫的，这是满族积久形成的风俗。而仁孝皇后（赫舍里氏）崩逝后，康熙首次采用棺椁盛殓的方式，由火葬改为土葬，其尊崇汉风的特点再一次得到印证。其后的清朝历代帝后丧仪，均采用棺椁土葬的盛殓入葬之法，1738年（乾隆三年）三月，乾隆更是下令将土葬之法普及到全国。

指血定陵名，世宗为彰孝父之意三破规制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69岁的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继位，以次年改元雍正。虽然在1781年（康熙二十年）底，康熙皇陵的陵宫等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但由于受兆葬制度的影响，其前导部分按例需由嗣皇帝来完成，这也是为何雍正在百忙之中仍要亲自批示父亲山陵陵名的原因所在，既是孝道本分也是常例所需，只不过他的亲刺指血更显孝忱，而为了父亲皇陵的具体规制所作的改变更是推陈出新。

1、碑匾皆由嗣皇帝御笔亲书，且钤盖尊亲宝文

朕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心。

就在确定景陵之名的六个月后，先是钦天监择吉卜定了康熙帝入葬地宫的吉日，后雍正于八月初十又做出非同以往的谕旨，他以“不亲写于心不安”，要亲自为景陵所有的碑匾御书以此“显孝思而申爱慕”。

之所以说不同以往，是因为按照旧例，虽然在大行皇帝正式入葬地宫之前，其山陵所有碑匾文字确实需要提前书写镌刻完毕，但在具体操作方面，向来是皇室成员中善书者以及南书房翰林院和工部为主导，而今却突然变成皇帝要亲自书写。当然，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是“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者好用之”，朝臣们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而已，自然在“精挑细选”之下，以“御笔之妙天矩自然”为由毫无疑问地令雍正御书中选。

并且在景陵的所有碑匾当中，落款处都会有雍正帝所首创的“雍正尊亲之宝”的嗣皇帝尊亲宝文。自此之后，除同治帝惠陵（同辈光绪继位）之外，其余帝陵的碑匾均由嗣皇帝亲笔书写、盖嗣皇帝尊亲宝文。

2、为手足至交，开皇贵妃亦可祔葬帝陵地宫之先例

1723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巳时（上午9—11点），康熙梓宫与同孝恭皇后乌雅氏还有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一起入葬地宫。乌雅氏虽然是追封的皇后之位，但毕竟是嗣皇帝的生母，所以按照康熙朝当年所创之制，与皇帝合葬地宫也属当然。而这位敬敏皇贵妃却为何仅以皇贵妃之身即可祔葬帝陵，令人不由得心生好奇。

说到她的生平，可谓淡然无味波澜不惊，生前没能得到康熙的格外看重，直到其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去世之时还是庶妃之身，没多久也只是得了一个敏妃的追封位分（也算康熙稍作破例），同年十月入葬景陵妃园寝。但万万没想到，在入葬妃园寝长达24年之后，竟然会被雍正下令改迁景陵地宫入葬。而且在此之前，雍正已于1723年（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追封她为敬敏皇贵妃，连升两级（妃—贵妃—皇贵妃），如此恩渥令人费解。

究其根本，只因她生了一个好儿子胤祥，虽然在生前没能“母凭子贵”，但身后却可以受到无数殊荣，全凭胤祥与雍正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这也直接导致雍正爱屋及乌，对待章佳氏恩渥非凡。自章佳氏以皇贵妃之身入葬帝陵首开先例之后，皇贵妃祔葬帝陵之权便自此打通，其后的泰（敦肃皇贵妃年氏）、裕（慧贤皇贵妃高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二陵也皆沿此制。

3、为显孝敬，开创非主陵建圣德神功双碑之制

前文说到，关于皇陵的前导建筑应由嗣皇帝筹划建造。而在一系列建筑当中，却有一样成为难题摆在了雍正的面前，它便是神功圣德碑亭。作为叙述大行皇帝一生功绩的功德碑，从孝道和情义来讲，应当为康熙建造，何况他还是在位时间超过一甲子的盛世之君。但如果从理论层面来说，却无此先例。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按照汉式兆葬，只有作为整个皇家陵园的主陵，才有权建造功德碑亭竖立神功圣德碑，其作用在于统驭全陵，以显“众星拱月”之意，这一点在明十三陵中有最直观的体现（只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有神功圣德碑亭）；其二，在康熙景陵之前，昌瑞山已有孝陵建有神功圣德碑亭，并且作为“入关第一帝”，顺治的孝陵之主陵地位名正言顺，既然已有主陵且已建功德碑亭，景陵再建便有违孝道和规制；其三，所谓的神功圣德碑，其命名源于《孔子家语.庙制》，意为“祖有功而宗有德”。顺治帝入主中原，对开建基业有大功，故“功大于德”，既可称“世祖”的庙号也能建“神功圣德碑”，而康熙帝则不然，不论从后金努尔哈赤（第四位）或是顺治帝（第二位）起算，单纯理论层面，康熙都难以与“祖”挂钩，自然也不能建立神功圣德碑。

我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铄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

关于康熙的庙号问题，已于其去世后的第12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经诸臣请求，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以“论勋业，皇考实为开创”为由，钦定康熙庙号为“圣祖”，虽然朝臣们全无异议，但毕竟不是理论上的开国之君，所以还是稍显勉强。但父亲生平“鸿猷骏烈，冠古铄金”，不为其立碑实非孝子之道。故在1725年（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二，雍正帝向内阁和礼部特下谕旨，以康熙“鸿猷骏业，史不胜书”为由，得出“应择吉恭建圣德神功碑”的决定。

在此，细心观察便可发现，雍正最终的决定是为父亲建立“圣德神功碑”，而非“神功圣德碑”，看似降位的表面之下，实则有雍正的多方思虑存于其中。试想，如果执意以神功圣德之名为父亲建碑，既违反主陵之外建同类之碑的祖制，也更加加深父亲圣祖庙号的勉强程度。而改为圣德神功碑，通过首创新类功德碑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对康熙庙号勉强度加以平衡（德大于功，属守成之意），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自己想要书写父亲一生功绩的孝心抒怀，两全其美。

圣意已决，便马上投入建造和镌刻的工程当中。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工程从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正式兴工，历经四个寒暑，于1729年（雍正七年）六月竣工，共计耗银24万1655两6钱4分2厘。其中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一立碑。而在立碑前夕，又遇到了一个难题。根据雍正亲自撰拟的碑文，即使经历三次删减，最终成文字数也长达4314个字，当然这仅仅是汉字的数量。要知道，按照规定，功德碑碑文是需要将满汉双体全部镌刻于上。而按照顺治孝陵功德碑的规格，光汉字就已将碑面铺满，根本无满文的容纳之处。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太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然此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

面对如此窘境，经过多方思虑，雍正最终决定采取“建立两碑，一刻清文，一刻满文”的方式。毕竟顺治帝在位仅18年，即使有开基定鼎之功，碑文最终也只有1446个字，一统碑满汉皆可置于其中还有空余。而为景陵竖双碑，既能保留碑文的字字珠玑，也能将满汉双体尽数镌刻于上且不至拥挤。当然，与此同时，出于双碑是否违反世祖单碑的情形，雍正也做出“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的训谕，实乃睿智之举。自景陵开启竖双统圣德神功碑之后，泰、裕、昌三陵皆沿此制。不论碑文字数多寡，皆用双碑。直到道光的慕陵，因自认功德远不如祖辈才就此废止。

乾隆为祖、父申孝思而展爱慕，缘何被称“蛇足”之举

虽然雍正在景陵营修一事上做了诸多革新，看似趋于完善的规制之下，直到其四子乾隆继位之后，仍未完结。关于乾隆时期对皇祖景陵的完善，源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 ）九月二十一监察御史玛起元所上的一道奏折。其大意为圣祖皇帝之所以未建石像生，实出于对世祖的孝思所故，而世宗皇帝未设石像生亦以“景陵未设不忍增加”。故按照典制，应当为景陵补设石像生。由此可见，经历了康熙、雍正两代帝王，景陵都未建石像生。

关于石像生该不该建、是否真如玛起元所说那般未符典制的问题，其实，按照明朝皇陵的规制，除却作为首陵的长陵之外，其余十二座皇陵皆未设立石像生，这也就意味着单从典制来看，非主陵设石像生是无例可循的，很明显，这与玛起元所言正好相反。但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左右，乾隆确实给景陵建了五对石像生（文士、武士、马、象、狮），并且于不久后为同样未建石像生的雍正泰陵也“依制”建了五对石像生。

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旋转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礼所未备。

在明显无例可循的前提之下，玛起元和乾隆所谓的典制又在何处？其实在建造之前，乾隆曾经向父亲泰陵当年的专事大臣高其倬询问过为何泰陵不建石像生的缘由，高其倬解释说“甬道盘旋，石像生未能整齐安供，必有背向参差，非典礼所未备”。根据高其倬的说法，仿佛泰陵也是在理应建石像生的前提之下因地势原因未能建立而非典制未备。但根据明朝皇陵的先例，实难形成统一。

而根据乾隆其后主动为自己的山陵建立石像生来看，又有其他寓意存于其中。首先，在已为祖父和父亲补建石像生之后，乾隆为自己建了足足八对石像生（多出麒麟、骆驼、狻猊各一对，仅次于顺治孝陵【18对】）来看，为祖父和父亲的补建，表面彰显孝心的同时难免有为自己设立石像生寻找先例之嫌；其次，本身非主陵不设石像生在前，康熙雍正均未设立石像生，先不论是否符合祖制，单单由于地势（景陵神道也受地势因素未成直线）原因，乾隆后期的补设也显得多此一举。

故经过乾隆的补设，虽然看似尽善尽美表尽孝心，但实际上，泰陵的五对石像生被硬性挤凑在仅仅135米的神路之上（泰陵作为西陵首陵，但由于案山蜘蛛山的影响导致神路弯曲，仅有的直道很短），而景陵石像生更是将高其倬等人所说的“背向参差”发挥地淋漓尽致，故史学界称其堪有“蛇足”之名。

史海君说：

作为拥有远见卓识文武全才的一代英主，康熙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他身后的景陵从1676年（康熙十五年）开始兴工，到1748年（乾隆十三年）修缮完毕，期间融合了三代帝王的心血，共历了72年的时代变迁。跨越时间之久，亦堪称清朝之最。而三代君主所先后缔造的六次革新，看似违制又各有内因。

虽然难免有些画蛇添足之意（石像生），但总体上，对于后世帝后陵的范本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说作为清朝（以入关后开始）主陵的孝陵可以形容为“初创阔略后世范本”，那么康熙的景陵便属于仪制完备规模崇弘。在清代皇陵史上，必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资料：

《清皇室四谱》

《陵寝易知》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昌瑞山万年统志》

《圣祖仁皇帝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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