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开始了对外的疯狂扩张，并且很快打下了大大的版图，将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国以及中亚，一直打到了伏尔加河附近。

整个欧洲为之震撼的蒙古骑兵，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永远停不下来扩张的脚步。在非洲的北部，也开始流传了蒙古兵即将打来的消息。在世人眼中，他们不仅仅是来自地狱的猛士，更是杀人恶魔。

你知道当年蒙古的震慑力有多大吗？曾经在史书中真实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蒙古兵看到十几名汉人，突然想杀人过瘾，但是因为军务在身。所以，这名蒙古兵对这群汉人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办完事再来杀你们。

结果呢，蒙古兵办完事情，那群汉人竟然真的在那里等着他去屠杀。

但是，凶猛残暴的蒙古骑兵，终于有一天遭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在蒙古军队进攻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时候，闯入了鼠疫杆菌的感染区。那时候的防疫措施，和现在很多西欧国家一样，就是群体防疫。落后的医疗技术，使当地人们只有眼睁睁看着亲人死亡，而活下来的人们会产生对病毒的抗体。

蒙古兵进入的地方，当地人已经和鼠疫斗争了几百年，并且保持着预防感染的习俗。但是，自恃强大的蒙古兵却不把这事放在眼里。或者，他们认为鼠疫对于他们强健的体魄来说，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一头牛也害怕得病的。就这样，蒙古兵许多人感染了鼠疫杆菌，并在他们快速奔袭的过程中迅速扩大化。整个蒙古军队，逐渐成为一直流动的传感器，很快随着蒙古军队的铁蹄进入了欧洲。

这场鼠疫造成了欧洲的黑暗中世纪，整个欧洲开始被死亡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每天看到身边的人，成群死去，欧洲人觉察到，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外边闯一闯，或许还有活路。于是，欧洲的航海开始了，见惯了太多死亡的欧洲人，被鼠疫折腾出了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逼着他们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蒙古兵不仅把病毒带到了欧洲，也把病毒带回了大草原。鼠疫杆菌很快在大草原上的动物中间安家落户，并开启了长期传染模式，逐渐蔓延整个大草原。

蒙古帝国的马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壮的交通工具。交通的兴旺，决定着蒙古国发达的通信和商业网络。蒙古的信使带着鼠疫杆菌，接力踏遍各地，并且在商队军队面前畅通无阻，这样也为鼠疫杆菌创造了温床。

许多人的长途旅行都跨越了文化或瘟疫的原始边界。古代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一连串的绿洲作为跳板，横穿中亚沙漠。不断向北拓展的商队贸易网络和军队把新的疾病带到大草原，其中极有可能包含鼠疫。

终于在1346年，蒙古的军队中爆发了可怕的瘟疫，而当时的蒙古军队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也为鼠疫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到了1353年，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灾难期。鼠疫与汉人反抗蒙古统治的战争结伴而行，至1359年，中国人口减少到6500万，而蒙古人入侵之前中国拥有1.23亿人口。

鼠疫的传染性，不亚于今天的新冠肺炎。快速的传播速度，给人类造成重创。阻断鼠疫的最有效方法是，只有当地人全部死亡或者被封闭，和现在的这场新冠疫情一样。而也正是这场鼠疫，造成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大草原上，鼠疫的快速扩散，使草原人口蒙受巨大损失，蒙古军队兵源得不到补充。军队兵员的下降，使蒙古军队再也无法维持强大的疆域，逐渐丧失了在欧洲的军事霸权。可以说，这场鼠疫使蒙古帝国，走向了败亡之路。

与蒙古军事力量同步衰落的还有草原上的中心城市。这些商业城市在14世纪初就已经相当繁荣。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的毁灭，世人往往归咎于帖木儿的残暴无情。然而统治者的残暴并不稀奇，如果拥有人丁兴旺的农村基地，可以随时从中吸收新居民，被毁掉的城市就有条件迅速恢复。

事实上，经历了帖木儿的烧杀抢掠之后，小亚西亚和印度的城市就是这样恢复的，但西部大草原上的城市却一个个消失了。那些繁荣的城市，发迹于完善的交通和商业网络。遭受鼠疫重创之后，商人和手工业者迅速减少，商业凋敝，统治者失去了庞大的税源收入。兵源急剧减少加之财力匮乏，终结了蒙古人的铁血统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蒙古人自己建立的能够快速移动的军队，以及发达的商业网络帮助了鼠疫的传播，导致大草原的臣民和商人陷入灾难，从而颠覆了这个强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