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一個人人皆知的成語，秦始皇被痛罵了兩千年

▲秦始皇兵馬俑銅馬車。圖源/圖蟲創意

作爲千古第一帝，秦始皇嬴政堪稱一個大IP，火了兩千多年，也被罵了好多年。

焚書坑儒，是他最知名的黑歷史之一。但實際上，這個看似爲人熟知的歷史事件，至今也無定論。

康有爲爲變法而作的《新學僞經考》，將漢代儒生視爲騙子，指出焚書坑儒是一樁兩千年的騙局。

他認爲，“秦焚書，六經未因此而亡”，先秦經典是秦漢以後逐漸散佚的，秦始皇只是在背黑鍋。他還說，“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絕”，秦始皇雖在咸陽坑了460餘人，但天下儒生衆多，“尚不啻百億萬也”，比如西漢的伏生、叔孫通等就是秦朝的博士，也沒見他們被迫害致死，儒學也沒有斷絕。

這是說，不是嬴政坑了儒生，是後世文人“坑”了嬴政。

對於“坑儒”，史學家呂思勉認爲，“所坑者非盡儒生也”。這一派學者指出，史書中被坑殺的“諸生”很多是爲秦始皇求取仙藥的江湖術士（方士），並不是儒生。

顧頡剛卻說：“當時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養着的儒生、方士都發去審問，結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餘人活葬在咸陽：這就是‘坑儒’的故事。”

甭管是儒生還是方士，反正得罪嬴政的，都被坑了，誰也逃不過。

說到焚書坑儒，經常是滿滿的負能量，但胡適的觀點與衆不同。

胡適認爲，李斯的焚書抨擊復古思想，在當時代表的是一種厚今薄古的改革精神，對其大加讚賞：“政治的專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專制其實更加可怕……我們不能不承認李斯是中國歷史上極偉大的政治家。他們採取的手段雖然不能完全叫我們贊同，然而他們大膽的反對‘不師今而學古’的精神是永遠不可埋沒的，是應該受我們的敬仰的。

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胡適的這一觀點也很別緻。

▲兵馬俑。圖源/圖蟲創意

焚書與坑儒，是兩起不同的事件。《史記》記載，其分別發生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和三十五年（前212年），起因迥然不同。

焚書事件的導火索，是秦朝建立後，分封制與郡縣制之爭的一次衝突。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在場70餘名博士爲他祝壽，一羣人聽着小曲喝着酒。

在當時，博士不是一個學位，而是掌管書籍文典的官職。秦朝統一之初，秦始皇也曾兼容幷包，在宮廷中聚集了來自七國的70多位博士和2000多名諸子百家弟子，由他們參與秦朝制度建設，他們也是嬴政的御用文人。

宴會上，一個叫周青臣的官員配合秦始皇的演出，帶頭拍馬屁，說秦始皇“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秦始皇聽了飄飄然。

偏偏有人不給領導面子。齊國儒生、博士淳于越是一個推崇分封制的復古派，聽到周青臣對秦始皇阿諛奉承，還稱讚郡縣制給力，心裏很不爽，當面就懟了起來，說：“殷周興盛千年，在於分封子弟功臣，相互輔助。如今皇帝一統天下，而子弟爲匹夫，萬一有像齊國田氏作亂、篡奪政權一樣的事情發生，誰能來救駕？”

淳于越緊接着慷慨陳詞：“我沒聽過做事不遵守古訓，還能長久的。現在周青臣又當面奉承陛下，加重您的過錯。這人肯定不是個忠臣。”

關於分封制與郡縣制的辯論，在大秦帝國不是新鮮事兒。最經典的一場，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滅六國後，王綰與李斯之間的論戰。

當時，對於如何統治這個統一的帝國，大臣們有不同的意見。

丞相王綰建議，新平定的燕、楚、齊等國地處偏遠，中央朝廷鞭長莫及，不如仿照周朝的做法，將國土分封給皇室子弟，恢復分封制。

嬴政下令讓衆臣商議，很多人同意王綰的主張，只有一個人堅決地投了反對票，此人就是廷尉（掌全國刑獄法令）李斯。

李斯對封建復古派當頭棒喝，說，周朝雖分封子弟甚衆，到後來諸侯卻互相攻伐，周天子也毫無存在感，如今秦朝以武力征服統一六國，每取一地就置郡縣，郡縣制已是大勢所趨，有利於天下安寧穩定，大可不必恢復分封制。

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不再進行分封，依靠郡縣制建立起中央集權。至此，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政府命令，一切受控於中央，深刻影響此後兩千多年的歷代王朝。

▲秦始皇畫像，出自明代《三才圖會》。

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爭論逐漸歸於沉寂，直到淳于越在咸陽宮宴會上舊事重提，再次挑動了李斯敏感的神經。

在聽到淳于越的言論後，時任丞相的李斯，決定對復古派進行徹底打擊，從根源上斷絕這股復古思潮。

李斯向皇帝指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上古三代有什麼可效法？時代變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應該不同。現今陛下開創萬世大業，非愚儒所能理解。天下已定，法令一統，百姓應當努力耕作，讀書人就要學習法令禁條。”

李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儒生“不師今而學古”，是在否定現行制度，擾亂老百姓的思想。

在他看來，知識分子讀了《詩經》、《尚書》、諸子百家典籍，常借古書非議當朝，只有燒燬這些在民間流傳的古代典籍，才能斷絕此現象。

因此，李斯冒死向秦始皇提出了“焚書”的主張（“丞相臣斯昧死言”）：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秦始皇的回答，史書上只有簡潔明快的3個字——“制曰：‘可’”。

焚書令的處罰異常嚴酷。

法令頒佈後，如果有人談論《詩經》、《尚書》之類的書被發現，就要被斬首棄市；引用古代典籍非議時政的人要滿門族滅；官吏知情不報的與犯者同罪；法令頒佈後超過三十日留書不燒者，要臉上刺字送去修築城牆。

▲李斯劇照：這位精通刑名之學的秦相，下場極爲悲慘。

焚書，是李斯爲維護秦朝統治推行的文化專制改革，如胡適所說的，其根本是反對“以古非今”

但這個專利權也不屬於李斯。早在商鞅變法時，商鞅就跟秦孝公說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史書並沒有留下秦孝公焚書的記載，竟時隔一百多年，在秦始皇這一代做到了。大秦的老闆，堪稱法家“唯粉”。

焚書的目的，是禁止民間閱讀如《尚書》、《詩經》等復古學說，但實際的執行效力，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現在很多人認爲秦始皇“焚書”，是把天下所有書籍都燒掉，其實並非如此。《史記》就說“《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官方與民間還是留存了許多儒家經典。秦末戰亂之後，這些書籍重見天日。除此之外，其餘類型的書很多也留下了，如醫藥、農學、卜筮等實用書籍。宋代學者鄭樵耐人尋味地說了一句：“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亡。”秦始皇焚書，沒有燒盡天下之書，後世學者爲了統治者而苦心研究章句訓詁之學，卻把儒家經典糟蹋得面目全非。

在焚書的第二年，發生了“坑儒”事件。

“坑儒”是漢代以後約定俗成的一個說法。如前文所述，學者認爲，秦始皇坑的並非全是儒生，實際上很多是求仙訪藥的方士，如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就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坑儒的起源，正是一起方士對秦始皇的“誹謗案”。

此處的“方士”，在思想上與黃老之學相近，他們得到秦始皇重用，專門爲嬴政修煉長生不老藥，尋訪仙人、仙山，可是“所費鉅萬”，連仙藥的影子都沒見着。

秦始皇的這三百多名方士中，有一個姓侯，一個姓盧。這兩個人忙活了這麼些年，沒找到長生不老藥，按秦律將被治罪，因此對秦始皇很有意見。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侯生與盧生私底下痛罵了秦始皇一頓後相約逃跑。也不知他們這番話怎麼傳到了嬴政那裏，一下子激怒了他。

秦始皇勃然大怒，說：“我待盧生這些人不薄，他們居然在背後罵我缺德。之前我派人去探訪在咸陽的諸生，他們中竟然還有人在發表危險言論，擾亂百姓思想。”

所謂的“坑儒”，最初就是針對方士的衝動懲罰。秦始皇一聲令下，派人搜捕審問，將咸陽“諸生”中妖言惑衆者460餘人（東漢王充考證爲467人）坑殺於咸陽城外的渭水河畔。

司馬遷的《史記》在記載這一事件時，並未對受害者使用“坑儒”一詞，而是用“文學方術士”或“諸生”。

學者李開元認爲，方術士就是方士，文學之士可以泛指博學善文之人，可能包括儒生；而“諸生”字面意義上是多位學者、學生，可以指諸子百家弟子，漢代獨尊儒術以後，“諸生”才專指儒生。

但到了《漢書》中，原本的“坑術士”卻變成了“坑儒士”（“遂自賢聖，燔詩書，坑儒士”）。《漢書》本來是一部斷代史，不用寫到秦始皇，可書中一提到秦始皇就想盡辦法黑他，比如說秦始皇是呂不韋私生子，甚至直接寫爲“呂政”的，就是班固開的頭。漢代的史學家，似乎存心跟嬴政一家過不去。這其實挺好理解，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知識分子都研究經學，而秦始皇焚書，本質上是“罷黜百家，獨尊法家”，這顯然不符合大漢的核心價值觀。東漢建立後，漢光武帝跟秦始皇過節就更大了。劉秀本來就是個儒生，在太學讀過書，稱帝后立五經博士，崇經重儒。東漢以後，焚書坑儒作爲秦始皇暴政的典型事例，基本上成了一個官方認定的“史實”，以至於世人大都忘了，秦始皇最初想坑的，是背叛他的方士。在這些刻意的誤讀中，秦始皇的形象也被越描越黑。在東漢初年的《詔定古文尚書序》，出現了坑儒的另一個版本，說是秦始皇焚書後，覺得還不過癮，就祕密派人在驪山一處溫暖向陽的山谷中種瓜。等到瓜成熟時，正值冬季。那時沒有大棚作物，冬天瓜果成熟十分反常，聽人奏報後，秦始皇假意命咸陽儒生700人前去查看。儒生們到後，秦始皇派人用預先埋伏的機關伏弩，將他們一一射殺，之後再填土掩埋。這一版本的坑儒中，被殺的儒生多達700人，他們瓜沒喫成，命先丟了。這篇文章的內容沒有其他佐證，其作者衛宏，是漢光武帝時著名的經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