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现有世界地位中，其中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就是过度扩大我们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这会一次又一次地给对手机会来纠缠我们，逼我们防御。为了让我们回到合理的位置，应该对我们的存在义务有一个仔细的评估，并对那些不合理的、落伍的及超出美国支持范畴的义务加以剔除。——乔治·凯南

从一战算起，美国加入世界大国行列才过百年。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外交经验却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素材。不同于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而来的权力均势，美国的外交经验更多地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其调整变化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这种变化绝非人们一般认为的“现任推翻前任”这样简单，而是以对现实需要的谨慎评估为基础做出的选择。本文即从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之初入手，为读者梳理和分析美式外交的变与不变。

初登世界舞台：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世界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始终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谨慎的隐藏在欧洲大国的权力争夺之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格的说，美国的外交行为对欧洲国家产生影响的初次尝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这也是美国第一次用武力击败一个欧洲殖民大国（虽然西班牙早已衰落不堪）。但是，这次尝试依旧没有改变美国是一个地区大国而非全球大国的事实。因此，我们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论述的起点是合理的。

不同于其竞选对手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经验非常浅薄，早年他是以一位颇有建树的国内政策学者闻名于世的，当选总统之后也是将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之上。他曾说：“如果在我的任期内，需要着重处理外交问题，那么这简直就是命运的讽刺。”但不幸的是，命运真的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威尔逊的任内不仅要处理重大外交问题，而且也对美国外交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对以权力均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不以为然，也不同意当时风靡全球的马汉“海权论”的主张。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威尔逊起初坚持恪守中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威尔逊的中立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在等待加入的时机。但是又不同于普遍认为的等待“加入战争的时机”，威尔逊在等待的是美国以仲裁者的身份来斡旋交战双方的时机。这一点既体现出威尔逊的外交野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道德理想成分。

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威尔逊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如果美国要恪守中立，就要切断对交战双方的货物出口。但是如此一来，就会使美国失去巨大的出口市场。因此，威尔逊逐步恢复了对欧洲交战国的出口和信贷。由于协约国在制海权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巨大优势，这些政策虽然表面上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更多地为协约国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威尔逊也默许了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实施。直到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的悲剧发生。

面对128位美国人的死亡这一令美国群情激奋的事实。威尔逊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在一战中的位置。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一反常态地引用曾令他厌恶的马汉的话，呼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海军。并且在1916年6月的《国防法》中要求扩军。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开始将一战描述为“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系统性摧毁竞赛”。面对这样的局面，原本的“公正调停”已经没有意义。威尔逊正式提出了他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世界中，地缘政治竞争和势力范围、军事联盟都将被和平的商业竞争所取代，各国通过合作解决一切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威尔逊得出进一步的推论，例如民主国家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这是因为民主国家不会彼此进攻；世界各民族都有追求自己幸福和繁荣的权利等等。

写到这里，威尔逊外交思想的转变历程基本完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外交框架已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四点原则”中的“民族自决”“集体安全”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外交思想。而威尔逊也成为后世理想主义外交的奠基者。

回归现实：罗斯福的遗产与冷战的需要

有一种观点认为，二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战的延续。从外交领域上说这句话也是说得通的。同一战一样，二战中的美国也需要思考战后世界的变化。早在二战爆发之初的1941年，美英两国宣布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仔细读来，“大西洋宪章”与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主张民族自决、都强调经济领域的充分合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西洋宪章”提出的时间是1941年8月，此时美国尚未正式加入战争。

与威尔逊的外交思想随着一战发展而变化相类似，罗斯福的主张同样随着二战的进程而改变。以战时美英苏大同盟为经验，在罗斯福的战后构想中，能否继续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成为战后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罗斯福愿意在战后东欧问题上对斯大林做出让步，这就构成了“雅尔塔协定”的谈判基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东欧问题上对斯大林让步就等同于将东欧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所深恶痛绝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虽然罗斯福常被说成是继承了威尔逊的衣钵，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已经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了。

罗斯福在“雅尔塔协定”中对斯大林的让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看到斯大林利用该协定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规定从而在事实上控制波兰之后更是如此。罗斯福总统的突然离世也使这一战后安排失去了最重要的辩护者。美国对苏联政策的重新评估开始了，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为代表的“遏制战略”思想崛起。现实主义开始超越理想主义。

思考与启示：理想为何要回归现实？

行文至此，我们简要的梳理了美国自威尔逊开始，其外交思想的转变历程。人们常常开玩笑的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放在外交领域应当如何理解呢？换句话说，威尔逊构想的基于商业和国际合作的美好未来为什么是失败的，而冰冷的权力对抗为什么不能被超越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让我们回到威尔逊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

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推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侵略，战争只会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进行。威尔逊得出这一推论是基于他的国内政治经验，而非对世界历史的观察。但是，这一推论的问题是，它对和平的标准太高了。我们姑且假定战争只会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爆发，那么只要存在非民主国家，战争就有爆发的可能，即使这样的可能性很低；而只要有爆发战争的可能，那么国家就需要面对生存问题；只要国家有对生存的担忧，那么威尔逊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抛弃地缘政治和权力均势的想法就不会被全然接受。

反观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它的核心关切就是生存。一个国家只有能确保自身的生存，才能去追求更高的目标。生存永远是国家的首要关切。理想终要回归现实的原因就在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过于严苛，而现实主义却非常接地气。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回过头来解读美国外交思想的变迁。不仅在于明确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性，同时也是说明美国外交的灵活性。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观点：美国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新总统上任后就急于否定前任的政策。这是对美国的误读。诚然，新总统确实在言语中表现出与前任划清界限的渴望。但是说不等于做。从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基本出发点依旧是当时国家面对的国际环境的改变，依旧是基于现实需要的。

说到这里，本文的主要内容就论述完毕了。其实，理想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罢，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伟大成果，都是人们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合作与繁荣的伟大尝试。理想主义对未来的乐观与期望，现实主义对问题本质的脚踏实地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伟大成果。虽然有利有弊，但二者都不可偏废。正如一位国内学者所说的：我们需要“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参考文献：1、《大幻象》，（美）约翰·米尔斯海默2、《塑造世界》，（美）戴维·米尔恩3、《1945》，（美）迈克尔·内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