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亨特张》在形式上最明显的风格，便是大量使用了“大跨幅摇镜”。摇镜的使用原本就是模仿人眼的观看方式，在两个镜头之间不以“切”来转换，而直接使用“摇”的方式，便是直接模仿人眼从A物到B物的连续观看过程，特别是跨幅很大的时候，便让人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结合《神探亨特张》的“警察抓小偷”故事，大跨幅摇镜的使用便有了“张望、寻找”之意，我们仿佛跟随着张惠领在熙来攘往的北京街头，不断介入整个埋伏、观察、张望、寻找、收网、追捕的过程。

然而还有另一种镜头与摇镜搭配使用，便是隔着一段距离的远镜头。时而使用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时而使用街头监视器的画面、时而使用相机录像画面等等，与摇镜的身历其境对比，这种录像画面所形成的远镜头则给人一种冷漠旁观的感觉。事件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甚至有时无法厘清彼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观众不断处于涉入事件、又从事件中抽离的位置，与故事本身形成某种呼应。

其次我们也发现《神探亨特张》突出使用了大量的“录像画面”，特别是在电影最后，张惠领不断询问“有录像画面吗”，然后从绝对客观的录像画面中，事实真相一一浮现、确定。然而我们也旋即发现这里头有一种影像的辩证关系：真实存在于录像画面中，则是否代表着现实中你追我逃的人生毕竟是虚假的？这不只是电影形式的问题，也是张惠领的心结所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作为一个警察、法律的执行者，与作为一个人，面对北京这个如此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这么多几近失控的问题，我（们）该选择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人相信伦理、不相信法治。这没什么好坏对错的问题，每个社会都有它维系自身的方式。唯一的危害可能是，明明不相信法治、却口口声声要以法为治，像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除了在形式上显得突兀外，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外国人在讲话。《神探亨特张》的基调当然是忧郁的，这也是它英文片名的由来，它嘲讽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反映老中国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几近失控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回过头来让我们进入张惠领的内心世界：这一切“有什么用”？

反正偷儿是永远抓不完的，也不差这一个那一个多一个少一个。但它似乎就构成了张惠领的一生，他被崇拜、被尊敬、被当作模范，然而他并不快乐，甚至显得荒谬。因为在他心中有真正的价值冲突，“抓小偷”这件事究竟是基于法治的立场（偷窃行为本来就是错、就应该抓）、还是应该考虑到伦理的立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偷窃是个社会问题、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女人说：我不去做妓女就不错了，我也是有操守的，但我要养孩子阿）？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这是张惠领忧郁的原因，也是整部电影以周云蓬的四首歌曲，传达出来的真正意涵——我们从中听见了一种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