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氣網紅”的中年危機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GQ實驗室（ID：GQZHIZU），作者：劉敏，編輯：康路凱，原文刊載於《智族GQ》2020年2月刊，題圖來自：賈睿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20年疫情期間

上面合肥的街頭瞬間，都來自攝影師劉濤的鏡頭。

他38歲，合肥人，2014年前因街拍照片在網上爆紅。

成名6年後，他依然有三重身份：著名街拍攝影師、網絡紅人、自來水公司抄表工。

網絡上，那些抓拍城市瞬間的照片，給劉濤帶來了持續的人氣。而現實中，他每天在街頭遊蕩六七個小時，午夜把自己灌醉再回家——他是家鄉合肥最忠誠的記錄者，也是精神上的異鄉人。

一箇中年男人想做一個自由的遊蕩者，攝影是他的自我啓蒙，他被點燃，卻無處可依。

“我從沒想過他是這麼拍照的”

衣服的主旨是“花裏胡哨”，藍夾克、黃風衣、紅色運動衫，唯獨不能是黑的。劉濤光頭，38歲，一米八多，他一度心想，黑衣服能藏住胸口的相機，拍照方便。沒想到一身黑，倒顯得光頭更加亮了。小販遠遠看見他相機端起來，立刻臉色大變，以爲是便衣城管拍照取證。現在他只穿花衣服，像條變色龍，融化在街頭，“看起來越遊手好閒越好”。

今天下午穿的是一件綠色夾克。劉濤步子大，蹭蹭往前走，像是急行軍。我和跟拍的攝影師很快開始流汗，太快了，跟不上。

劉濤走在合肥的馬路上像走在自家客廳，每個不起眼的角落都有解說詞：這家雜貨鋪老闆天天支着手機看抗日神劇，菜市場那個攤子的女老闆特別漂亮，是椒麻雞西施。老城的核心區街道狹窄，小巷子還是十幾年前的模樣，鹹鹵的氣味兒、包子店的蒸汽、暴躁的汽車喇叭聲都在馬路上流動。

行至一條小街，他介紹的是一棵樹：2014年10月，他抄表抄到一半，就是在這棵樹下刷開微博，幾萬條評論轉發瞬間噴湧而出——他的街拍照片被一家媒體的官方微博推薦了，謝頂的男人、西瓜和將軍肚、ATM 機前舉玩具槍的孩子……都是合肥街頭的巧合，荒誕的戲劇感。網友瞬間被圖片感染，一天之內，微博被轉發了4萬多次。

走紅還有一層原因，微博裏寫：“他今年32歲，是合肥自來水公司的抄水錶工。”

這變成了一個平凡工人深藏藝術天賦的故事。短短一週時間，本地報紙、門戶網站、攝影雜誌、安徽衛視、中央電視臺的《面對面》欄目都來了，兩個月後，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網站。此後，劉濤出了攝影集《走來走去》，賣了2萬多冊。照片被送到德國、日本等地展覽，每年都會拿一兩個攝影獎項。

2019年11月中，我來合肥採訪劉濤，在給這篇稿子拍配圖時，幾位常合作的攝影師都想來：他們都聽說過合肥這位“野生街拍大師”，但很少在北上廣的社交場合見到他，他們想知道，劉濤到底是怎麼拍照的。

答案有點過於簡單了：每天都泡在街上。在爆火的第6年，劉濤還在同樣的區域掃街，他也還在自來水公司工作。變化是街拍的時間更長了，每天從下午2點，一直拍到夜裏9、10點，街上的面孔已經爛熟。

城市有自己隱匿的活動潮汐，日日重複，連身在其中的人都渾然不覺：每天走到三孝口，剛好7點10分，一個在奶茶店打推銷電話的男人，會起身收拾公文包回家；8點鐘，菜市場水果店收攤，攤主叫“皮蛋”的狗會“咚”一聲跳到香蕉攤子上；夜裏，商業街路口有俊美的年輕人三三兩兩地抽菸，9點鐘，一眨眼全部消失——他們湧入一家巨大的夜店，換上統一的T恤準備上工。店裏跳鋼管舞的外國女孩給劉濤的 Instagram 留過言，問，你什麼時候能拍到我？

“差不多了。”3小時後，雜誌攝影師氣喘吁吁，他的工作已經完成。劉濤跟他握手告別：我接着拍了，今天剛走到一半！

“我的天。”攝影師轉過身，如釋重負。他一下午走了2萬步，接近10公里。這3個小時讓他的疑惑更多了：劉濤確實能看到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但他的照片是不是重複的套路？作品賣得好嗎？

“我從沒想過他是這麼拍照的。”攝影師的汗還在流：“圈子裏很多人都街拍，但天天這個走法，沒有。”

“過氣網紅”

自來水公司的同事們都奇怪，劉濤火了，怎麼生活一點變化都沒有？

2014、2015年最紅的時候，有半年時間，公司二樓走廊天天都有記者守着要採訪。《面對面》的採訪正做到一半，就在鏡頭前，劉濤接到電話，公司決定獎勵他一萬塊錢。

如今劉濤去公司反而像做賊。同齡的同事們都當了副科長、水站站長，剩下他職級沒動，從抄表變成了做稽查，抽查數值異常的水錶。上班的時段劉濤都在拍照，11月末了，他10月的工作都還沒完成。每天去公司打卡，見領導不在，簽完字就趕緊溜。碰上領導，假稱肚子疼，汽車車胎壞了，被貼罰單了……一個快四十歲的男人磕磕巴巴地像個小學生，雙方都知道這是找藉口。

“過氣網紅。”同事們背後說他。成名前，劉濤跟同事們來往也不多，每天要抄幾十塊表，早上拎着鐵鉤子出門，去勾戶外鑄鐵的方形井蓋。有些灰塵太厚，吐口唾沫擦，一天下來，口水都吐幹了。等到下午回公司，辦公室大姐打來電話：劉濤呀，走到哪了？幫我帶半斤瓜子吧！

剛工作時，劉濤追求進步，幫宣傳科畫漫畫，給廠刊畫插圖。年輕同事們結婚，人人都有一個大幅漫畫婚紗照，是他熬夜手繪噴印的。劉濤想好好表現，轉成內勤。老婆小靜也是水廠同事，做人力資源管理。剛結婚頭兩年，晚上劉濤畫畫，小靜看書學人力管理知識，兩個年輕人都想往上奔一奔。

幾年後，小夫妻漸漸發現，事情不是他們想象的邏輯。小靜考人力資源管理師，考了中級，又考高級，最後辦公室升職不看這個。劉濤始終沒調到宣傳科，只送漫畫不送禮，沒人幫他跟領導講好話。他還跟一羣抄表同事們在一起，聚餐的時候，領導的空碗大家搶着盛飯，領導說缺把椅子，劉濤出門去搬，回來半路肩膀突然被撞開，椅子被另一個同事一把奪走，搶着放到領導跟前。

但劉濤也離不開水廠。他只有高中學歷，武警部隊退伍後，好不容易進到這家國企單位。同事們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劉濤也是，妻子、岳父、妻子的表姐，都在水廠工作。很少有人扔掉這個鐵飯碗，一個有編制的工人每個月能拿五六千塊工資，這在合肥能保證不錯的生活。

許多同事都有兼職，開個童裝店、便利店，做點小買賣。有人夜裏跟女同事單獨喝酒，又被掃街拍照的劉濤碰個正着。 “防火防盜防劉濤。”同事們更不想跟他來往了。

兩年前，劉濤一度被調到郊區鎮上的水站，他在那裏交了一個忘年交，是50歲的老師傅侯工。侯工個頭不高，看人總是笑眯眯的。每天早上，劉濤、侯工都6點出家門，穿越半個合肥，8點到鎮上。誰先到，誰去燒壺熱水，一杯一杯給工友們泡茶。喝完茶，劉濤出門到鎮上的液晶廠、玻璃廠、食品廠，各個廠的門房送水費單子。11點多了，侯工就打電話：“快回來喫飯吧，晚點菜涼了。”

三十多人坐在食堂，廠長、站長講公司的閒事，其他人不插嘴，悶頭喫飯，安安靜靜。飯後刷不鏽鋼碗，叮叮咣咣，再去院裏曬太陽。基層員工此時開始聊天，公司誰升職，誰誰跟領導關係好，誰又出軌了……劉濤跟別人聊的不一樣，他講日本有專門做刀的鐵匠鋪子，一代一代能傳幾百年，講自己去德國辦展覽，遇到了著名的德國攝影師。劉濤推薦大家看書，說有本《動物莊園》非常不錯，英國人寫的，很好讀。

每次劉濤講完，站長笑笑，很少接茬。侯工聽得很入迷，如果不是劉濤講，他從來不知道這些事情。侯工的生活規律又重複，做會議記錄，統計固定資產，每週接兩天熱線電話，一天處理100多個投訴諮詢。晚上準時下班，回城，去菜市場買菜燒晚飯，飯後再打兩小時乒乓球。他是合同制工人，在鎮上工作了13年，一直沒能轉正，收入比正式員工少一截。平時在站上，侯工說話不多，少說少錯，不給自己惹麻煩。

有一年，公司辦了一次攝影比賽，主題是“最美陽臺”。大多人拍的陽臺都是花花綠綠，種滿了花草。侯工發現，劉濤的照片最特別：一家陽臺光禿禿的，只貼了一張美女的照片。

“他覺得那個是最美的，所以拍下來，但是別人不認可。”侯工很奇怪，公司肯定是想要那種很美、很積極的畫面，爲什麼不隨便拍一張交上去呢？

在這場攝影比賽裏，劉濤沒評上獎。看到照片，主管的科長臉色都變了，直接質問：劉濤，你是不是給我穿小鞋？

明天回去，又要勾井蓋

2010年，剛買相機，劉濤在街上拍花、拍雪景，用微距拍水滴，跟普通攝影愛好者沒什麼區別。

單位裏越來越不合羣，只有站在街上，劉濤感覺自己是自由的。劉濤加了幾個街拍 QQ 羣，羣友總在點評、在分析，只有劉濤，隔幾天就扔一堆新照片進去——他每天抄完表就掏出相機拍照，比別人在街頭的時間多得多。

剛拍照，他一天就能選出十多張片子，發在微博上，@一大串攝友、報社攝影記者、知名攝影家，零星收到一兩條評論。QQ 空間日誌過去都是漫畫作品，逐漸替換成知名街拍攝影師的照片，Matt Weber、Markus Hartel、臺灣地區攝影家張照堂……他自己的照片有明顯的模仿學習痕跡，最開始只是形式上變化，強飽和度、調成黑白，加上邊框，去掉邊框，折騰一圈後，圖片形式穩定下來，幾乎原圖直出。小清新的花草、剪影變成了街頭的人，畫面開始出現更多巧合和衝突，一些照片看上去像是瑪格南大師照片的合肥版本。

2014年5月，拍照第四年，劉濤的照片入選了北京三影堂攝影獎，這是個國內知名的攝影比賽。此前，劉濤已經零星參加過一些影展，最遠一次去浙江參加麗水攝影節。他在一家婚紗攝影店沖印了照片，配的也是婚紗照的相框，一路開車到浙江，又自己買掛鉤、繩子，咣咣咣釘在影展的牆上。來回一趟花了三四千塊錢，他很心疼。

三影堂影展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現場評委來自美國、德國、日本各個國家，走到他照片前面時，劉濤瞬間卡殼，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他羨慕其他攝影師能直接用英文交流，想說自己是抄水錶工，又怕翻譯不好解釋。

“這就是我的街頭攝影。如果是藝術，那麼就是藝術。如果不是，那就是叔沒事幹在合肥街頭抓拍。”劉濤心裏默唸，情緒終於穩定了。

一位日本贊助商女士喜歡劉濤的照片，她講日語，劉濤憋了一句：English? 女士立刻換成英語，劉濤非常尷尬——“English”就是他唯一能說的英語單詞。

開幕式的最後環節是夜間的戶外音樂會，音樂聲中，不斷有人找到劉濤，熱情地給他遞名片。那位日本女士又來了，還專門帶了一位翻譯。劉濤終於能張口了，說，我拍照是因爲喜歡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聽到翻譯馬上用日語說“大道（Daido） ”“大道（Daido） ”，劉濤忍不住了，眼淚瞬間湧了出來。

整整一晚，劉濤都被眼前的場景震撼，心裏不住嘆息：明天回去，又要勾井蓋，又要吐唾沫查表了。在這一晚之前，他跟水廠的同事們一樣，堅定地認爲在合肥混不好的人才去當北漂，可眼前的場景擊碎了這個印象。

以前他想靠畫畫擺脫抄表，失敗後轉去拍照，只是給生活找個出口。他長久地頂着太陽在街上走20多站路拍照，裏面的樂趣也很難跟人解釋得通。

“通過街道攝影讓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真實的（地）感受到存在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影像與我的經歷緊密相連。”回家後劉濤寫了一篇日誌，北京之旅讓他確定，拍照可以成爲一種長久的志業。他無法預測到，半年後自己將因爲照片一夜成名，幫他走紅的，正是他不知如何提起的“抄表工”身份。

“我要鼓勵一個自由的靈魂！”

劉濤喝酒總會喝醉，最後瞪着眼睛，滿面紅光地說個不停。“合肥”、“單位”、“領導”、“拍照”……總是這些詞，酒後的語言是斷裂的，碎片一樣一塊一塊往外蹦。在他的講述裏，成名這件事讓他遇到的荒誕更多了。

採訪最多的那兩年，幾乎每個記者都讓劉濤表演一遍勾井蓋。省電視臺要把他報道成勞模，劉濤講不出辛苦的故事。省臺記者就去找他媽媽，媽媽配合地舉起劉濤的運動鞋講故事：“走了那麼多路啊……他鞋子只要底子磨裂了，就搞一塊膠布把它粘一下子。”幾個月后街上又遇到那位省臺記者，對方直白地說， 你能紅，就因爲你是個抄表工。

本地策展人給劉濤辦了一場個人展覽，開幕當天，劉濤的父母、妻子、女兒都去了。先是策展人講話，書店老闆講話，接着詩人講話，酒吧老闆講話，等劉濤要上去講時，時間不夠了。下一個流程，研討會，長桌上每人一個打印的名籤，又一輪發言討論。

有朋友當天去看展，一直找不到機會跟劉濤打招呼，遠遠地看見他縮在長桌的一角，垂着腦袋，光頭更亮了，像在開批鬥會。

公司董事長獎勵一萬元後，劉濤請全家人喫飯。母親家7個兄弟姊妹把一張圓桌坐滿了，姨丈們大聲討論劉濤的出名，“全國那麼多人，我這個外甥能上央視，不容易！”四姨娘是醫院主刀大夫，她大聲問女兒：“劉濤連高中都沒上過，怎麼搞的（讓他出名了）？”

飯喫完了，幾個阿姨舅舅其實都很富裕，此時全悶頭給剩菜打包。母親體會到一種難得的揚眉吐氣，回家說：兒子，你一定要超過他們，咱家就要比他們照（好）！

這些荒誕的故事已經講過很多遍了，攝影圈的朋友聽過，來採訪的記者也聽過，聆聽者的一些反應也會被劉濤加到敘述裏——比如一位北京來的攝影記者因此發了一條長長的朋友圈，感慨自己回老家待兩三天都待不下去，“他說我這樣的狀態，能待在合肥真的不容易”。

成名讓劉濤掉進了一個夾縫裏；他的世界分裂成兩半，一類是同事發小，大多數沒讀過大學，都生活在合肥本地；一類是逃離了老家，在北上廣或海外工作的“有知識的人”。劉濤夾在中間，他見過外面的世界後不能再假裝沒見過，他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彌閤中間的差距。

2016年，攝影集《走來走去》出版，出品方爲他在德國漢堡辦了一場個人展覽。在德國的一週，他每天都在街頭看漢堡的路人，看油漆工都能體面地開着大衆汽車去上班，電線杆、橋洞裏到處是自由的塗鴉，有人在橋上撒一把麪包屑，引來海鷗上下飛舞，像個夢境。

在德國最後一夜，劉濤帶着啤酒和一個伊朗難民、一個德國流浪漢背靠垃圾桶用翻譯軟件聊了半宿。他想帶流浪漢們回酒店取暖，被門房攔下，最後劉濤出錢，三人大喫了一頓土耳其烤肉。伊朗難民用手指指劉濤，又指指他自己，意思 大家都是同類的人 。

回到合肥，劉濤留下了當街喝啤酒的習慣，每天掃完街，午夜就去家門口的便利店買酒。喝高興了，把手機接到店裏的音響上，房間裏迴盪起他愛聽的英文歌。

便利店值夜班的是個女店員，女孩不到18歲，板寸，像個假小子，有時人們會見到她和另一個女孩手拉手在路上走。

劉濤有一晚喝高了，直接問：“那個女生是你的女朋友嗎？”女店員承認了。

劉濤有點激動，當天他剛賣掉兩張照片，扣掉代理費，收到了4000塊人民幣。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幸運，劉濤想，合肥這座城市太封閉了，女孩這麼小，不可能跟父母出櫃，一定活得很掙扎。

劉濤問，你有什麼夢想？女店員愣住了，沒有啊。劉濤說，你最近有啥心願嗎？女店員說，我想買一輛死飛自行車，3800多塊錢，太貴了。

劉濤立刻加了女孩微信，轉去4000塊，又當場把微信好友刪掉了。

女店員目瞪口呆，半晌，隱晦地說：晚上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換成劉濤驚呆了：不是不是，我沒有那個意思。他逃出便利店，心頭喜悅， “我要鼓勵一個自由的靈魂！”

幾天後，女孩突然從便利店消失了，不久，女孩發來一封微博私信，稱自己跟女朋友分手要搬出來住，問劉濤，你能幫我出一點房租嗎？

“媽的，沒鼓勵到自由的靈魂，鼓勵了一個貪婪的靈魂。”劉濤忍着沒罵人，他回覆：你先別買車了，房租從那4000塊裏拿吧。

淝河路

淝河路只有四車道，兩側都是高高低低的農民樓，小巷又窄又深，向幽黑處延伸兩三公里，電線在半空中纏繞，攀到牆上，纏成密密麻麻的一大團。

夏天的夜裏，這裏常停電，燈光一瞬間同時熄滅，很快，狹窄的門洞裏陸續走出人來。男人赤裸上身，腆着肚子，熱得滿身是汗。他們大多是農村進城打工的苦力，第二天早上7點多，又會聚集在街角的水泥大臺子上，有面包車過來，直接點人頭：你、你、你，過來。

劉濤夜裏喝完酒，暈暈乎乎的，就到淝河路再走一圈。從街頭走到街尾，換到路對面，再從街尾走回街頭。喝多了的男人發現劉濤帶着相機，問，你幹嘛的？劉濤說，我拍照的。醉醺醺的男人條件反射地去掏口袋：我有身份證，我有身份證。

這條路就在合肥的一環路邊，距離萬達廣場、威斯汀酒店不到2公里。幾個攝影的朋友跟着劉濤來過淝河路，他們是土生土長合肥人，站在這也很驚訝：城裏居然還有這樣破敗的地方？

劉可是其中一位，她是劉濤論壇時代的老網友，見證了劉濤從買相機開始一路拍到現在。因爲厭惡辦公室政治，劉可前幾年從一所高校的教學崗位辭職。現在，她的主業是給年輕女孩們拍寫真，照片裏女孩們微笑、發呆，畫面瀰漫着少女的情緒。

“你爲什麼總拍那些掙錢的照片？爲什麼不拍點真東西？”劉濤當面稱她那些大光圈、唯美系的女孩寫真都是“迷魂湯”。

劉可腹誹：我沒有工作了，不拍這些，怎麼養家啊？

但很難跟劉濤講這些話，劉濤是在把他的經歷灌輸給別人。多年前，他也迷戀唯美的大光圈。他拍過三孝口天橋上一個乞丐喫盒飯，傍晚夕陽斜照，投出一片絢爛的金黃色，逆光中乞丐變成了一幅剪影。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19年

畫面好看，但毫無意義，劉濤如今對這種照片感到羞愧。他當時跟很多人一樣，走到街上，只能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人羣，拍攝乞丐實質是一種獵奇。

10年後，劉濤已經融化成街市的一部分。街頭比單位更親近，在單位人們本來說笑，見到怪人劉濤，都不笑了。在街頭，胖保安、賣皮帶的、看車的、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協警，遇到他都點頭：這麼晚還在忙啊？

拍照倒成了一種正職工作了。“太不可思議了。”每次抓到一個奇特的場景，他都覺得是幸運，一種時間上絕對不可重複的瞬間。劉濤對合肥的變化有一種奇特的責任感，一定要一日不差地記錄下來。 “時代的變化是連續的，不是跳躍的。” 他自己的解釋是，一個片區此前欣欣向榮，之後衰敗了，中間一定有個連續變化的過程，所以拍攝者必須每天都在。

他幾次提到，我的長時間跟訪打亂了他拍照，帶人掃街他很難進入狀態。以往去上海、去香港參展，都只出門兩三天，從未有過半個月不拍照的時候，而他一天都不想中斷。

中斷了又怎麼樣呢？我問。

太難受了，再回到街上你就有點累了，有點暈了。劉濤說。

在街上，劉濤展示了一個城市的背面。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個梳着小辮子的流浪老頭，老頭打了一串耳釘，頭上還綁了一個小黃鴨，完全是一個嬉皮士。劉濤熟稔地跟老頭一起抽了會兒煙，離開後跟劉可介紹：老人來自合肥郊縣，頭幾年看自行車，今年開始給附近停車場做導引員，一個月賺幾百塊，夜裏就睡在街頭。

劉可看着老人可憐，幾天後又跟丈夫買了一堆喫的喝的，專門進城送給他。沒想到劉濤聽說後很不高興：沒必要特意過來施捨，你應該去了解自己身邊的這種人。見到他們，遞根菸，聊聊天，比送喫的強。

劉可發現，劉濤像是強制性地，讓自己長時間地沉浸在市井環境裏。不管什麼身份的朋友，他都帶着去本地吵嚷的大排檔喫飯。去咖啡館、去西餐廳，會讓劉濤渾身不自在。他總是跟市場里拉板車的男人、跟夜裏睡在萬達廣場長椅上的無家可歸者聊天，路上遇到擦鞋的啞巴老頭，劉濤知道老頭住在幾條街外的出租房裏，還知道里面還有五六個住戶，都是聾啞人。

劉可和丈夫總是半夜10點後接到劉濤電話約夜宵。見面時，劉濤常常已經微醺，當晚他一定會喝到話都說不連貫，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放鬆下來。有一晚，劉可隨口說，你應該多陪陪你女兒。兩家的孩子都是7歲，劉可提醒，如果現在不跟孩子多相處，女孩缺少父愛，長大了隨隨便便一個男孩都能把她騙走。

劉濤當場沒說什麼，回家後連發了幾條激烈的短信：我帶你們去淝河路走過，那兒的農民工一年都見不到孩子，都是留守兒童，那些家長不是爲了孩子好嗎？他酒喝太多了，短信詞不達意，他想說養育孩子的方法不只是成天陪伴，他拍照，是讓孩子見識更大的世界。

劉濤的女兒上小學三年級，是班上唯一沒上課外班的孩子。兩年前，劉濤在朋友圈發過一個小視頻，一羣中學生家長冒雨接孩子放學，看着十分狼狽。

劉濤一定要逃掉，他想等女兒大一點，自己去決定學什麼，現在各種從衆的教育方法他覺得都是無用的。

回到日常生活，劉濤每天下午起牀，午夜回家，女兒很少見他清醒的狀態。爺爺奶奶和媽媽輪流送她上下學和喫飯，孩子跟班主任說，我爸爸的職業是睡覺。

劉可之後發出的信息都沒有回覆。劉可覺得，也許是戳到了劉濤的痛處。

“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鋼琴師”

前年，一家在上海的互聯網公司聯繫劉濤，請他給外賣員上課教攝影。

對方似乎是想讓他展示一下照片，再介紹一遍那些街頭奇異的景觀。這是一個聽起來不錯的公關活動，外賣員、抄表工，都在街頭穿梭，都是藍領勞動者，拍照這件事的門檻也並不高。

教什麼呢？調光圈快門，發現街道的巧合？在騎電動車飛快穿過紅綠燈時留心生活的美？

劉濤想起每天掃街時，在合肥最高檔的商場銀泰中心外，總有一羣外賣員在等活兒。巨大的奢侈品 LOGO 牆在夜裏像鑽石一樣閃爍，那些外賣員遠遠地排成一排，都在電瓶車上躺着，每個人都面無表情地刷手機，一個單子來了，立刻起身發動電動車，飛快地竄到馬路上。

劉濤熟悉這羣男人的狀態，每個單子都沒有喘息的時間，不可能分心去觀察什麼決定性瞬間。一個人有了創作意識，總會摸索到拍照的技巧，而讓一羣連休息時間都沒有的人，看再多新奇的照片，也只是看一眼而已。

劉濤沒接這個合作， 他幾乎從來不接商業合作。 新浪微博上，他的賬號@Grinch1982 有21萬粉絲，大概每個月更新兩三條，每個月最後一天，他會發一張長長的拼接圖，把這個月的街拍像交作業一樣發佈出來。

這些照片會火速引來幾百條評論、轉發，但也到此爲止了。他的微博從來不發廣告，剛出名時還有媒體、商業機構約他拍專題，劉濤把這看做是命題作文，怕嚐到甜頭了，再也不會回來街拍，全都拒絕了。最喜歡的相機品牌主動把新款機型借給他試用，劉濤說，我機器用得狠，相機最後得跟上過伊拉克戰場似的，還是算了。

一直以來，街拍在藝術品市場的商業價值都不高，這幾年媒體關注消退後，劉濤都沒有賣出去照片。國內還沒有成熟的攝影藝術市場，即使成名的攝影家，也很難單純靠銷售作品、銷售攝影集爲生。水廠的工資就是他全部的收入，這讓劉濤再感覺束縛，也不敢輕易離職。

一位知名商業攝影師告訴我，他把街拍當做一種獲取靈感的方式，抓拍到的構圖、光線，他會複製到日常的商業攝影中。“你在街頭拍到一個好場景，回頭給你一攝影棚，你能不能靠布光、指導模特，把那個場景複製出來？”這名商業攝影師強調了幾次“擺拍比抓拍更難”，他已經靠創辦商業攝影公司實現了財富自由，他認爲劉濤在街拍上已經是國內知名度最高、做得也最專業的一批人之一， “但他現在在一個狹小的角度越鑽越小了，這是個死衚衕。”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19年

兩年前，攝影家嚴明想幫劉濤在重慶策劃場展覽，他去訂機票、訂賓館，邀請劉濤來重慶拍幾天，“我在重慶拍過無數次，這地方很有趣，應該適合你轉一轉。”

嚴明是劉濤的好朋友，多年前，二人還是攝影比賽中評委和選手的關係。2015年，嚴明到合肥辦新書籤售會的前夜，上街買菸，“嚴老師！”馬路上有人激動地叫他，是正在掃街的劉濤。

“你天天都拍這麼晚嗎？”嚴明喫驚地問。劉濤還在驚喜的情緒裏：“天天都這麼晚！”

街頭偶遇後，兩個人成了每年都要喝幾次酒的朋友。每次回安徽，嚴明總想把劉濤拉到合肥之外去拍一拍，哪怕就去皖南的九華山、黃山都行。他自己每年都從合肥出發去採風，有幾次，車子已經全準備好了，馬上就能出城上高速，劉濤還是支支吾吾，算了算了，不去了。

“他爲啥不願意走出合肥，我覺得真是個謎。”嚴明想不通劉濤爲什麼就對那幾條老街有執念，專注、精深肯定是好事，但一個人爲什麼十年了都不願意去拍拍別的地方呢？ “就像‘海上鋼琴師’，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鋼琴師’。”

重慶這次邀請，劉濤也拒絕了：“我怕喜歡上那個地方就回不來了。”這顯然是個藉口。

“我能感受到那種應酬。”劉濤兩年後解釋，想到去重慶、去外地，要跟一羣人喫飯，互相掃微信，他就不想出門了。很多人以爲他到哪個城市都能街拍，實際上，每次出門參展，他很少真的拿出相機拍照——外地的街道都是新的，走到一個路口，就得琢磨向左還是向右，方言也不通。他覺得自己那種生疏的狀態與街頭格格不入，那不是他熟悉的城市，他沒法真正創作。

在合肥，他走在街上，整個人都是舒展的，是一個自由的遊蕩者。夜裏站在人民路的路口，劉濤觀察發賓館小卡片的阿姨們，過了路口，他又盯着收舊手機的中年男人們。“他們都守着這條路好多年了，隔了一個路口，互相都不知道。我總在想有一天像科幻電影一樣，汽車全停下來，阿姨們和收手機的男人們聚在一起跳舞。”

“你想過做一個不可替代的工作嗎？”有一晚，劉濤問我。

我問，什麼叫“不可替代”？

“你離開一家雜誌社，他們很快能招個新記者補上，你之前乾的活兒，新人都能接着幹。”

我被這個問題問住了。幾天後，我又反問劉濤，你的攝影是不可替代的嗎？

“很多人熟悉合肥，熟悉的是樓，是你看到的景觀，你絕對不會知道里面小賣部、保安室裏的人是怎麼活着的。”開始拍照後，他開始關心別人的生活，這些年看了這麼多街頭故事，活賺了。這些街頭故事的每個動作、每個表情，都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不停地在時間中生成和消散，只有攝影會捕捉到它們。

鏡頭下的城市是劉濤自己的城市，他因此擁有了重新定義合肥的權力。“我覺得我拍照這種方式，很難被替代。就算以後我走了，不拍了，也不會有人在合肥這樣拍。”

“自由是給自己的齒輪找到鉚合的地方，我現在還沒找到”

從兩年前開始，劉濤陸陸續續刪減微信好友，刪掉同事，刪掉領導，刪掉只有一面之緣的記者，刪掉出版社，刪掉版權代理。微信上有個愛攝影的省三甲醫院的主任，劉濤女兒有一年高燒不退，走投無路求助這位主任，結果當天就被安排了專家會診，連號都沒用掛。劉濤想了想，把這位主任也刪了。

有些看重的朋友他留下了，對方發來微信，積攢出小紅點，劉濤看到了也不點開。他換了新手機，徹底不安裝微信，平時跟家人用短信溝通。

這種社交自殺悄無聲息，大多數微信好友都沒意識到劉濤的消失。去年春天，侯工有天給劉濤發微信：最近有沒有好照片呀？消息遲遲沒有回覆。

侯工幾天後打電話去問，話筒那頭劉濤特別感動：這麼多微信好友，真打電話問我的沒有幾個。

二人電話里約出來喫飯，那個春天的傍晚，侯工帶了一瓶白酒，劉濤帶了很多罐啤酒。侯工講，今年夏天，他打算把兒子送去俄羅斯留學。孩子要學醫，學費一年10萬，這也是夫妻倆一年的全部工資。侯工沒跟鎮上的同事提過這茬。

“這個決定非常好！”劉濤支持他，要讓小孩多出去看看！俄羅斯的大城市嘛，全世界的人都有，總比合肥強得多。“10萬一年，值！”

俄羅斯，又是一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總是比合肥更迷人。

劉濤想過很多次，自己有一天能不能徹底離開合肥。他甚至想好了其中的細節：以前有很多人要給他拍紀錄片，拍視頻，他都拒絕了，他不想讓攝影機跟着自己去掃街——這些年劉濤從來不帶老婆、孩子出現在自己固定的拍照街區，免得街坊猜測他的個人生活，他要做那些街道完全的陌生人。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離開，劉濤打算把照片全打印出來，一張一張分發給那些面孔的主人。肉鋪的老何，遊戲店的白髮老太太，永遠在看抗日神劇的便利店老闆，在涼菜鋪子前一年一年長大的小男孩……他想邀請那些視頻媒體過來拍，拍這些人接到照片，意外發現自己多年前的一個瞬間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把他們的神色全記錄下來，“一定特別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