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逐渐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至1862年，清政府即正式开始了购买外国军舰、组建中国近代水师的计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清政府主要的假想敌还是西方各国，对于邻国日本，始终还抱着天朝上国的自尊，这就导致了后来的甲午之败。

清政府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正值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当时的综合实力而言，中国的国力显然胜过日本，经济、军事实力也都遥遥领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统治者认为，日本不过是个岛国，对中国构不成直接的威胁，这一点在甲午战争前尤为明显。

一，战前中日两国海军建设的对比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台战争，不但引起了中国朝野上下的强烈震动，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清统治者的海防意识。1874年11月5日，恭亲王奕等上奏称，日本只不过是东洋一小国耳，“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

12月6日，大学士文祥也上奏分析称：“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被派往台湾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及沿海各省的督抚们，皆以中国“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为由，主张对日“迁就了事”。究其对日妥协原因，“实以制备未齐之故”。

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呈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要求清廷大力兴办近代化的水师与海防，他说中国古代”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然而现今已是今昔异势，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实际上，日本发动侵台战争以前，李鸿章等人未将日本放在眼中。当此后态度发生转变，认为日本“其势日张，其志不小”。中国方面必须未雨绸缪。

光绪元年（1875），清廷命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各种型号的舰船。中法战争以后，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建立近代海军的重要性，加速了购置舰船的步伐。

1885年10月，清廷以“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决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派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同办理。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廷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北洋水师共有舰船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舰6艘、鱼雷舰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总吨位41000余吨，官兵共计4000余人。

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在世界海军中排名第八。北洋水师成军之初，其实力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的铁甲舰，俨然为东亚的两艘巨无霸，更使日本海军畏之“甚于虎豹”。

但是，日本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朝鲜与中国的战争，动用其国家财政的40%，甚至是80%，掀起扩建海军的高潮，为打败定远、镇远二舰，专门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四千吨的战舰，号称“三景舰”。

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舰37艘，总排水量为五万九千余吨，其实力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二，两国在海军建设态度方面的对比

日本以一小小的岛国之力，为何在海军建设方面超过了号称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日两国统治者对于海防重要性认识的区别，日本方面具有更为迫切向海外扩张的需要等外，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对于海军建设的态度方面存在重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

为了发动以国运相赌的侵略战争，日本天皇于1890年发布谕令，加快军队、特别是海军的扩张步伐。当时，日本毕竟国土狭小、人口有限，难以筹备巨款。于是，明治天皇以身作则，首先从内库中拨出三十万元，资助海军建设。随后又在日本国内发起了“海防献金运动”，共募集了二百余万元。

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在未来的六年中，每年从内库拿出三十万元，同时命将文武官员的薪俸的十分之一收入国库，全部用于海军建设。数年内，日本筹得巨款，先后订购、建造了四艘军舰。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在黄海海战中极其凶悍的巡洋舰“吉野”号。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则不同。本来清廷于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准备“再添大快船1艘，浅水快船4艘，鱼雷快船2艘。另添鱼雷艇6艘，练船1艘，运船1艘，军火船1艘，测量船1艘，信船1艘。”

如果清政府真的按照这个计划购买建造各种舰船，虽然无法判断北洋水师的吨位，是否能够超过或是与日本海军齐平，但无疑将大大缩小两国海军在吨位方面的差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除少数辅助船只外，北洋水师未曾添购新舰。至于其原因，学者大多认为是由于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了颐和园。

事实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里姑且不论。但甲午战争以前，清廷确实花费了800万两白银修建颐和园。而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将260万两报效白银用于扩建海军，而是孝敬给了慈禧修建颐和园。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慈禧太后忙于自己的六十寿诞的庆祝，也是不争的事实。清廷自此并未按照原计划继续扩充北洋水师，更是不争的事实，而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其海军力量最终超过了中国。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对于海军建设的不同态度，从一个方面决定着中日战争的胜败。

三，两国对战争形势与结局判断的比较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无论在军事实力和财政支持方面，还是国内的思想动员与舆论准备方面，都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

中国经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并均遭失败，对英法等西方列强存在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但是，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许多文人士大夫，甚至是清廷中的许多官僚，对日本却充满了鄙夷，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如，时任户部主事裕绂曾上奏说：“日本僻处东洋，综其全境言之，不过中国一二省，非有土地之广，人民之富也。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裕绂不过是简单地比较了两国在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优势，而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对比。

礼部侍郎志锐则更加乐观地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此小弱者不与之争，尚能与强大者抗乎？”还有很多官僚士大夫自认自己非常了解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认为明治维新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力有所增长，反而使内部更加混乱衰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士大夫的盲目乐观情绪，使他们将中日之间的军事战争看的非常容易，认为只要清廷下定决心，“合南北两洋海军，联舟东讨，日本必将畏惧乞和”。这样就可打消各国的觊觎之心，海上可三十年无事。

四川学政瞿鸿机也建议清廷可派军舰，“一自海入长崎；一自温州趋萨摩；一自厦门捣冲绳，收琉球故地。三路并攻，相为犄角，彼将自顾不暇，征调俱疲，而我东陲之师疾卷而复朝鲜矣”。

甲午战争以后，郭嵩焘曾抨击清流主战首领李鸿藻说：“李兰荪之意，竟欲讨日本，西击法兰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过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

当时，中国国内有人对日主战，日本国亦有人鼓吹对中国的战争。但中国的表现出的是虚骄，并未切实的战备，而日本是蓄谋已久，做好了各种战争的准备。一是虚骄，一是蓄谋；一无备，一有备。虽未战，其成败已定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