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颇为著名的商人，估计很多人会想到陶朱公范蠡和吕不韦这两位商人巨贾。陶朱公范蠡经商方面颇有天赋，在治国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在越国为吴国攻陷之后，范蠡尽心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兴之大业。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范蠡、文种等一干能臣干吏的辅佐下，越王勾践励精图治，越国复兴成功，一雪会稽之耻，反过来攻灭了吴国。范蠡在功成名就之时及时急流勇退，主动辞掉功名利禄，归隐山林。不仅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可悲结局，更是留下了一段其与美女西施相随相依的人间佳话。

与范蠡极为相似的是，吕不韦也是位亦官亦商、经商和从政均收获颇丰的商界奇才。当见到秦国安排在赵国的人质子楚时，虽然此时的子楚不受重视、生活困苦，十分落魄。但吕不韦凭借着商人的灵敏嗅觉预感到他的人生转折点来了，于是选择“投资”这位没落王孙，并帮助他谋夺了太子之位。在吕不韦的一手运作下，子楚最终成长为当时最为强大的秦国的国君，而吕不韦因功受封为相国，权倾朝野。

很显然与范蠡迥然不同的是：范蠡辅佐越王只为国之复兴，不求功名利禄，而吕不韦恰恰相反，恰是奔着功名利禄而去的。不仅如此，吕不韦在获得了秦国国相“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后，还很不知足，还要追求儒家提倡的“三不朽”之最后一境界——立言。为此，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了可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并驾齐驱的《吕氏春秋》，并高调悬于咸阳街市门上，声称：“此书若能改一字，赏千金。”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一、吕不韦悬书咸阳街与商鞅南门立木之做法颇为异曲同工

因秦孝公器重并受其委托，卫国来的商鞅准备在秦国推行“重刑厚赏”之依法治国思想，并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以为位于西部边陲的没落秦国谋求富国强兵之路。但怕老百姓不会相信他的心法，商鞅决定亲自示范。公元前359年，商鞅在南门竖了一根木头，当众宣布道：“有谁能将这根木头由南门扛到北门，赏银十两。”众人只是看热闹却无人执行，于是商鞅将赏银加到了五十两，终于有人扛起了木头，商鞅立刻赏他五十两银子。这件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城，很快便国人皆知。

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为何要专门演此一出戏？很显然有两个目的。

1，建立公平公正之秩序，为新法的全面执行打下坚实基础。众所周知，周朝奉行“亲疏有别、上下有等”的等级制度，在此传承近千年的等级制度淘洗下，国家发展的福利几乎均被位列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悉数享受，很少能惠泽底层民众，这也便是商鞅当众宣布奖赏命令却无人相信的原因。由于底层民众占据了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国家发展福利惠泽范围过小，则无法调动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国家发展必然也举步维艰。因此商鞅费尽心机、大张旗鼓导演了这一出戏，便是为了公平公正之秩序的民间喊话，为新法的执行打下基础。

2，宣扬新法。也即当众宣告众人：他制定的新法再也不是仅限于上流社会的游戏，而是实实在在地与广大百姓息息相关，并且从此往后，国家每道法律的执行，都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而参与者不分贵贱、不辨亲疏，只要满足条件便能获得厚赏。果然，商鞅在南门立木之后，很快便公布了改革的第一批法令，其中的条文也确实与民众紧密相关，也确实公平公正意味浓厚，如将每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居民必须领取居民凭证，没有凭证不能往来，不能住店。官职大小、爵位高低，以杀敌和立功为标准，杀一个敌人记功一等，升一级，贵族也一样。商鞅也正是通过“南门立木”之事，完成了新法在全国百姓之中的广为宣传。

吕不韦在编制完《吕氏春秋》之后，将其悬于咸阳街市门上，高调宣称改一字得千金，很显然也是受了商鞅“南门立木”的启发。即为了宣传他的施政新思想，使其广为民众所接受。而且吕不韦的做法较商鞅更为激进，由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1，档次不一样。商鞅仅是南门立木，行事地点和所行之事均极其普通，让人看不出有任何政治上的深层次考虑，而吕不韦却将《吕氏春秋》悬于咸阳街市门上，档次上较商鞅的南门高出许多。因为，古代一些特殊场所的门阙通常是公布国家法令的地方，《周礼·天官·太宰》就有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可见，自古便有将法令悬于门阙以供百姓观览知晓的做法，吕不韦此番悬书于咸阳街市之门上，明显在做法上承袭周礼之规范，不得不说其想要百姓接受他施政新思想的心情非常迫切。

2，奖赏天壤之别。商鞅赏银仅是数十两，最多也不过五十两，而吕不韦一口气喊价到了千金。赏金之物金银有别，数量又相差近百倍，不得不说吕不韦果然是富可敌国、财大气粗。不过细想一下，这千金其实也不好获得，因为人家之所以敢如此“口出狂言”给此厚赏，此书必然也是其仔细删改之物。用心如此良苦、功夫如此之细，删改一字谈何容易？若要删改必然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来。因此要想获得此千金，首先必须得做好功课、学富五车，其次得仔细阅读、反复推敲。如果肯下如此细致功夫，书中思想也必然深入其脑了，这何尝不是吕不韦“一字千金”面纱下的真实目的。

二、吕不韦悬书咸阳街市：“此书改一字，赏千金，”后来怎么样了？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吕不韦放出如此厚赏，那最终有没有人删改了这《吕氏春秋》中的一字，拿下了这令人怦然心动的千金呢？

答案是没有。

至于理由，汉代思想家王充给出了他的看法：“《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他认为吕不韦将自己的著作和千金悬于咸阳门市，这本身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即便有不同意见者，但一般人哪敢这么做？因此围观者之所以不敢改一字，并非《吕氏春秋》完美无缺，而是慑于吕不韦的威严权势。由此可见，吕不韦本想通过千金之赏来激发民众观其著作、读其思想的欲望，却不曾想适得其反。这沉甸甸的千金不仅没能出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热闹局面，反倒使得民众更加疏远了吕不韦，这也直接导致了吕不韦精心编制的治国思想在秦国付诸东流。

另一方面，《吕氏春秋》毕竟是治国思想，深含道理，绝非国家政令那般简明易懂，吕不韦将其悬于闹市，百姓读懂者毕竟是少数，虽然吕不韦也遍请了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但毕竟是在秦国公布法令的地方，自然面向的主要对象还是秦国民众。既然如此，以吕不韦之精明，何以行此十分不明智的举动呢？

前有所述，吕不韦有不同于范蠡之处在于：范蠡淡泊名利、远离政治，而吕不韦却以追求政治上的胜利为最终目标，政治毕竟是少数当权者参与的活动，与寻常百姓关系不大。以吕不韦之精明，吕不韦将饱含了治国施政思想的《吕氏春秋》悬于咸阳街市显然不是为了像商鞅一样普及新法，毕竟他没有获得商鞅的有利环境——秦孝公已全面接受了他的治国思想，等待实施即可。因此吕不韦之所以如此讲究排场、急切高调地宣示他的这一套治国思想，显然有向当时的执政者——秦王“施压”的可能。即“先斩后奏”先给民众洗脑，“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法已实施、合情合理之既成事实，随后反过来迫使秦王完全按照他的一套治国思想来施政行事。

当然吕不韦的这一番心血最终付诸于东流，不仅秦国百姓慑于吕不韦的财大气粗和显赫权势不仅不敢改其一字，甚至用心阅读者也寥寥无几，而且吕不韦这种行为不自觉中逾越了君臣之礼，并且挑衅意味十足，这让秦国君主秦王政心生不满，为最终吕不韦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结语

吕不韦作为经商和从政均天赋异禀的商人巨贾，对政治和名利有着执着的追求。在获取了秦国国相之显赫地位后，还组织门客编著了区别于先秦法家理论的治国新思想——《吕氏春秋》。为了宣扬他这一治国理论并且“迫使”当时秦国最高执政者秦王完全接受，吕不韦将《吕氏春秋》悬于咸阳街市门上，高调宣称：有能改一字者，赏千金。不过吕不韦如此豪掷千金，况且本身又是相国之高位，却让民众慑于其富可敌国之财富以及显赫权势，因此最终不仅没有吸引众人争相阅读，达到全面宣扬其治国新思想的目的，反而不知不觉中逾越了君臣之礼，并且对秦王的挑衅意味浓厚。最终吕不韦结局悲惨不得不说也是这次高调行事的必然结局，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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