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代頗爲著名的商人，估計很多人會想到陶朱公范蠡和呂不韋這兩位商人巨賈。陶朱公范蠡經商方面頗有天賦，在治國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在越國爲吳國攻陷之後，范蠡盡心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圖謀復興之大業。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范蠡、文種等一干能臣幹吏的輔佐下，越王勾踐勵精圖治，越國復興成功，一雪會稽之恥，反過來攻滅了吳國。范蠡在功成名就之時及時急流勇退，主動辭掉功名利祿，歸隱山林。不僅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可悲結局，更是留下了一段其與美女西施相隨相依的人間佳話。

與范蠡極爲相似的是，呂不韋也是位亦官亦商、經商和從政均收穫頗豐的商界奇才。當見到秦國安排在趙國的人質子楚時，雖然此時的子楚不受重視、生活困苦，十分落魄。但呂不韋憑藉着商人的靈敏嗅覺預感到他的人生轉折點來了，於是選擇“投資”這位沒落王孫，並幫助他謀奪了太子之位。在呂不韋的一手運作下，子楚最終成長爲當時最爲強大的秦國的國君，而呂不韋因功受封爲相國，權傾朝野。

很顯然與范蠡迥然不同的是：范蠡輔佐越王只爲國之復興，不求功名利祿，而呂不韋恰恰相反，恰是奔着功名利祿而去的。不僅如此，呂不韋在獲得了秦國國相“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顯赫地位後，還很不知足，還要追求儒家提倡的“三不朽”之最後一境界——立言。爲此，呂不韋組織門客編著了可與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並駕齊驅的《呂氏春秋》，並高調懸於咸陽街市門上，聲稱：“此書若能改一字，賞千金。”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一、呂不韋懸書咸陽街與商鞅南門立木之做法頗爲異曲同工

因秦孝公器重並受其委託，衛國來的商鞅準備在秦國推行“重刑厚賞”之依法治國思想，並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以爲位於西部邊陲的沒落秦國謀求富國強兵之路。但怕老百姓不會相信他的心法，商鞅決定親自示範。公元前359年，商鞅在南門豎了一根木頭，當衆宣佈道：“有誰能將這根木頭由南門扛到北門，賞銀十兩。”衆人只是看熱鬧卻無人執行，於是商鞅將賞銀加到了五十兩，終於有人扛起了木頭，商鞅立刻賞他五十兩銀子。這件事情一下子就傳遍了全城，很快便國人皆知。

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爲何要專門演此一齣戲？很顯然有兩個目的。

1，建立公平公正之秩序，爲新法的全面執行打下堅實基礎。衆所周知，周朝奉行“親疏有別、上下有等”的等級制度，在此傳承近千年的等級制度淘洗下，國家發展的福利幾乎均被位列統治階級的上層貴族悉數享受，很少能惠澤底層民衆，這也便是商鞅當衆宣佈獎賞命令卻無人相信的原因。由於底層民衆佔據了國家人口的大多數，如果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國家發展福利惠澤範圍過小，則無法調動底層民衆的積極性，國家發展必然也舉步維艱。因此商鞅費盡心機、大張旗鼓導演了這一齣戲，便是爲了公平公正之秩序的民間喊話，爲新法的執行打下基礎。

2，宣揚新法。也即當衆宣告衆人：他制定的新法再也不是僅限於上流社會的遊戲，而是實實在在地與廣大百姓息息相關，並且從此往後，國家每道法律的執行，都離不開民衆的積極參與，而參與者不分貴賤、不辨親疏，只要滿足條件便能獲得厚賞。果然，商鞅在南門立木之後，很快便公佈了改革的第一批法令，其中的條文也確實與民衆緊密相關，也確實公平公正意味濃厚，如將每五戶人家編爲“一伍”，十家編爲“一什”；居民必須領取居民憑證，沒有憑證不能往來，不能住店。官職大小、爵位高低，以殺敵和立功爲標準，殺一個敵人記功一等，升一級，貴族也一樣。商鞅也正是通過“南門立木”之事，完成了新法在全國百姓之中的廣爲宣傳。

呂不韋在編制完《呂氏春秋》之後，將其懸於咸陽街市門上，高調宣稱改一字得千金，很顯然也是受了商鞅“南門立木”的啓發。即爲了宣傳他的施政新思想，使其廣爲民衆所接受。而且呂不韋的做法較商鞅更爲激進，由以下兩方面可以看出：

1，檔次不一樣。商鞅僅是南門立木，行事地點和所行之事均極其普通，讓人看不出有任何政治上的深層次考慮，而呂不韋卻將《呂氏春秋》懸於咸陽街市門上，檔次上較商鞅的南門高出許多。因爲，古代一些特殊場所的門闕通常是公佈國家法令的地方，《周禮·天官·太宰》就有記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可見，自古便有將法令懸於門闕以供百姓觀覽知曉的做法，呂不韋此番懸書於咸陽街市之門上，明顯在做法上承襲周禮之規範，不得不說其想要百姓接受他施政新思想的心情非常迫切。

2，獎賞天壤之別。商鞅賞銀僅是數十兩，最多也不過五十兩，而呂不韋一口氣喊價到了千金。賞金之物金銀有別，數量又相差近百倍，不得不說呂不韋果然是富可敵國、財大氣粗。不過細想一下，這千金其實也不好獲得，因爲人家之所以敢如此“口出狂言”給此厚賞，此書必然也是其仔細刪改之物。用心如此良苦、功夫如此之細，刪改一字談何容易？若要刪改必然也要給出充分的理由來。因此要想獲得此千金，首先必須得做好功課、學富五車，其次得仔細閱讀、反覆推敲。如果肯下如此細緻功夫，書中思想也必然深入其腦了，這何嘗不是呂不韋“一字千金”面紗下的真實目的。

二、呂不韋懸書咸陽街市：“此書改一字，賞千金，”後來怎麼樣了？

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呂不韋放出如此厚賞，那最終有沒有人刪改了這《呂氏春秋》中的一字，拿下了這令人怦然心動的千金呢？

答案是沒有。

至於理由，漢代思想家王充給出了他的看法：“《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他認爲呂不韋將自己的著作和千金懸於咸陽門市，這本身就是一種富貴的象徵，即便有不同意見者，但一般人哪敢這麼做？因此圍觀者之所以不敢改一字，並非《呂氏春秋》完美無缺，而是懾於呂不韋的威嚴權勢。由此可見，呂不韋本想通過千金之賞來激發民衆觀其著作、讀其思想的慾望，卻不曾想適得其反。這沉甸甸的千金不僅沒能出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熱鬧局面，反倒使得民衆更加疏遠了呂不韋，這也直接導致了呂不韋精心編制的治國思想在秦國付諸東流。

另一方面，《呂氏春秋》畢竟是治國思想，深含道理，絕非國家政令那般簡明易懂，呂不韋將其懸於鬧市，百姓讀懂者畢竟是少數，雖然呂不韋也遍請了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但畢竟是在秦國公佈法令的地方，自然面向的主要對象還是秦國民衆。既然如此，以呂不韋之精明，何以行此十分不明智的舉動呢？

前有所述，呂不韋有不同於范蠡之處在於：范蠡淡泊名利、遠離政治，而呂不韋卻以追求政治上的勝利爲最終目標，政治畢竟是少數當權者參與的活動，與尋常百姓關係不大。以呂不韋之精明，呂不韋將飽含了治國施政思想的《呂氏春秋》懸於咸陽街市顯然不是爲了像商鞅一樣普及新法，畢竟他沒有獲得商鞅的有利環境——秦孝公已全面接受了他的治國思想，等待實施即可。因此呂不韋之所以如此講究排場、急切高調地宣示他的這一套治國思想，顯然有向當時的執政者——秦王“施壓”的可能。即“先斬後奏”先給民衆洗腦，“生米煮成熟飯”，造成法已實施、合情合理之既成事實，隨後反過來迫使秦王完全按照他的一套治國思想來施政行事。

當然呂不韋的這一番心血最終付諸於東流，不僅秦國百姓懾於呂不韋的財大氣粗和顯赫權勢不僅不敢改其一字，甚至用心閱讀者也寥寥無幾，而且呂不韋這種行爲不自覺中逾越了君臣之禮，並且挑釁意味十足，這讓秦國君主秦王政心生不滿，爲最終呂不韋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結語

呂不韋作爲經商和從政均天賦異稟的商人巨賈，對政治和名利有着執着的追求。在獲取了秦國國相之顯赫地位後，還組織門客編著了區別於先秦法家理論的治國新思想——《呂氏春秋》。爲了宣揚他這一治國理論並且“迫使”當時秦國最高執政者秦王完全接受，呂不韋將《呂氏春秋》懸於咸陽街市門上，高調宣稱：有能改一字者，賞千金。不過呂不韋如此豪擲千金，況且本身又是相國之高位，卻讓民衆懾於其富可敵國之財富以及顯赫權勢，因此最終不僅沒有吸引衆人爭相閱讀，達到全面宣揚其治國新思想的目的，反而不知不覺中逾越了君臣之禮，並且對秦王的挑釁意味濃厚。最終呂不韋結局悲慘不得不說也是這次高調行事的必然結局，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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