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19：00 – 21：40，朱民、王信、張春、伍戈等解析新冠疫情下的經濟復甦。

王慶表示，總的來講，各國在應對疫情政策反應力度上，中國總體表現是相對有剋制的，這種剋制也反應了我們中國無論是主觀、還是事後去防控的做法，體現了中國政策層面對沖擊本身的性質認識相對來講比較準確，至少有應對方法。

以下爲演講原文：

王慶：大家好！剛纔幾位嘉賓的講解、分析我用非常有收穫，接下來我分享幾個觀點，因爲前面幾位嘉賓，尤其是我們朱行長和李博士已經講的非常全面了，我就針對幾個問題提幾個判斷。

第一，算是點評一下李博士的那個報告，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關於談到各國政策，對比了亞洲各國、以及其它國家一些國家的反應力度，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有above line和below line反應，和貨幣政策尤其是利率的調整，下調的幅度對比，很有意思的一點是，發現中國反應政策上表現相當有剋制，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緊接着PPT展示了對比中國這輪刺激中提供的信貸脈衝的概念，對比了2008年、2009年，給人的印象是中國這次至少從信貸脈衝（credit impulse）指標來看，好像刺激的力度跟2008年、2009年很類似。

我覺得從PPT整個安排上好象有不太明顯的地方，我認爲有可能李博士PPT裏呈現的信貸脈衝指標，由於構建本身可能會over state中國信用刺激的力度，我注意到我們用的數據是季度新增信貸量的變化，以及四個季度GDP比例的比值，這裏有可能會高估信用刺激的力度。

我這裏也呈現了我們計算的信貸脈衝，就是新增社會融資增速，以及和過去12月的GDP比較，對比下來我們這次的信貸刺激跟2008年、2009年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在李博士的PPT裏用了一個季度的數據，通常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信貸數據在一季度往往發放比較大，但中國的GDP數據在四季裏一季度是最小的，同時由於這次疫情衝擊，使一季度GDP崩潰了，這樣計算出來的信貸脈衝就有點不足夠真實。

如果做一個修正的話，更準確肚量信貸脈衝的話，我們發現中國這次credit impulse從信用刺激來看，跟2008年、2009年不是一個量級。這樣跟前面我們看到的財政刺激、以及降息刺激上看就比較一致了。

第二，儘管我們當前有很多關於經濟、資本市場形勢的談論、以及政策應對，聚焦在疫情的衝擊和針對疫情政策的反應，就中國而言，我們不能忽視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宏觀背景（在疫情發生時的）。

在疫情發生前，中國經歷了連續3年（2016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經濟和信用週期下行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我們整體宏觀政策在主基調指引下做出的，也就是過去兩三年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去槓桿解析信用的大背景下出現了中國連續3年經濟和信用下行，這是我們這次疫情發生的一個背景。

這3年的經濟和信用週期下行，實際上主要是政策導向，政策就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去槓桿解析信用，而這個政策實際上在2019年年中、或二季度就已經出現了轉折。如果看社會融資變化的話，在2019年二季度、以及年中已經出現了拐點。

由於信用週期的拐點，預示着經濟週期的拐點也在隨後的6-9個月中也會出現，如果不發生疫情的話，中國經濟週期的拐點應該也在今年一季度發生。但是實際中是沒有發生的，因爲不僅沒有發生，反而整個增速崩潰了，這是因爲疫情的衝擊。

這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容忽視的一個背景，這個背景很重要，實際上本來我們政策已經在調整了，如果沒有疫情衝擊，我們判斷經濟也會進入一個上行週期，由於疫情衝擊，我們上行的過程被打斷了、被推遲了。

反過來，在應對疫情的財政、貨幣、信用、信用等監管政策，是以更大的範圍、更廣的方式展現出來了，後續中國經濟復甦有技術原因，也有大的信用和經濟週期背景的原因，後續中國經濟的復甦很可能比大家預想的要強勁。

從這點來講，我更認同海斌他們的判斷，可能比他們還更樂觀一點，後續中國經濟的表現很可能比我們IMF預測要樂觀。因爲不僅是疫情，實際上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經濟和信用週期拐點的背景下發生的，所以後續中國經濟V型的反彈、復甦可能比預測的要強勁。

第三，總的來講，各國在應對疫情政策反應力度上，中國總體表現是相對有剋制的，這種剋制也反應了我們中國無論是主觀、還是事後去防控的做法，體現了中國政策層面對沖擊本身的性質認識相對來講比較準確，至少有應對方法。

實際上我們對沖擊性質是有一個認知過程的，剛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們普遍認爲它就是一個supply shock（供給衝擊），後來在應對過程中推行的這些措施，最近演變成了demand shock（需求衝擊），因爲大家都不活動了。

最後發現，supply和demand都停頓了，就等於大家最後可以把它總結爲一個經濟停擺了。

最佳的應對方式是，如果沒有政府主體存在的話，從市場主體來做的話，如果有一個短期的income shock（收入衝擊）、income shock foll的話，就是用儲蓄來填補了，來平滑消費，甚至平滑投資行爲。

從這個方面講，中國之所以能夠應對好一點，也跟中國的儲蓄率高有關，尤其是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過有關。

另外一方面，剛纔海斌也講了，中國在應對方面跟其它發達國家不一樣，尤其在 income trasfer方面是零，一個是中國儲蓄率高，自己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國沒有現成機制去幫助來實現這樣一個過程。

同時，因爲中國在應對疫情方面採取的非常有效、非常嚴格的管控措施，這個shock持續的時間短，因此恢復的就更快一些。這種舉措也跟衝擊的性質是匹配的，從而也就不需要在宏觀、財政、貨幣層面有過強的應對，因爲我們在應對沖擊和政策上，合適的匹配更重要，如果不匹配得當的話，恐怕只能在貨幣、財政政策層面上過度反應，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來講，歐美國家應對相對來講不是那麼精準，這體現了對shock的認識。

最後一張幻燈片，如果我們對沖擊的有這樣一個認識，畢竟它還是一個外生的衝擊，但我們各國政策反應力度又如此之大，這裏有不對稱性，部分原因是由於衝擊本身是人命關天，所以不存在道德風險問題，不像2008年、2009年有那種救哪家機構、不救哪家機構的討論，這次是沒有的，所以是沒有限制、沒有底線的。

這種不對稱性最後有什麼後果呢？戰後的現代經濟史我們經歷了這樣一個大的週期，海洲提到尋錨問題的時候也暗示過，從80年代之後實際上走了一個很長的通脹下行過程。

首先，有Homework（015855）當年強有力貨幣政策的緊縮，全球化帶來的問題，2008年、2009年的危機儘管有強有力的刺激，但實際上是一個去槓桿的過程，是一個通縮壓力過程，所以沒有產生通脹。

但這次的shock不一樣，這次政策反應又是如此之大，後續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我覺得在這個當口討論未來可能產生的通脹風險，相信比2008年、2009年討論更有意義，也更有現實性。

當前每個國家政策反應方式不一樣，在後果出來的時候，或者水落石出之黑的表現也不一樣。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如何理解我們央行，尤其是易綱行長反覆提到的我們要珍惜中國比較難得的正常的貨幣政策環境，包括我前面一開始提到的政策應對方面表現的剋制。

是不是都會在最後水落石出過程中，現在的做法會體現出它的優勢呢？而這個優勢最後反應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反應在最後匯率上呢，會不會使我們金本位、美元本位、佈雷頓森林體系二，如果這個體系崩潰的話，如果我們有這麼一個相對政策的貨幣條件的話，人民幣的地位在後續後疫情時代，尤其短期衝擊過後，對全球的影響，人民幣貨幣地位是不是得以重新加強，地位會確定，我們提到的亞洲時代是不是在這樣一個特色下表現出來？

我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沒有答案，供大家參考和思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