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反反覆覆，時刻牽動人心。

貿易爭端是中美衝突的開始還是結束？美國打壓華爲、遏制中國，對兩國將產生什麼影響？對中國而言，如何保證利益最大化？

既要想辦法化解矛盾，又要做壞的打算，未雨綢繆。希望通過本文，對中美關係，你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作者：毛振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誠信集團董事長

編輯：三三

來源：正和島

一、中美衝突可能不會止於貿易爭端

自1972年“破冰”以來，中美關係經歷“孤立與限制”“建設性戰略合作”“戰略競爭”“利益攸關”“合作與競爭”幾個不同階段。

可以說，中美相交的道路並不平坦。但總體來看，中美關係處於“鐘擺狀態”——既好不到哪裏去，也壞不到哪裏去。

美國曆來奉行“盟國策略”，中國雖然一直不是美國的盟友，與美國存在一些利益衝突，但也從來不是美國公開的敵人，而且在上一輪全球化浪潮中兩國多有合作併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受益者。

但是，特朗普當選後，中美關係種擺運行的狀態被打破，特別是他提出的中國是美國首要的戰略競爭者，在一定意義上意味着在目前的中美關係中，矛盾、競爭、衝突的因素已達歷史高位。

2018年4月以來的中美貿易爭端，是這些矛盾、競爭、衝突在當前條件下的集中表現，但可能不是中美衝突的全部。

二、中美貿易爭端的3個影響

最近幾年，美國國內遏制中國的主張愈演愈烈，並前所未有地超越黨派，成爲政商精英對華政策的共識。

那麼，貿易戰對中美兩國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

1、 貿易戰不是美國經濟復甦的原因，也無力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雖然特朗普反覆強調美國經濟走勢好轉，但事實上美國經濟回暖主要源於國內的週期性因素。

“消除貿易逆差”是貿易戰初期美國提出的目標，但事實上貿易逆差部分是由美國經濟結構與美元特殊的國際貨幣地位決定的。

一方面，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製造業就逐漸向海外轉移，其消費品和工業製成品相應依賴進口，區別只在於從中國進口還是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

另外，美元是當前最重要的國際支付貨幣和儲備貨幣。爲維持這一特殊地位，以貿易逆差輸出美元，滿足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美元的需要是必然結果，更何況以出口貨幣換取物資使得美元成爲國際貨幣後美國得以享有“鑄幣稅”的國家利益。

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身體現的是國家政策與國家利益，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無助於這一問題的解決。

2、 貿易衝突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不是中國經濟走低主要原因

貿易是中美經濟關係的壓艙石，商業往來則是中美關係友好的基礎，有助於調和中美文化差異，促進雙方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爲的確傷害了中美之間的商業往來，極大地衝擊了中美經濟的互補性。

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發展和歷練,中國經濟已經具備較強的抗衝擊能力,經濟管理部門也累積了比較豐富的應對、化解困難局面的經驗和智慧，中美貿易爭端帶來的負面影響完全是我們能夠承受和消除的。

3、 貿易爭端可能只是中美衝突的前哨

出於對彼此的經濟依賴方面考慮，即便中美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和解，國家間利益分配和調整的博弈所帶來的潛在衝突也仍將長期持續下去，甚至常態化。

雖然中美之間不會訴諸武力，但可能會在貿易、金融、能源、外交、地緣政治乃至武器裝備等層面展開對抗與競爭，並互相劃定勢力範圍。

與“舊冷戰”時美蘇之間幾乎不存在貿易關係和商業往來、經濟結構也難言互補性不同，中美可能的“新冷戰”發生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依賴、融合與互補上，一旦進入產品、技術、資金、人員全面切割和陣營劃分的階段，不僅中美兩國利益會受損，在中美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合計高達51.7%的條件下，如果中美關係惡化，勢必給本就孱弱的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與危害。

三、美國隊對中國政策的2個誤讀

中美建交40多年來，中美關係雖然並非一帆風順，但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受了中國發展體制和道路，和中方一道共同推進着經濟全球化。爲什麼局勢會突然發生變化？

1、 美國誤認爲中國不再需要外資和外資企業

2008年第三季度，受出口萎縮拖累，我國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滑。

爲防範危機衝擊進一步擴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推出一系列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政策，比如“四萬億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以及寬鬆的信貸和貨幣政策等。

從結果看，以投資穩增長的措施成效顯著：在全球經濟一片低迷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率先企穩，在後危機時期贏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但事有兩面，爲實現快速穩增長目標所選擇的宏觀調控方式使得中國的經濟格局相應也發生了轉變：

一方面，和危機前相比，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權力有所放大，市場的作用相對縮小，發揮政府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失靈，但也不乏政府主導的資金配置與企業根據自身經營發展需要做出的融資決策不匹配情況。

另一方面，雖然政策層面一直強調保護、提升私營經濟的地位，並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但在執行層面，一些國有企業在資本裹挾下，憑藉固有優勢不斷向並非關係國計民生的競爭性領域擴展，擠佔非國有企業投資經營空間。

這些不僅是目前我們面臨國有企業槓桿率高企、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加劇的直接原因，也引發了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管理層對中國政策環境的擔憂，公平競爭問題甚囂塵上。

隨着經濟水平提升，中國由資本輸入國轉變爲資本輸出國，這都給美國商界帶來一種“中國不再需要外資和外資企業“的錯覺。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錯覺和擔憂導致美國商界從過去對華關係的支持者轉變爲懷疑者甚至是反對者，而商界態度的變化無疑會強化美國一些政客和專家對中美關係的負面看法。

2、 美國誤認爲中國不走和平發展之路

次貸危機後，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發生了兩個新變化：第一，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第二，中國加大“走出去”步伐，在維和、海上護航、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等方面承擔更多國際義務。

次貸危機初期，歐美國家大量企業瀕臨破產，美國、法國和英國等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都曾明確表示鼓勵、支持和感謝中國企業的投資。

隨着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泛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轉向與西方資本不存在正面競爭、後者所不願意涉足的“一帶一路”沿線和非洲國家。雖然中國的作爲確實爲全球政治、經濟均衡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中西方文化制度方面存在差異，中西方在全球治理等根本性問題上看法相左。

越來越多的政治精英和意見領袖認爲，對美國而言，“中國不但是個戰略挑戰，而且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了美國利益”。

雖然中國只是希望爲推動全球化治理體系改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思路新方案，無意挑他國，但在複雜、敏感的時期，中國的變化依然引發了包括美國在內世界的誤讀和擔憂，並招致連鎖反應。

四、應對複雜敏感局勢，中國要做好2個準備

如何應對當前複雜敏感的局勢？

1、 短期：以最大努力讓中美衝突止於貿易領域

如果不主動做出調整，中美博弈可能經歷三步而至全面對抗：第一步是貿易爭端，第二步是脫鉤，第三步是冷戰。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從中國利益視角看，止於貿易爭端時最優解。

當下，應該藉着2018年年底中美元首阿根廷會晤給中美貿易戰帶來緩和曙光的契機，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朝着於我有益的大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未雨綢繆，爲可能的“新冷戰”做好預案，以防只能被動回擊。

2、 長期：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進一步擴大開放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的關係。

第一，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

第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激發市場蘊含的活力。

第三，爲不同所有制企業參與經濟建設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保持戰略定力，不因個別國家的泥全球化選擇放棄來之不易的開放成果。

五、結語

習總書記曾經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在穩定的政治格局和良好的營商環境下，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外部形勢的變化，要相信我們能夠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創造新的歷史奇蹟。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本文摘編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所著《雙底線思維》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