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防疫成歐美“隱私保護轉折點”？ 美學者：需找到兩全其美辦法

[環球時報駐德國、美國、奧地利、法國、西班牙特約記者 青木 侯義瑩 夏雪 姚蒙 王方]是“生命高於隱私”，還是“隱私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個問題，特別是對歐美國家民衆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一場爭論也在歐美國家持續——應對隱私保護的新困境：有些國家的民衆看上去有所“讓步”，有些則在堅守。當“抗疫優等生”德國推出的“新冠警報App”下載量達到1500萬人次時，德媒認爲“疫情成爲德國人隱私保護的一個轉折點”。而在法國，下載類似應用的人數不到50萬。在西班牙，宵禁令解除的同時，跟蹤疫情的App也停止使用。表面上爭論圍繞着追蹤感染病例接觸者的智能手機App，而深層次已上升到怎麼看“資本主義監視文化”。歐美民衆深受恐怖襲擊毒害，因此在“大數據反恐”方面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少。那麼，在後疫情時代，歐美國家能在保護個人隱私和確保公共利益的問題上找到兩全其美的策略嗎？

德國出人意料：“新冠警報App”受歡迎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7月6日發佈數據稱，自6月16日發佈以來，德國“新冠警報App”下載量已達1500萬人次。德新社在報道該消息時感嘆：“這是出人意料的結果！”德國衛生部長認爲，“德國新冠警報App比歐盟其他國家的類似應用都要更普及”。據德媒報道，該應用第一天下載量就達到了650萬人次。《環球時報》記者看到，這款App在蘋果商店的評分達到4.7分，許多德國用戶認爲“很有創意，又方便又實用”。該App可通過藍牙功能，定位兩米內的其他用戶，通過交換代碼的方式，匿名記錄14天內的“密切接觸者”。如果有用戶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可自願將該結果輸入App系統，其他“密切接觸者”將收到系統警告信息和措施建議。

這款App由德國電信公司、軟件企業SAP等製作。德國聯邦數據保護專員克爾貝表示，德國這款自願下載的App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App更注重保護隱私，如註冊時無須提供電子郵件或姓名，且全過程使用代碼，無法回溯使用者身份等。不過，也有不少專家質疑這款App的效果。因爲許多用戶下載後，並沒有真正用起來。據德國電視一臺5日報道，只有300名感染者在App上註冊。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也認爲，類似的App有六成民衆使用並遵循其警示信息時，才能阻止疫情。

德國新聞電視臺6月30日公佈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2/3以上的德國人相信“疫情期間提供的個人數據可以被保護”。《環球時報》記者觀察到，疫情期間，進入德國一些公共場所，如咖啡館、餐廳、企業、健身房、政府機構等，有的也要求登記手機、證件號等。大多數人認爲，這情有可原。德國內政部的數據顯示，至今以“侵犯保護隱私”爲由投訴的約有60人。

德國《焦點》週刊近日分析說，在疫情中，“生命高於隱私”是一條定律，從“新冠警報App”到“健康碼系統”，再到遠程醫療等，德國數字抗疫取得很大的成功，“新冠疫情成爲德國人隱私保護的一個轉折點。”《法蘭克福評論報》在報道有關“後疫情時代的新數據保護”話題時表示：“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場新變革，但必須爲了個人和社會的衛生安全而妥協。而且，這可能只是個開始。”

德國民衆在隱私保護方面顯得有所寬容，但這不意味着個人信息可以隨便被人泄露。在德國，圖林根等州甚至規定，如果教師在給學生上網課時，泄露學生隱私，將被處以100歐元到1000歐元罰款。歐盟委員會也針對疫情中數據保護問題制定了相關的“保護指引”。柏林工程師馬庫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官方需要獲取民衆詳細的健康數據，用於疫情防控和研究的做法可以理解，這是拯救生命。關鍵是政府要有嚴格措施，不泄露這些數據。”

西班牙宵禁解除，防疫App也停止使用

在南歐的西班牙，爲更好抗擊疫情，人們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問題上也有所改變。《環球時報》記者認識的一位華裔確診爲新冠肺炎患者，他在治癒後告訴記者，醫生提醒被治癒者，出院後應告知身邊的人自己感染的過程，讓大家提高警覺。這種情況在以前是不多見的，畢竟很多人把病患看成是很大的個人隱私。

據記者瞭解，在西班牙疫情最嚴重階段，很多城市都要求民衆自願下載跟蹤疫情的App，填寫真實姓名和健康狀況，以便政府全面瞭解疫情，同時，自己也可通過應用和當地醫院直接聯繫。西班牙《先鋒報》的調查顯示，81.5%的受訪者認同這一防疫舉措。在西班牙疫情高發期間，有400餘萬人下載使用了這款App。據瞭解，6月下旬，隨着西班牙各地陸續解除宵禁，這款App也停止使用。

談到西班牙人對隱私問題的一些變化，一家安裝汽車衛星跟蹤器公司的總經理羅德里格還給《環球時報》記者舉了一個例子。因西班牙偷車事件多，而警方缺少人辦案慢，民衆抱怨聲很大。爲此，七八年前，西班牙政府大力推薦私家汽車安裝衛星定位器，並給予政府補貼。按理說，有了定位器便於破案，還有利於追蹤被偷汽車是否會用於恐怖活動。但出人意料的是，西班牙《國家報》的民調顯示，反對安裝的民衆竟然超過70%。強調隱私權的人認爲，如果私家車被衛星記錄下全部行程，等於是“脫光衣服裸走在大街上”。但隨着這些年智能手機定位的普及，許多人明白，即便不裝汽車定位器，手機定位一樣保不住隱私，因此，安裝汽車定位器的人越來越多。

歐洲國際問題研究所外交與網絡空間教研室主任肖恩·里爾登近日在西班牙環球網撰文說，應對傳染病的關鍵是要快速識別和跟蹤感染者，尤其是基於大數據分析，從手機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獲取數據，進行早期預警，並跟蹤感染者、識別傳染病發作或傳播相對應的模式。肖恩認爲，在2020年之前的西方社會中，這些措施都引發過有關隱私和數據保護的爭論，但在今年防疫過程中，“可以理解人們可能會更願意提供數據，因爲這有助於防範疾病”。

相比德國、西班牙，法國人在保護隱私的問題上態度非常“執着”，即使遇到恐怖主義襲擊與新冠疫情大規模蔓延也沒有明顯“妥協”。2015年“11·13”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和2016年“7·14”尼斯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很多法國人表示，同意和默認在公共場合安裝攝像頭，但不希望警方過多影響自己的私生活。爲應對新冠疫情，法國政府專門組織了一個倫理道德委員會，來審查與檢視所有應對疫情的措施是否侵犯人們的隱私權，是否有違法理與道德倫理。

6月初，法國政府專門推出一款名爲“阻止病毒”的手機應用程序，讓民衆自願安裝。但從法國衛生部6月23日公佈的統計數據看，下載該應用的人數不到50萬，其中還有10萬人下載後一直沒有啓用。這對總人口6700萬的法國來說，確實顯得有些少。該應用啓用3周後，只有64名感染病毒者將自己的信息輸入程序，而那段時期法國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都超過這一數字。《環球時報》記者一直開着這個“阻止病毒”應用，但從來沒有收到過警示信息。據一些法國媒體透露，人們之所以不願意用該應用程序，是因爲相關數據將會彙總到一傢俬人公司。一位在法國衛生部工作的公務員告訴記者，在法國這樣的國家，人們對隱私權有着極其強烈的保護心態，因此，在疫情蔓延的情況下，很多人也不想犧牲自己的隱私權。

爲更加高效地防止病毒傳播，奧地利政府也讓民衆在自願和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手機上的“阻止新冠病毒”應用。奧地利司法部長向公衆承諾，政府不會對民衆進行任何形式的個人監控，所有收集的數據都會進行匿名處理，並且僅用於防疫目的，一旦疫情結束，所有數據都會被刪除。

奧地利數據保護專家勳伯格表示，歐盟頒佈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中明確規定“健康至上”的原則，即挽救生命遠比數據保護重要，所以大數據可以用於防疫。但他強調，這種現象只能適用於疫情的特殊時期，疫情過後這種“非常操作”必須停止。

奧地利律師協會數據保護工作組主席、數據保護專家萊斯勒認爲，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歐洲社會傳統的數據保護模式發生轉變，因爲在公民集體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法律保護的角度也會從個人利益向集體利益進行轉移。萊斯勒稱，數據保護應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爲目的，在抗擊疫情的背景下，難免出現犧牲個別人隱私的情況。

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即使在疫情最嚴重時，奧地利的一些公共場所也沒有對民衆採取類似國內檢查“健康碼”、人臉識別等措施，出行限制及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的執行基本依靠民衆自覺。進入暑期後，歐盟內部逐漸放開，記者身邊已有朋友開始跨國旅行，據稱在部分邊境檢查站雖然有攝像頭記錄車牌，也有邊檢人員值守，但並未有停車問訊或填寫相關信息等措施，來往車輛基本暢通無阻。這樣開放的邊境檢查，也讓人們對疫情的防控情況有所擔憂。

美國學者：“需要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

美國人對隱私特別重視。“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小布什政府頒佈的《愛國者法案》因涉及美國公民隱私問題而廣受爭議。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法律研究員保羅·羅森茨魏格說：“政府在大街上進行視覺監視不需要得到法庭許可，因爲你在大街上走本身就把自己暴露在公共場所。法庭判決說，你的朋友可以跟蹤你，乞丐可以跟蹤你，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也就可以跟蹤你，這麼做不需要得到法庭許可。但如果政府侵犯你的隱私，如信件、電話或者電子郵件等不對外公開的信息，那麼，就要到聯邦法官那裏提出合理的理由，說明他們從你那裏獲取的信息可以爲犯罪活動或者恐怖活動提供證據。”現如今，很多美國人還在堅持使用現金支付，甚至連銀行卡都不用，理由是不喜讓歡銀行追蹤他們的財務信息。

疫情期間，一些美國民衆發現自己的智能手機中多了一款名爲“Contact Tracing”（接觸者追蹤）的軟件。該軟件由谷歌和蘋果聯手推出，能夠在用戶與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有接觸時發出通知，而且加入的人越多，對病毒的追蹤效果越好。美國一些民衆批評說：“既然是讓民衆自願加入，爲何又在不經大家同意的情況下在後臺自動安裝呢？”一位已快退休的女性職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如果官方真想監控人們行蹤，技術上並不難。我們就算反對，又有什麼辦法呢？難道還不讓人們用手機了嗎？”

美國《外交雜誌》最近援引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斯蒂芬·沃爾特的話說，在後疫情時代，隱私問題將日益凸顯，比如，在許多國家，人們旅行時要習慣接受體溫測試甚至咽拭子取樣，要習慣電話被監聽、形象被拍照，要習慣位置被跟蹤，而有些時候，此類信息的使用並不總限於公共衛生事務。

美國計算機密碼專家、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布魯斯·施奈爾認爲，爲了公共利益，就需要收集個人的隱私。但在西方國家，人們會討論“資本主義監視文化”的話題，擔心個人信息泄露。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英國作家詹姆斯·克拉布特裏認爲，相比之下，一些亞洲國家有相對寬鬆的隱私管理手段，因此，在防疫方面表現得不錯。布魯斯認爲，新冠肺炎疫情將給這場爭論增添新的緊迫性，並引入諸如公共衛生當局和醫療部門等新的行動者，如醫學界會以疫情爲理由，更加強烈地要求能獲取詳細的健康數據進行研究或預警。他建議：“要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設計出以集體方式利用我們的數據來造福全社會的系統，同時保護每一個具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