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琅钟俊夫妇）

1900年4月，张学琅出生在冷水江市金竹山乡杨源村一户殷实人家。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青年团选送第一批留俄学生，张学琅在被选之列。1921年冬，经罗亦农、彭述之介绍，张学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去上海要人，党中央便将原本派去河南省委的张学琅改派至湖南省委工作。10月，省委健全了组织机构，张学琅任宣传主任。12月，省委改组，张学琅任秘书长兼农委主任。

1930年春，省委机关在湘阴遭到破坏，改迁益阳。7月2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张学琅、刁牧民等受省委指派赶到长沙，配合指导工作。为迅速发展胜利的革命形势，张学琅根据省委指示，向彭德怀建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渡江向益阳、常德方面进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配合夹攻敌军；同时，指示南县、华容、安乡、益阳、源东等县举行庆祝示威运动，以扰乱敌人后方。

红军退出长沙后，他同王首道一起潜伏下来，把红军留下转交中央的3万多块银洋埋藏在事先物色的农民家里。10多天后，省委派他潜回益阳，解款去上海并汇报工作。中央军委根据他的汇报召开了2次专门会议，随后派他返湘转送文件。张学琅到浏阳时得知红军已向醴陵方向转移，于是连夜回到长沙派人赶送文件，并趁在长沙东乡停留几天的空隙，建立了一个工作据点，设法将毛泽民的爱人及小孩送到靖港转程上海。

不久，张学琅从长沙到益阳，这时，白色恐怖严重，成群的特务军警白天搜靖港，晚上搜铜官。省委同志大都潜伏铜官乡下。张学琅、钟俊两口子住在铜官街上，得讯较迟，来不及逃走，房东将他俩带到铺门边的河边躲起来，搜查一过，立即转到渔船上，几经辗转逃到汉口。

10多天后，张学琅谋划回湘。宁迪卿来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沙局汇报工作，与张学琅不期而遇。第二天，宁迪卿在汉口联络点被捕，张学琅的住处也被军警发现，夫妻二人匆匆搭民船回益阳。不巧，省委已迁常德，他立即赶到常德向省委汇报宁迪卿被捕的情况，然后赶回益阳结束联络点的工作。

当时，《长沙日报》登了一条花边新闻，大意是湖南著名共匪宁迪卿日前在汉口被捕，押解来长究办，该犯买通看守兵化装越狱潜逃，何总司令(何健)严饬军法处，限期缉拿归案。省委蒋长卿由常德向张学琅来信：如宁迪卿到益阳，马上护送去常德，随即又派郭立三来接。10天后的一个傍晚，宁迪卿悄悄地来到张学琅的住所，谈了越狱的情况，并说许了看守兵800元的酬金，问他是否有款交付。他只好把省委所存的交通费400元全部拿出。第二天，他偕同郭立三护送宁迪卿到常德。

1931年2月中旬，张学琅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公务员模样的青年，说是政府派来收房捐的。一进门，两只贼眼紧紧盯着他夫妇俩，接着把手一挥，身后立即出现手持短枪的便衣，朝着张学琅说：“有命令，跟我到司令部去。”张学琅不咸不淡地说：“我一不犯法，二不是歹人，别弄错了人!”为首的恶狠狠嚷道：“张学琅，你跟老婆钟俊都是共党分子。给我捆起来，带到司令部去!”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捕了，想到身上还有30多块钱，不能让他们抢去，就对钟俊说：“我们过年借了人家的钱，赶快还清。”于是，钟俊把手中的现钱，分散给周围相识的贫苦人家，之后，两人被押往益阳联防剿匪司令部。

在狱中，张学琅的双脚被锁在一根又粗又长的横木小孔中，整天整夜只能仰卧着，动弹不得，受尽了折磨。他知道这里是魔窟，自己的身份已暴露，自然没有命了。审讯中，他除了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不管敌人怎样施尽酷刑逼供，始终不吐露党的半点机密。

半个月后，张学琅、钟俊被押送到长沙四路指挥部军法处。他从难友的谈话中，得知蒋长卿壮烈牺牲，便坚定了以死殉党的决心。每次提审，他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事一句也不讲。军法处采取威胁吓唬的手段，将他夫妇捆绑去陪斩，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俩的意志。

6月，在立法委员曾杰、钟希石等人多方奔走下，由新化在长沙的同乡联名具保，他俩夫妇才被开释出狱。事后，得知钟希石和他二哥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擅自请同乡肖子陆替他写了一个反省书，他气得放声大哭，痛不欲生。没几天，又打听到宁迪卿叛变投敌，他知道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就回到原籍。不到一个月，四路指挥部军法处来信，说给他在湖南邮政检查所找了个工作，催他去长沙。他看穿这是宁迪卿拉他下水的阴谋，立刻回绝了。此后，他多次给上海党中央写信，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屡次拜访徐特立也没有得行。

镇反运动中，张学琅从游宇处打听到叛徒宁迪卿暗藏在株洲乡下，立即向省主席王首道报告，并把宁迪卿的叛党罪行写了一个详细材料上报。省军区司令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宁迪卿逮捕归案正法。（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