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日本历史上两个意义重大的年号：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世界！
对于年号，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其实都不陌生。
这项由汉武帝开创的独有的国家纪元方式，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1912年清帝退位后，年号纪元才在我国废除。那些曾深受中华文化圈影响的国家，如越南、韩国等如今也都废除了年号。
然而，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至今依旧保留着年号，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年号纪年和公元纪年并用的现代化国家。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废除年号，反而一直使用至今呢？
汪郎以为，年号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构成，被广泛用于钱币、报纸、政府文件等主流社会信息媒介中，已经和现代日本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割舍。
当然，日本之所以还保留着年号，汪郎认为，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史上曾有两次划时代的改元，正是这两次改元，对日本社会和国民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进程和民族发展方向，更成为日本国民精神向上的一种强烈象征和传承。
而这两次改元，也意味着日本坚定了向强者学习的信念，但在其向强者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没有丢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特色，还改变了自身落后的局面，最终发展成能和世界公认强国一战的强国。
汪郎以为，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发展历程，站在现代强国前列的日本，不愿放弃年号这种具有历史特色和民族记忆的纪元方式，也就说得过去了。
日本和我国的交往历来已久，我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记载日本，出自史学家班固的笔下。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乐浪海就是今天的日本海。
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朝灭了卫满朝鲜后，在半岛上设置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半岛的直辖统治。
汉朝四郡中的乐浪，其代表中央政府权威的郡守治所设置在原卫满朝鲜的都城，这里不仅是汉王朝在半岛的统治中心，也是汉朝了解东北亚周边部落和国家的窗口。
当时的日本社会经济极度落后，不仅处于奴隶制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这和大一统的汉朝是无法比拟的，也是日本列国不敢仰视的存在。
东汉光武帝时期，日本使者（实际上是日本列国中一个名叫倭奴的小国使者，代表不了整个日本，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的分裂期）第一次踏上中原土地后，为了得到汉朝的支持，从而能够成为统一日本的领袖，不仅接受了汉光武帝册封，得到了“汉倭奴国王”金印，以此作为汉藩属国自居。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卷八十五》
岛国的本性铸就了日本从骨子里仰慕强者的基因，只是这个名叫倭国的小国，并没有完成统一日本的大业。
公元3世纪中叶，日本本州岛中部出现了一个名叫“大和”的国家，它经过长时间的扩张和吞服，最终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但统一的大和国并没有改变日本奴隶制社会，而且皇权旁落，国家大权被豪族权臣所垄断。社会经济发展不要说和中原王朝比，就是和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相比，也是非常落后的；皇族和权臣之间的矛盾、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日本社会的混乱和动荡。
期间，日本也尝试过一些改革，如编户齐民改革、推古改革等，均遭到顽固派的阻扰而失败，日本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奴隶制国家。
直到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被架空的日本皇室在中大兄皇子的主导下，联合底层贵族发动了一场名为“乙巳之变”的政变，杀死权臣苏我入鹿后，将苏我氏一族连根拔起，皇族权势得到巩固后，日本孝德天皇在中大兄皇子的支持下，决心改变日本落后的局面，向邻国大唐学习，开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
既然要改革，既然要向中原王朝学习，那就先从年号开始。
公元645年（大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从《尚书》中取“施教化，大治天下”之意，制定了自己的年号“大化”。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年号，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文明开始进入日本，成为日本上层建筑用于学习、继承、发展的对象。
大化二年，熟读中国典籍，并对中国古代圣贤的治国思想有着深刻认识的孝德天皇，开始效仿唐朝的政体和经济制度颁布了《改新之诏》，以革除国内陈陋旧习，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这场改革确立了儒学在日本的地位，也开启了日本向唐朝学习的先河。
大化改新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不仅加强了日本的中央集权，还完成了日本由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国家的质变，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大变局。
而正是这场改革，让日本有了干涉他国，参与对外战争的实力。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日本应百济国的扶余丰璋王子求援（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大唐名将苏定方灭百济），出兵四万余人，战船一百七十只，在白江口和唐军进行遭遇战，试图和唐朝争夺东北亚的控制权。
虽然这一战，日军被唐军杀得大败，此后近千年间使得日本都不敢对中原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但由此也可看出，大化改新带给日本的影响！
第二次改元，年号“明治”！
自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创立幕府后，因为受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荷兰等所带来的西方思想冲击，日本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幕府只保留了长崎一地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这样的结果自然严重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发展。
1840年，世界第一强国英国以贸易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当时的日本虽然锁国，但对这场西方列强挑战东方强国的战争依然十分关注，很多日本精英都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大胆做了预测，他们认为，英国必然不敢挑衅清王朝，即使战争爆发，英国必败。
如，日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认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一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
但战争的爆发和结局却给当时的日本社会、政治精英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撼。
在日本人眼中，强大的清王朝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是中华文化圈的主导和精神领袖，然而，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大清不仅没有赢得胜利，反而被“洋夷”打得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以赔款、割地而告终，这引发了日本精英的思考，如此强大的清王朝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日本遇到“洋夷”船坚炮利该如何自处。
当然，日本精英总结出来的原因很多，如：
盐谷宕阴认为清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根本不了解世界大势。
英知清，清不知英，清以华自夸，英以见夷而怒。怒则备，夸则忽，未战而胜负见矣。
杉田成卿认为清朝的失败在于统治者自大，他们对英国的船坚炮利认识不足，而且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满清夷视英吉利，而不察其技巧之所有，率然结兵，屡取败衄，非鉴戒乎？
实际上，对于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知变革，依旧沉浸在过往的辉煌中无法自拔，再次引发了日本学者的深虑，如果继续坚持儒家学说，坚持华夷论的那一套，日本是否也要步清朝的后尘。
故而，日本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对清王朝面临的困局，提出了日本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应对的看法。
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
故而，日本有识之士都把日本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幕府将军的身上，他们希望日本能够摆脱被西方列强的割地、赔款的命运，并提前做好因为鸦片战争的结局，西方列强将炮口指向日本。
然而，德川幕府的举动让日本精英大失所望。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闯进江户湾，逼迫日本幕府签定不平等条约，意欲强行打开日本国门。
但是，幕府无视日本有识之士的呼吁，放弃抵抗，于1854年和美国签定了其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被迫打开了国门。
正因为如此，为了不使日本不入清朝后尘，成为西方列强的倾销之地，日本有识之士在和幕府的不断斗争中，由开始的“尊王攘夷运动”转向了“倒幕运动”，即：支持开国，但必须还政天皇。
公元1868年（大清同治七年），日本倒幕派在推翻了幕府统治后，为了避免国家陷入西方列强的殖民命运，决意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实现国强民富，能够和西方列强一争雌雄的大国、强国之梦。
为此，日本睦仁天皇从《易经》之中选取“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寓意制定了新的年号，改元“明治”，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第二次改革，即“明治维新”。
如果说，倒幕运动的成功宣告了日本结束了封建统治，那“明治维新”则宣告了自“大化改新”以来日本一直坚持“华夷秩序”理念的崩溃，让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日本开始把在科学、工业制造等领域没有实用性的儒学定义为塑造国民道德品格的工具，而不是富国强兵的手段，从此走上了向欧美国家学习的道路，而这也意味着日本开始向近代国家迈进。
道德、仁义、孝悌、忠信之教皆从中国圣人之模训，而天文、地理、航海、测量、万物之理、炮兵之技、商法、医术、机械、制造等皆以西洋为主，集五大洲之所长，而成皇国之大学问。---佐久间象山，《省侃录》
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体，也为日本挑战世界强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从清朝的手中夺取了东亚的话语权；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挤进了世界列强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日本获取了国际社会的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又成为该场人类灾难的策源地之一。
即使到了今天，日本的国民精神大都遗传自明治时代。
汪郎说：
客观的说，日本其实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无论是大化改新，还是明治维新，都是在务实的思想下寻求强国的方法，也确实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而正是日本的这种改变告诉我们，故步自封、盲目自大，到底有多可怕，所以时刻保持一颗戒骄戒躁的心，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是多么的重要！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参考资料：
崔昆仑《试析鸦片战争时期日本士人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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