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1953年的幹部履歷表】

六、父親的發跡

拿到與父親相關的檔案材料是在父親逝世一年以後的事。那是一年前市人大常委會在準備父親的告別儀式上爲準備悼詞而要辦公室在市檔案館複製的。因爲是有目的的選擇，所以僅僅只複印了其中的極少部分。可打開最開始的那份父親填寫於1953年6月29日的檔案時，我還是深深地被震撼了：因爲這是我看見的有關父親歷史的最初的記載。

首先沒想到的是父親會寫那麼好的一手仿宋體。在整理父親留下的相關工作筆記、生活記錄、報刊文摘和其他日記的過程中，父親一直都是用的我所熟悉的那種剛勁有力、隨心所欲，而且有些鋒芒的瘦金體，直到他年老體弱、筆跡也有些顫抖和扭曲也沒改變過。乍一看見如此工整、如此整潔、如此流利、近乎印刷體的筆跡，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很遺憾的是，沒能看見父親1953年在履歷中填寫的《個人自傳》，在他留存的那份抄錄於1988年9月12日（下同）的《簡歷》中，對自己在家鄉的經歷只是寥寥幾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在本村和大興安讀小學、初中；一九四八年二月至同年八月，在南下幹部隊。”在《宜昌市法院志》的《歷任院長》一欄介紹我父親經歷時有這樣一段文字：“一九四七年在（易縣）紫荊關區任青救會幹事。”

據堂哥王景山回憶，他曾經聽爺爺說過，我父親在大盤石的王家子孫中算得上比較出類拔萃的一個。除了喫苦耐勞、會幹農活、心靈手巧，在校學習的成績也很優秀，還能積極要求進步。因爲是老根據地（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革命老區），1947年7月僅有十八歲就入了黨，先是當過村兒童團長和青救會幹部，然後就被區委抽調到與大盤石隔着兩道山樑的蔡家峪村參加搞土改工作。

翻看父親的簡歷可以發現，父親隨着“宜昌工作隊”進入長江邊的這座城市以後最初的工作經歷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在宜昌市第二區任區助理員、代區長；一九五零年四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市司法科、法院任祕書；一九五二年在市政府任祕書。”

據原宜昌市法院副院長劉德保回憶，我父親早在進城初期就被當時先後任市公安局行政科和治安科科長的朱青看好。那個生於1917年的河北深縣人是在1950年10月由湖北省公安廳調到宜昌的，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碰見一個河北老鄉，兩個人的家鄉相距不到兩百公里，自然倍感親切。於是，在朱青調任剛成立不久的市法院任副院長、院長，再調到市政府工作期間，一直由我父親擔任他的祕書。

現在的祕書大多不過就是給領導打打下手，做點敲敲文字、擦擦桌子、接接電話、開關車門、照顧起居等毫無技術含量的工作。而當年的祕書工作是一項機要性很強的工作。從漢語的“祕書”一詞的含義，到英語中的“secretary”（祕書）一詞中的詞幹“secret”和俄語中的“ceKpemapB”（祕書）一詞中的詞幹“cekpem”，它們的意思都是“祕密”。尤其在剛解放不久的公安司法戰線，由於“肅反”和舊政府敵特的破壞，祕書的重要性自然凸現。

對於父親的能文能武，一些尚在人世的前輩碰見我總是讚許有加，他們記得父親字寫得好、文章寫得快，槍法不錯、還會拉二胡、吹一管好笛子。沒事的時候，人家都在法院的操場上打籃球，他卻坐在辦公室裏不是寫材料就是讀書看報。有前輩告訴我，那個時候，還剛剛二十出頭的我父親一身黃軍裝、背一把駁殼槍，騎上自行車，跑起來像一陣風。唯一的缺點就是有些嚴肅，平時話不多。其實這也是性格所致，我們老王家的人大多都是行動上的長子，言語上的矮子。

值得重點指出的是，那個時候，我母親已經從市團委調入市公安局幹部科工作，朱青從省廳調入市公安局行政科任科長，我父親則從第二區調入市公安局司法科，這命運就是如此神祕，居然讓原本毫無關係的三個人的命運在以後的日子裏奇蹟般的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