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这样的评价——参加科考次数最多、历时最久，受科举的影响和刺激最大、最深的文学巨匠，恐怕要算蒲松龄了。因而《聊斋志异》也被评价为鞭挞科举制度的写实小说！

科场百态

一、天资聪颖、误入科门

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出身于“科甲相继”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蒲槃原来也是读书人，后因功名无望才放弃，四十几岁以后又回到家中，读书教子。蒲松龄自幼受家庭环境的薰陶和传统的儒家教育，有很强烈的功名观念，一心博取锦绣前程。他很聪明，也很努力，十九岁出应童试，考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受到山东学使施闰章的赏识。但童试只是 仕进之路的第一个阶梯。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县级的童试、省级的乡试、全国的会试。中试者分别为秀才、举人、进士。秀才在应乡试之前，还要经过岁试和科试。前者是一种定期考核，成绩一等的可以“补廪”，即升为廪生，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廪米或廪银；后者专为乡试选送生员，成绩优异的才有资格去应举。

二、熬场半生、一无成就

蒲松龄考取秀才以后，直到三十一岁，全力从事科第举业。由于家境困苦，还到好友李尧臣家就读多年。尽管如此，十二年间的岁试、科试均告失败，既未补廪，也未取得应举资格。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使他发出“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的慨叹。所谓“百事”，主要就是科举一事，此事不如意，事事不遂心。为了家庭生计，他在三十一岁那年秋天南下江苏，去为宝应知县孙蕙做幕宾。但身在江海，心念科名，一年以后又回到家乡，一面坐馆教书，一面继续应考。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蒲松龄首次参加乡试大约是在三十九岁（1678,戊午科），自此以后，除去四十二岁因丁母忧不能应试而外，三年一次的乡试都参加了，一直考到六十三岁或六十六岁，前后计达八九次之多，但不是因故被黜，就是名落孙山，“熬场半生，一无成就。”据说，四十五岁那年（1684, 甲子科），蒲松龄头场考得很好，已被主考内定为解元，可惜“二场抱病”，没有考完，真是“文章憎命”，无可奈何。

蒲松龄

蒲松龄晚年不再应考，但仍十分重视科名，勉励“年年被黜放”的儿孙“愤发坚所向”。他时而为“一门康丁”感到惭愧，时而又为两儿进学感到欣慰，还常常为自己落魄无成感到悲哀。这位小说大家几乎被科名纠缠了一辈子，苦恼了一辈子。 蒲松龄为人正直，“不阿贵显”。但由于功名心切，怀才不遇，也曾努力在比较贤明的当权者中寻找知音，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

三、难忘功名、得遇知音

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679-1685)，汪如龙任淄川县令，颇有政绩，史书上说他“服御俭朴”，“人诵其清德”。蒲松龄大约在康熙二十年曾向这位父母官呈进诗文，缅述遭逢，求其评鉴、“游扬”、“照抚”“栽培”。之后果然得到汪的召见，使他有“忽逢青眼泪盈巾”的知遇之感。两年后蒲氏即得补廪，大概与汪的“青眼”不无关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山东来了一位“以兴贤育才为已任”的学使，即黄叔琳，号崑圃，在任期间兴办书院，“延师选才”，一时“称盛”，很受学林士子的拥戴。

蒲松龄其时已是古稀之年，还先后向黄上书两封，从其内容来看，与他出贡一事密切相关。按照规定，秀才补廪十年以后，可以依次升为岁贡生。升贡之后，可作训导一类的小官。但县学每两年才有一个岁贡名额，不易轮上。蒲氏给黄的第一封信显然写于出贡之前，一面说自己已经老朽，“安于伏枥”，一面又流露出对功名的“葵心”向往之情，并有诗文呈进，求黄指教，实际上还是希望这位学使了解自己的才识和心境，作识玉的卞和、相马的伯乐。第二封信写于七十二岁出贡之后，感谢黄大宗师的“相知”之情和“华衰之褒”。

官员品级

人们都知道这位不得志的小说巨匠曾经得到学使施闰章和县令费祎祉的赏识和器重，殊不知他还曾得到汪如龙、黄叔琳的青睐和照抚，只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仕途的厄运罢了。

四、困于名场、不得其道

蒲松龄怀抱奇才，困于名场，不能不使他怨天尤人。“怨天”就是怨命，慨叹“憎命文章真是孽”。“尤人”就是痛恨考官，骂他们“心盲或目瞽”，是“糊眼冬烘”。他始终没认清科举制度本身的弊害，因而不能否定它。《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这方面的认识就比他深刻，所以能够及早回头，与科举决裂。其实，蒲松龄屡试不第的关键在于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重真才实学，以脱离实际的八股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蒲氏进学第二年就同李尧臣、张笃庆等结郢中诗社，“耽情词赋”，以至“成魔”。随后又搜集传说，写狐写鬼，显出非凡的创作才能。但这不仅无益于应考，还妨碍八股文的练习和写作。因此，他虽是文章高手、小说大家，八股并不见得合乎要求，出类拔萃，只能得到施愚山那样重视文学才华的学官、考官的赏识。

康熙七年，蒲松龄首次应举，主考是翁宝林。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此公选才十分认真，“毕世持、赵执信、冯廷櫆、汪灏、潘应宾、李桢诸名士皆从落卷搜得”，并将素有“圣童”之称的毕世持取为榜首。另一名士孙勳的试卷也从落卷中找出，由于“房官涂抹太甚，不可中”，翁氏深为惋惜，将他“引见诸当事，为刻其文”，使孙“名满天下”，下科即中解元。此举在山东一时传为美谈，而蒲氏却未中试，可见问题之所在了。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也都感到这一点。就在此次落榜之后，他写下“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两句诗，表示要在八股文上用功夫了。张笃庆也劝他在应考方面“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科考棚

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然而，“雅爱搜神”，“喜人谈鬼”，以花妖狐魅抒写“孤愤”、寄托情怀，乃是这位小说家的天性，他尽管渴望功名，意识到上述矛盾，却始终没有放弃《聊斋》的写作，这又是蒲松龄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够写成不朽之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科举的失败对蒲松龄思想、创作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有某种决定的意义。不难想象，如果仕途坦荡，一路顺风，他也许能做个清官廉吏，但不可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聊斋》。

首先，《聊斋》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作者如果是达官贵人，就不可能那样长期接近人民，搜集那么多的神话传说。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聊斋》是作者的“孤愤”之书。这种“孤愤”是既富正义感又郁郁不得志的穷秀才所独有的。那些无情地揭露官场腐败、仕途黑暗，鞭挞社会恶势力的优秀篇章，不可能出于朝廷命官之手。

如此说来，蒲松龄困于名场的不幸遭遇，正是文学史上一大幸事。其实，对于蒲氏本人又何尝不是幸事？《聊斋·折狱》记述淄川县令费祎祉的事迹，篇末特别谈到作者当年曾“过蒙器许”，而终未成器，深感愧对这位知已。评点家冯镇峦对此发议论说：“聊斋不如人，只甲乙两科耳。为问当时两科中人至今有一存者否？而聊斋名在千古。费公知人之名转借聊斋以传，呜呼幸哉！”这是蒲松龄生前没有料到的，否则就不会为科场失意那么沮丧、惭愧了。

蒲松龄

六、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聊斋》有一批科举题材的神异幻想之作，是作者大半生科举生涯的直接产物，是落拓士子生活、思想的艺术结晶。它们大多没有民间传说的成分，不是现成的神话故事的再创造，而是蒲松龄的想象和虚构，其中出现的神灵鬼异也是蒲氏的艺术造作。《叶生》《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考弊司》《饿鬼》《何仙》都属此类。

《叶生》写得最深沉，也最富于感情色彩。那个怀抱奇才，郁郁而死，死后“魂从知已”，教友成名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一生热衷功名，终身穷困落寞，这对蒲松龄是极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满怀抑郁之情和不平之气。“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挥髯共洒陵阳泪，此日相看最可怜。”“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诸如此类的聊斋诗词不一而足。《叶生》借助虚幻情事将这种抑郁不平之气表现得十分充足饱满，对压抑才智、戕害心灵的科举制度直是一篇声泪俱下的控诉书。篇末“异史氏曰”更是直抒胸臆的血泪文字，悲怆、愤抑之情溢于言表。

聊斋志异

《聊斋》的讽谕科举之义，矛头大都指向盲心瞽目的考官和学官，笔锋犀利，冷嘲热讽，带着作者难以扼制的憎恶和怨气。《何仙》还指名抨击山东学使朱雯，说他主持岁考玩忽职守，让一群混饭吃的“幕客”阅卷，将上好文章判为四等。作品以神异的情节、幽默的笔调对这位学使大人极尽揶揄。不仅如此，还在另一篇只有几十字的《蚰蜒》中将朱雯比作“闻腥辄集”的蚰蜒和“无目而多贪”的蜈蚣，虽用暗示笔法，立意却十分明白。朱氏督学山东之际，蒲松龄五十几岁，还在继续应乡试，是否受过他的打击不得而知，但这两篇作品表达的绝非一般作者的感情，而是一个久困名场的老士子对昏聩学官和考官那种深恶痛绝的感情。

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和对科举的深切感受使蒲松龄创作了《司文郎》《贾奉雉》《考弊司》等构思新巧，形象奇特，颇具思想力和艺术力的小说佳作，构成《聊斋》艺术精华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