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距今已有近三百万年,但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世界各地才出现第一批成熟的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态。目前,世界所公认的最古老的文明是位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南部的苏美尔文明(主要在伊拉克境内)。

通过放射性碳十四的断代测试,得知苏美尔文明开端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500年(距今6500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时,苏美尔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而这一时期对应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虽然公认苏美尔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心,但苏美尔却未能位列四大文明古国,反倒是它的颠覆者—古巴比伦成功晋级。

我们的华夏文明虽然晚于苏美尔文明,但却是唯一一个演变至今而未中断的文明。但也正因如此,西方对这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难免带有一丝偏见和“阴谋论”。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先后征服西亚、埃及和印度,通过考古发掘,单方面认定这些地区的上古历史都早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因而极力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的产物。

受此影响,国内也出现“疑古派”,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宁可疑古而失之”。直到殷墟的考古发掘将一个完整的商王朝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西方才将中华文明追溯至商朝,但对于更早的夏朝依然不予承认。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真的如西方人所说,是“西来”的吗?半坡遗址陶器上的锥刺图或许能带给我们答案。

西安半坡遗址和元君庙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时间是公元前47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两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及陶器碎片。

奇怪的是,出土的陶器均刻画有正三角形锥刺数图(最早的在公元前4500年),共计一百三十六数,而且红陶钵上五十五数正三角形数图的母图也是边纹为十六个锥刺点的一百三十六数正三角形数图。

经中国考古学副研究员王先胜等专家破译后,得出结论:一百三十六数正三角形数图是河图数五十五、洛书数四十五十月太阳历一月三十六天的相加之和,换言之,半坡居民在陶器上绝非是随意刻画,而是河图洛书与古代天文历法用数的早期原始呈现。

并且这一呈现绝非昙花一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大汶口遗址、凌家滩遗址、公元前87年的双包山汉墓、南宋朱熹的《易学启蒙》、清朝李光地绘制的《河洛未分未变图》均有体现。

这表明,从距今6500年的半坡到现代,这种中国特有的八卦、天文历数图像内涵表达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有着独立的从部落到国家文明的演进过程,绝非外来,这足以粉碎“中国文明西来”的阴谋论。

不仅如此,即使是被西方认为是与苏美尔楔形文字存在某种关联的甲骨文,也与所谓外来毫不相干。

虽然同属象形文字,但甲骨文造字原则是以事物整体取象,如“犬”字就是一条狗的轮廓,而苏美尔楔形文字是以事物局部取象,如“犬”字只是一条狗的头部。

“门”字的对比差异更直观体现了甲骨文绝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造”。甲骨文中的“门”是两扇木门的刻画,正好符合商朝时居民房屋的真实形态,而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的“门”却是草门,符合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用芦苇建屋,以草束门的建筑方式。

上文提到,苏美尔过渡到文明时期时,我国处于仰韶文化时期,但实际上,这并非华夏发展程度的整体概括,因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遗址(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已经被证实有着水稻田、复杂的水利交通系统以及等级制度。

世界考古界泰斗、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在对良渚遗址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苏美尔文明几乎同一时期、相互媲美的程度。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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