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通过引入分析、批判的方法，宋儒摆脱了经学的汉唐旧知识形态，发展出经学的新的理学形态。这种摆脱与发展在初期，比如开启宋学的中晚唐啖助新《春秋》 学派那里，甚至北宋庆历时期，破旧的取向显然是非常强烈的，尽管立新的探索也强有力地获得推进。但是，如果分别以王安石、朱熹为北宋与南宋的学术思想代表而言，宋学的知识形态显然已经确立与完善，经学的汉唐旧知识形态在宋儒那里是被认为充分扬弃而彻底超越了的。借用王安石对宋神宗所讲，不以唐太宗为意，“每事当以尧、舜为法”。这固然是着眼于政治，但在宋人心中，政治完全基于学术思想。

换言之，学术思想的表达与竞争，更多地存在于运用共同的学术思想语言与方法的宋儒之间，而主要不存在于与汉唐争胜，至少这已不是显性的根本问题。后来清儒为了彰显自己学术思想的正统性与知识生产的可靠性，标举出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与冲突，仿佛这种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宋明理学的发展中，虽未必是故意，也不免于自说自话。经过长时段的学术思想浸淫，理性支配下的知识表达已经成为寄身于经学中的宋明理学的基本形式。《仪礼》研究由于涉及的是纯形式的研究，尽管形式从来都是有意义的，但礼义的表达终究更多地呈现于《礼记》与《周礼》，因此，《仪礼》研究更集中地表证了宋明理学家的知识考古。

方法来批评理学家的经典解释固然也有助于我们对理学的认识，但不能否认这样的认识也会带来间隔与误解。摆脱清人所确立的汉学与宋学的是非评判，并非要为理学的经典解释反案。相反，正面呈现理学的经典解释，不仅有益于理学的真正理解，而且也更有益于传统经学多样性的呈现。

转自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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