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经济学看战争，避免“理性”的战争带来最不理性的经济结果

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就是：别人的幸福，最终也就是自己的幸福。那么，为什么还有战争？

文：赵晓（独立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李靖

最近，中美交恶，南海频繁军演、蓬佩奥发表类似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要不我改变你，要不被你改变”之不共戴天的几近宣战的演说，许多人因此开始关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以及可能的热战问题。

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就是：别人的幸福，最终也就是自己的幸福。那为什么还有战争？

据《加拿大军事杂志》（Canadian Army Journal）的报告：“自公元前3600年至今，世界只有292年是太平年，有5291年落在战争里，平均在20年中只有1年是太平年，而有19年处于战乱。5000多年内，世界的大小战争超过14530多场，死者超过36.4亿人。”有一位教授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让世界几乎无安宁之日，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仅仅26天。

在以往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提出了“生命经济学”的概念，强调生命经济学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既从传统经济学理性的经典角度思考人类行为，也从“理性的不理性”之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更加真实的人类行为，还从超越理性的灵性行为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关于战争，从生命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传统经济学：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的继续

从理性的角度看战争，战争行为和人类其他行为没有两样：也是一种权衡成本与收益行为。因此，只要战争的成本大于收益，战争行为就有可能发生。不仅如此，战争双方还会严格基于理性的权衡来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战争的强度、战争的方式等等。

一个“供给侧”的解释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当人和资源之间出现极度紧张的关系时，将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解决，战争被认为是争夺生产要素的必然。希特勒“为德意志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说法，就是这一解释的最好注解。希特勒曾叫嚣：“新帝国必须……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

“需求侧”的解释则是，出于刺激需求的动机，战争也可能更加主动地发生。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主张：如果财政部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凯恩斯指出：战争，也具有类似的刺激经济的效果，“战争和开采金矿对人类进步都已经发挥了作用——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笔者曾撰《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永无休止、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增长，甚至激活“战争需求模式”。因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是经济的继续。战争将通过国防工业带来战争经济景气。美国走出1930年代大萧条，最终还是靠了二战的军需刺激。

这意味着，即便不是出于争夺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动机，只是为了扩张需求，战争也可能发生。在静态经济学的角度，人们总爱问“大炮还是黄油”；从动态经济学的角度，大炮就等于黄油，因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一般来说，传统的战争既与经济目的密切相关，本身也是一个经济过程，甚至会改变经济模式。例如，“一战”规模浩大的钢铁搏杀，曾将大国间国力的较量推到一个极致。而“二战”爆发的元凶希特勒正是发迹于经济危机。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总结了萌芽于“一战”的战争经济理论，强调战争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国家进行改造;要动员包括精神和经济在内的全民力量参战，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敌方军队和平民。从历史看，战争不仅将前苏联经济引向高度“计划经济模式”，将德国经济引向“统制经济模式”，也将英美经济引向“战时管制经济模式”。

行为经济学：“理性”的战争为何带来最不理性的经济结果！

然而，战争本质上是消耗资源、破坏经济的；因此“理性”的战争实际上带来的是最不理性的经济结果。

相比战争的“非合作博弈”以及“零和博弈”，人类显然更应该追求“合作博弈”“双赢博弈”，人类通过分工与交易、创新与合作带来的收益，事实上是更大的，那为什么人类不能以和平永久地取代了战争呢？

因此，还需要从更加微观、更加精致的角度解释战争的发生论。例如：战争的爆发可能是因为“囚徒困境”。战争双方本质如同“囚徒”，因为彼此不信任，担心他人对自己发动战争，因此先发动了战争（“先发制人”）。这可以更完美地解释人类的许多战争，根子上就是人性的不完美：“自私的人性+完美的理性”导致战争作为信任危机的经常发生。而双方都可能两败俱伤，完全没有经济收益可言。

“春秋无义战”，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战争就是毫无信任、毫无底线的冷血屠杀，一而再、再而三上演“赤地千地”“十室九空”的所谓“历史大杀灭”事件，过去通常称为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黄炎培称之为“历史周期律”，潘知常教授称之为“塔西佗陷阱”。

相比之下，事实上“二战”之后全球民主国家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大概正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制度之上的信任，突破了“信任陷阱”的缘故吧。这对人类减少战争的难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解决思路。

以色列则对于恐怖分子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博弈策略，即以色列一般不首先发动袭击，但只要以色列遭受到恐怖袭击，以色列必然采取升级的报复，从而极大地震慑了恐怖分子，相当程度地中止了“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袭击，

除此之外，人类的战争也已经升级了。核威慑“确保相互毁灭”的“恐怖均衡”，反而奇迹般地中止了美苏之间热战爆发的可能，双方的竞争不得不转入“冷战”。

冷战，最大的目的是要足够“冷”。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新冷战，也要确保不相互毁灭的“冷静”才好！

从“伊拉克战争”到近期，美国还进一步升级了现代战争模式：不再以土地和人力为目标，转而以不对称战争、斩首行动、电子战、特种部队等赢得战争。

假设不再讳言“冷战”，那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墙”和稳定机制！

中国智库对可能爆发的中美冷战的讨论很多，但建设性的意见很少。最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提出，中美之间已进入“冷战2.0”，因此不要再讳言“冷战”，而是应该接受“冷战2.0”并去适应它，但是要对它进行限制；既然回到“合作”与“接触”框架已是幻想，那现在就是双方将关系重新构建为“管理全面竞争”的时候了；建立“墙”和稳定机制非常重要；双方应该仔细地重新审视冷战1.0的教训和手段，并在适当的时候借鉴。

沈大伟建议，中美双方都需要采纳“缓和”这一概念框架。

当前，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与冷战1.0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没有双边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也没有管控冲突升级的“交通法规”。这实在太危险了！故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双边核军控谈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提议的与俄罗斯进行三方谈判），重点是中程弹道导弹，要加强现有的、同时建立新的两军和国家安全机构间的沟通机制，建立非常精确的程序，以便在发生意外军事冲突时控制事态的升级。在亚太地区，对常规部队的部署设限也许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在冷战期间达成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但理想的情况，是应该探寻一个《赫尔辛基协定》式的全面关系框架。

在冷战1.0期间，美国和苏联不仅有各自的“红线”，而且还构建了各式各样的避免冲突、建立信任、管理危机的机制和文化交流协议。美苏缓和是一个长期的、多层次的巩固过程。专门指定但属于非官方的“第二轨道”专家交流，以及所谓“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在减少相互误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些，也都值得中美双方借鉴。

我赞赏所有理性的讨论，更赞赏相关建设性的主张。但同时还想指出：战争中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数不胜数，历史上许多战争也许只是因为一点火星就爆发；而阅读冷战的解密资料，也让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不仅古巴导弹危机，事实上美苏之间曾多次面临将人类和地球带入核战争的危险。

因此，基于人类的常常做出“不理性的理性”或“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中美如果承认双方进入到冷战阶段，则应及时进行战争红线设定、建立避免战争升级的管理机制，同时加上各种人类生存保护措施的建立，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战争，同样需要战争底线与战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