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里的蒋在和儿子建丰同志谈话的时候说过，他们面临的现实就是，反贪腐，亡党，不反贪腐，亡国。

国民党的腐败问题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在抗战开始之后，尤其是开始争取美国援助之后，美国就不断的指责国民政府，认为国民政府太过腐败，不是美国不肯援助中国，而是美国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无底洞，根本填不满。当时在美国负责争取美国援助的驻美大使宋子文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美国的指责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

国民党腐败的问题一直非常严重，而且愈演愈烈。到抗战结束后，在接收的过程中，各级官员更是趁机大发国难财，以清算汉奸的名义敲诈各地的豪商富户，比如《潜伏》一开始吴站长敲诈天津的富商穆连成。解放战争期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减少。所以，到1947年甚至1948年，国民党内曾经出现过来自左右两翼的各种自我革新的主张，其中都包括了反贪腐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党纲承诺。

《北平无战事》里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看起来还是很厉害的，一副拿着尚方宝剑随时可以先斩后奏的样子，到北平之后调查这个，调查那个。而且，他到了北平之后，还找到了他们的党内小秘密组织的同志，比如燕京大学的教授梁经纶、空军飞行大队长方孟敖、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等人，都是他们的秘密同志。

曾可达这个人物和梁经纶一样，都是把建丰同志当成了他们自己的领袖，完全忠诚于他们的建丰同志，也忠诚于他们自己的理想，认为他们只要忠实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就可以涤污去垢，让党国重新焕发生机，挽救危亡。所以他们眼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建丰同志。剧中有个细节就表明了这一点，每次接到建丰同志的电话，曾可达都会立刻立正，接受指示。

但他们军统特务出身的同志王蒲忱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要谨慎多了。虽然王蒲忱也在努力的配合曾可达和国防部调查组的工作，但他毕竟在北平的时间长了，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不会轻举妄动，在关键时刻，他都会深思熟虑的考虑自己的行动，然后再行动。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别人要他就重大问题表态的时候，他就开始身体不好了，拼命咳嗽。

在北平市警察局长徐铁英和梁经纶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梁经纶面对国防部调查组的同志们侃侃而谈，大谈党国背叛了自己曾经的纲领和主张，官员贪污腐败，没有完成实现自己耕者有其田的任务，导致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国民党离心离德。而城外的解放军却能够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得到他们的支持。

就在梁经纶慷慨陈词的时候，徐铁英突然问了他一句话：你对总裁怎么看？这个问题显然让梁经纶感到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究竟是先忠于领袖，还是先忠于党国？是先忠于党国的纲领和主张，还是先忠于领袖？这个问题不仅是提给梁经纶的，也是提给当时在座的梁经纶的其他同志的，其中就包括曾可达。

而曾可达尴尬的地方就在于，虽然由于他的身份，没有人质问过他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显然和梁经纶其实是不同的。梁经纶首先是忠于自己的理想，而且，他显然是已经对总裁所代表的老一辈已经完全绝望了，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建丰同志为代表的少壮派身上，希望能够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曾可达不同，曾可达的理想在这里是不明确的，他首先是忠于建丰同志，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建丰同志的追随者。

所以，在建丰同志强行扣押孔二小姐之后，惊动了总裁，总裁从北平的前线紧急赶回南京，之后又奔赴上海去捞人，并且和建丰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正是在这次正面决战中，建丰同志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因为他的这个鲁莽的行动有可能打破党国的那些坛坛罐罐。这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线自我革新的希望，就此破灭了。

在建丰同志以悲哀的声调在电话里宣布“我们失败了”的时候，对梁经纶这样的人来说，其实并不要紧，他的理想虽然又一次失去了实现的机会，但理想本身并没有破灭，仍然存在。而对曾可达来说，就完全不同了，建丰同志承认失败，就意味着他可能要牺牲自己原来的下属来保全自己，曾可达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曾可达自杀不仅是对国民党的前途感到绝望和理想的破灭，也是因为对自己的前途的绝望。

而在建丰同志失败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挽回的走到了尽头。到台湾之后，总裁曾经想要尽力保全的那些坛坛罐罐、枝枝叶叶都已经不存在了，终于可以下决心在一张白纸上画图了，于是开始认认真真的给农民分配土地，涤荡党国内部的各种早已对党国失去了忠诚的文官武将，大力提拔任用自己认为忠诚可靠的人。事实证明，他还是可以治理好一个岛的，治理一个四亿多人口的大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