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羣博士爲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中國經濟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如何理解這一“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顯然，這一新發展格局是因應正在加速的中美脫鉤及其所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的新形勢所提出來的。鑑於中美脫歐是美國出於其霸道本性的執意之所爲，“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雖不願意看到但也只能坦然面對。儘管目前還不能確定美國在這方面會走多遠，尤其不知美國總統大選後會怎麼樣，長遠而言，做好大規模脫鉤的準備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迎接，或準確地說，打造這一新發展格局是今後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以經濟學語言將上述新發展格局中的國內和國外分別表述爲內需和外需，即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話，新發展格局的要點或關鍵之處有三，一是內需要進一步做大，二是內需要加速循環，三是內需和外需循環要相互促進。

內需要進一步做大，一方面是相對於我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標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對於外需而言。相對於自身目標而言，當前我國人均GDP剛過一萬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剛過31，000元人民幣，但我們的目標是人均GDP和收入都在今後20-30年內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自然要求內需進一步做大，同時也意味着內需有進一步做大的廣闊空間。相對於外需而言，情況比較複雜。按照國民經濟覈算帳戶，淨外需體現爲貨物和服務淨出口，2019年我國這一淨出口爲順差14，801億元人民幣，佔GDP的1.49％，在國際標準的2％以內，應該說是不高的，進而內需在GDP中佔比爲98.51％，與很多其他國家相若。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國進、出口貿易量都很大且其中加工貿易仍佔25％左右，從而形成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如果將貨物和服務出口額與貨物和服務進口額分開來看的話，二者分別佔GDP的21％和19％左右，相對於內需是較高的，因而內需是相對偏小的。所以，內需本來就應該進一步做大。現在面臨中美脫鉤的新形勢，自然就必須進一步做大了。

如何進一步做大呢？在宏觀結構層面，內需包括消費與固定資產投資（很多人認爲內需僅指消費，而成並無大礙，但準確或專業地表述，應該也包括固定資產投資）。要進一步做大消費，應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即降低居民儲蓄率；應加快低收入人羣向中等收入人羣的轉變，爲此應加速城鎮化，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地位，提升就業率及提高失業、退休及殘障人士的福利水平等；應切實減小貧富差距。要進一步做大固定資產投資，應儘快啓動新基建，進行大規模的信息基礎建設，並從產業、地區及科技角度對傳統投資補短板。實際上，內需進一步做大還有賴於其加速循環。

內需要加速循環，是一個大課題。所謂循環，就是不依賴於外力而內生性地或自我實現式地運動。則，內需循環，就是內需不依賴於外需而內生性地或自我實現式地運動。運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人們追求的當然是往前和向上，即增長，則其結果就是內需的進一步做大。問題是，內需如何能加速循環呢？這需要新的思維和思路，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

初步思考，內需加速循環應從三個方面着手，或在三個方向上展開。一是加速市場機制的優化，必將加速內需循環。首先是經濟體制對內進一步開放。內需加速循環有賴於經濟與金融資源更有效與迅速地得到配置，這就要求在國民經濟中進一步降低國有企業（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的比重，相應地增加更有活力的中小微民營企業的比重，賦予她們更強的市場地位，使她們進入更多的產業領域，包括壟斷行業領域。再是商品和生產要素的流通體制進一步改善，在勞動力／人才、資金／資本、土地、科技及商品／服務等各個領域打破地區、行業及層級壁壘，形成統一、競爭、有序、開放的市場流通體系。

二是加速產業結構的升級，勢必加速內需循環。當前我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正處於產業升級的關鍵時點，即信息革命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爆發時刻。我國在這一革命中已處於領先地位，今後將加快向信息或智慧型社會轉型。這一轉型催生智慧型消費和智慧型投資，而智慧性消費和智慧性投資又衍生出並改造一系列的新型產業及產品。衍生的包括新型電子材料、電子元部件、信息設備製造、信息基礎設施、智能機器、信息配套設施等一系列的信息產品，改造則爲“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能+” ，即以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技術與平臺改造各個產業及產品。如此的轉型必然是消費和投資，即內需的大循環。加速這一轉型，即加速產業結構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升級，必會加速這一大循環。

三是加速地區結構的升級，也爲加速內需循環創造重要條件。我國經濟的地區結構也處在升級過程中，主要是城市羣興起。人類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人口必向大城市流動聚集，大城市擠滿了便向大城市周邊的中小衛星城市流動聚集，從而形成城市羣；而隨着人口聚集於城市羣，經濟的內需便集中在城市羣。這意味着，城市羣的形成過程，就是內需的重新配置過程，也就是內需在空間上的循環過程。我國正在興起十九大城市羣，除了長三角、珠三角（現爲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峽西岸、山東半島、中原、 遼中南、關中平原、 北部灣、哈長、黔中、呼包鄂榆、滇中、蘭州-西寧、山西中部、寧夏沿黃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當規模，但與世界級城市羣比較發展程度上還有較大的差距，其餘的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發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加速這些城市羣的崛起，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國內需循環的強力催化劑。

至於內需與外需雙循環相互促進，首先意味着，雖然強調內需大循環，但並不意味着放棄外需循環，而且還希望內需循環能夠加速外需循環。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人認爲，現在提出內需大循環意味着要主動放棄或不得不放棄外需循環，這是過慮了。主動放棄是沒有理由的，從中央最近的多次表態來看的確並非如此。至於不得不放棄，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筆者的看法是，若從經濟角度，這個問題不值得擔憂，因爲外需的存在，即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的主導地位是我國強勁的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是不會輕易改變的。當然，若美國純粹從遏制我國崛起的政治角度，強行與我國並拉攏一些國家與我國完全脫鉤，那我國的外需會減弱很多。但也不會消失，畢竟美國已不可能拉攏到其所有的所謂盟友，而我國的友好國家隊伍正在壯大。所以我們仍應力保現有外需並開拓新的外需市場。爲此，應鞏固與美國及其幾個緊密盟友以外國家的關係，重點加強與東盟、俄羅斯及中亞、部分歐洲，以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

外需與內需循環的確可以相互促進。在出口方面，以內需循環中催生的更加優質和高科技含量的新興產業產品，如5G、北斗、高鐵、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智慧及家電、無人機等開拓新市場；進口方面，內需循環的內需吸收更大規模與多樣化的國外產品，除了能源、糧食及其他原材料等商品外，也包括更多高檔的工業品和消費品，提高內需的質量，也加大外國對於我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與內、外需循環相關的一個迫切問題值得重視，即在一些外資撤出時如何保住外需的問題。要知道，外資撤出的供給變化與出口轉移的需求變化不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國內企業應迅速收購欲撤出的外資企業，或迅速新建生產線以替代撤出的企業，以使外需並不隨外資撤出而轉移。這樣不僅抵消外資撤出對於外需的負面影響，而且增加國內企業的併購機遇，還將阻止外資的進一步撤出，一舉多得。這是我們面對即將來臨的外資加快撤出時應該精心設計的應對之舉。當前我國企業的資金、科技及管理水平都可以說能夠接管大部分的外資企業。我們應該力爭促成國內企業填補外資撤出的供給缺口以保證出口需求變化最小這樣一種局面。如果能夠做到這樣，豈不是壞事變好事嗎？內需與外需循環如何相互促進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待於今後深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