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在一生中留下不少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而在18世纪末所写下的这本《少年维特的烦恼》是让歌德一举成名的代表作,并在当时迅速霸占畅销书排行榜。

故事内容说来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放到当代,可能随便一则社会新闻的花边,或是法院的判决内容,其辛辣度都远超过于维特、夏绿蒂、亚伯特三人交织而成的爱情故事。 《少年维特的烦恼》整本著作是由主角维特与朋友威廉的信件所构成,描述着维特即便在友人的事先警告下,仍然无可自拔爱上已经订婚的夏绿蒂,先后与夏绿蒂的弟妹、未婚夫亚伯特成为朋友,这段尚未开始就几乎宣告结束的爱情,通篇都是维特痛苦的呓语,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大概就是一篇篇求而不得的IG 限时动态。

不过虽然整本书的辛辣度比不上社会新闻或判决书中的案件,这个 200 多年前的爱情故事如今看来仍然是经典。 《少年维特的烦恼》里那种「好朋友只是朋友,再好也不能牵手」的禁忌,不只是朋友的守候与分担,跟以后别做朋友的渴望,依旧困扰着当代的男男女女。

听来「凄美」的爱情,多少跟社会脉络有关

在当时的欧洲社会,贵族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崇高的存在,就算没落但光是名号就足以令人敬畏,追求门当户对也是避不可免的爱情法则。反观近代台湾,随着「省籍定额录取制度」、「籍贯」地抹去,那些1950年代长辈亲戚茶余饭后,言及他们爱情故事中关于省籍、公务员的刻板印象,已经逐渐凋零。

而对比过去,现在离婚只要找好证人签字到户政事务所登记就能完成,社会上对于结过婚的人不再如过往负面,但对感情里中的第三者依旧斥责。媒体总是用「狐狸精」、「绿茶」、「渣男」等词汇称呼第三者,甚至在前阵子台湾通奸除罪后,社会声浪也夹杂着许多不谅解,认为大法官偏袒通奸者。

回到原著,维特为绿蒂朗诵诗歌,他们十指交扣,双唇相碰——「这样算是通奸吗?」你好奇地问。

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就算放在「通奸除罪」的释字791 号出炉前的台湾,也不会因此被认定为「通奸罪」,毕竟按照刑事法院多数实务见解所认定,通奸必须以性器接合作为要件。既然维特与绿蒂没有性器的接合,只有脑海中的翻云覆雨,这种精神外遇当然称不上「通奸」。

不过,纵然不会构成通奸,关于「小三、小王」罪与罚的辩论仍然在困扰着当代的红男绿女们。即便通奸已除罪化,改以民事赔偿的方式弥补配偶的权益损失,但对于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的评价,在百年之后,依然是以先来后到的次序来决定谁能受到国家的保障,而这一切都与你是否在感情里愉悦或幸福与否无关。

换句话说,在法庭上,谁能够提出越多配偶与第三者亲昵的举动,谁就有机会换取更多的金钱损害赔偿。所以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亚伯特,不如开始搜证、拿起计算机,毕竟你的感情如果脆弱到必须靠法律制度来维系,那即便是刑罚也没无法挽回你的爱人。

此外,维特也该烦恼他有没有违反意愿!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维特与绿蒂的来往过程,无法否认的是绿蒂对于维特始终存有好感,然而这个好感却还没达到绿蒂愿意跨越藩篱的程度,可以看出她在理性上压抑这段情愫。所以在来往过程中,她嘱咐过维特在平安夜来访的时间请勿过早,在维特重返她的生活中后也尽可能避免与他独处,并要求女性友人作陪,甚至提点维特还能找到更好的女子,再再都看得出绿蒂有意和维特「保持距离」。

这些「客观举动」,要是没有歌德佐以描述绿蒂的心理状态,或陈述绿蒂内心的情投意合而显得有些欲拒还迎,若放在今天来看,维特「以死相逼」的热情恐怕已经算是跟踪骚扰的「恐怖情人」。这样不谙世故的行为,写在小说里是追求爱情的热情,但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从第三人的角度看来,早就可以打电话报警了。

假设这段爱恨情仇的故事发生在当代,若亚伯特不是个「滥好人」,死缠烂打的维特或许还会被丢上爆料公社公审;要是遇到狠心一点的「绿蒂」与「亚伯特」,当维特在绿蒂朗诵诗歌后狂吻绿蒂,如果当时绿蒂直接跟丈夫说(两人后来结婚了),或丈夫发现此事,那么故事的结局可能不会如此凄美──

在许多案例里,不乏听闻「通奸反告性侵」的案例,如果呈现在法官的证据中显示,绿蒂有「转过脸」、「推开胸膛」、「逃至隔壁房间」等举动,除非有其他对维特有利的证词或证据,这些行为从客观上来看,其实都是违反绿蒂当下的意愿。

今天的我们,还是为生活所逼为爱情所苦

作为一位学过法律的人,在阅读完歌德笔下的维特,虽然机械式地觉得他是恐怖情人,然而若干与维特相似的人生经验,却也让我能够同理维特内心中的哀伤。

在维特重返乡村时,遇上一个与他同样爱上有夫之妇的农夫,那名农夫后来「因爱杀人」;直至人生尾声,维特仍自责无法成功替那名农夫申辩。笔者作为一名律师总免不了在接触被告生活后,希望法官能够依法开恩,降低被告所应负担的罪责,但努力过后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徒留惋惜与苦涩。

在二十一世纪社会中生活的你我,即便许多过往压迫人们的制度一一获得缓解,我们仍然品味着那些无法因制度改变就可获得救赎的苦闷与点滴。

故事的最后,维特用亚伯特手枪里的两颗子弹,画下他人生的句点。这个故事的灵感据说来自于歌德本人在耶路撒冷的经历,现实生活中的歌德,也自此开启了一个反思理性、充斥感伤文学的世代,席卷了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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