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思达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关羽发动北攻襄阳之役。从整个态势来看，这是季汉上层经过充分沟通过再部署的军事行动。关羽发动战役之前，刘备特地任命他为前将军，并授予“非人臣常器”待遇“假节钺”，同时派遣孟达、刘封进攻西城、上庸和房陵东三郡，其战略意图异常明确，就是控制襄阳和东三郡，使得荆益两州战略通道更为顺畅。但就在关羽围攻襄阳不克之际，十一月，东吴从背后发动袭击，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荆州，关羽大军迅速瓦解，刘备“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也就此破灭。

从战争形势来看，此战失利最主要原因是刘备在战略上出现的重大失误，既没有在扩张己方势力和维护联盟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又模糊了荆州军的战略重点。在南三郡纷争之后，关羽的荆州军实际同时负担了北拒曹操、东防孙权的任务。北伐襄阳战事开始后，关羽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暴露出荆州部队力量根本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战略任务的态势。但刘备一方面授关羽节钺以鼓励其进取襄阳，另一方面却没有及时增强兵力，让关羽有足够实力同时应付两个目标，使他最终进退失据而败亡。可能是由于刘备在此事上犯下战略错误太过于低级，使得后世议论纷纷，甚至出现了刘备是借刀杀关羽类似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奇谈怪论。

《白帝城托孤》，现代，戴敦邦，国画

在丢失荆州近一年之后，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蜀中传言汉献帝为曹丕害死，刘备因而登基称帝，随即发动讨贼之战——只是他的目标并非曹魏，而是孙吴。在发动复仇之战前先行登基，在后人眼中无疑是刘备一大失误：倘若刘备在曹丕篡汉之初就以汉中王身份大举北伐，或者是在荆州丢失之后就以责问背盟之罪东征孙权，或许在道义上会比称帝后再出兵更具有说服力。但在刘备自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丢失荆州的巨大打击，迫使他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重大举动以振奋人心、凝聚士气；另一方面，他登基称帝更是季汉集团的根本意识形态发展之必然。曹丕篡汉，中原士人为此已营造出了大汉运数已终的理论和舆论，如果刘备不以行动证明炎刘正统还在巴蜀延续，那么季汉赖以生存的意义就会被消解，整个集团就会在政治上直接完蛋。

然而，刘备的苦衷未必能为外人所理解，由于汉献帝此时活得好好的，甚至比刘备、曹丕都活得更久，就使得季汉以外对他称帝的说辞都不屑一顾，减弱了他出兵的政治意义，甚至出现了他是为一己之私怒而兴兵的不利舆论。之后猇亭之战的惨败，更使此时的他以负面形象定格在了后世的记忆中，成了他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伐吴的失败，给予了刘备极其重大的精神打击，他感叹：“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哉！”然而，和他事业遭受的沉重打击比起来，这都算不了什么：在猇亭之战中，季汉丧失了大批精兵良将，冯习、张南、傅肜、程畿、马良、王甫等人战死；黄权、庞林降魏；杜路、刘宁降吴，对于人才本就不甚充足的季汉政权来说，不啻为一次毁灭性打击。更为要紧的是，在刘备称帝之时，他曾宣扬“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以此证明作为刘邦和刘秀继承者的他上秉天意，伐吴乃是“恭行天罚”，但惨败的事实必然会让人们对此产生怀疑，质疑刘氏是否真的还有天命，进而怀疑季汉政权是否还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