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座開封城像塔一樣層層疊壓,特別是從唐代到現在的兩千多年間,這座城市的中軸線沒有變化,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頑強向上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蹟。” 河南大學宋代歷史研究所所長程民生教授曾這樣說過。

作爲宋史專家,程民生教授對考古過程中揭示出的北宋東京城特別感興趣。他說:“中國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東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那時的東京城市結構已打破了以往封閉的坊市制,呈現出開放的新型城市面貌,在中國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開封‘城摞城’現象爲對比研究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城市變遷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城摞城,是遺蹟的疊壓,是文化的疊壓,更是精神的疊壓。在古城開封的地底下埋葬的六座皇城——“開封城摞城”,是黃河創造的絕世風景。

開封自古就與黃河有撇不開的關係。

開封城市歷史的前半段,螺旋上升,蒸蒸日上,皆因源於黃河的運河之水。

戰國時期,大梁城鑿鴻溝、連水系,成爲中國歷史上以都城爲中心構建運河水網的開創者;唐代,汴州城因“漕渠穿城”而成爲重要的運河節點城市;宋代,東京城因“四水貫都”而成爲全國運河交通的中心城市。這種城水相依的規劃,影響了後世一千多年中國運河都城佈局和城鎮形態。

開封城市歷史的後半段,螺旋下降,日漸沒落,皆有黃河的身影。

據《祥符縣誌》和《開封黃河志》記載:從金大定二十年(1180)黃河在開封縣境決京東埽起,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尉氏榮村決口止,前後764年間,共決溢338處,平均兩年多決口一處。據統計,在黃河的多次決溢中,開封城曾七次被淹(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樂八年、天順五年、崇禎十五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其中明崇禎十五年(1642)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兩次特大水患,均使開封城遭到了“滅頂之災”。

“城摞城”重見天日

“開封城,城摞城,地下埋着幾座城;龍亭宮,宮摞宮,潘楊湖底幾座宮?”開封民間流傳的諺語終於在1981年得到了實證。

1981年春,開封市園林部門在清理龍亭前潘湖底淤泥時,意外地發現了宋皇宮和明周王府的部分遺蹟。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二十多年的勘探研究下,“城摞城”的面紗逐步被揭開。

所謂的城摞城一般認爲:在如今地面下10餘米深有魏國國都大梁城,距地面10米左右爲唐汴州城,約8米處北宋東京城,約6米深金汴京城,而5米-6米深明開封城和3米深左右的清開封城。

這幾座城池按照時代順序,由早到晚,在地層自下而上地疊壓在一起,其中大梁城、東京城、汴京城爲都城,明、清開封城爲省城,唐汴州城爲中原重鎮。

2019年10月11日拍攝的開封“城摞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圖片來源於新華社)

2019年10月11日拍攝的開封“城摞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圖片來源於新華社)

1981年5月中旬在潘家湖清淤堆島施工中發現明周王府的府邸。1984年8月17日至9月13日,開封考古工作者在中山路地下4.5米處發現並挖掘出了州橋,根據對州橋橋面的清理和對橋孔內的實測,該橋南北長17米、東西寬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

2000年5月,爲了印證開封城摞城的傳說,開封市城牆文物保管所選擇了城牆西門城樓的一段城牆地下部分挖掘出一個考古探方,結果發掘出一段保存完好、清晰可見的清中期古馬道遺蹟。更令人驚奇的是,在第二層古馬道下約50釐米深處,年代更爲久遠的古馬道也驚現出來,三層古馬道真切展示了開封城摞城的奇特景觀。

2017年7月,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現了明代永寧王府遺址,並進行了搶救性清理。共完成發掘面積4000平方米,出土明代陶、瓷器、石、銅、錫、琉璃、木、骨等各類遺物1000餘件(套),遺物性質主要爲建築構件和生活用品。

“開封歷來藏寶豐富,開封博物館館藏文物5萬餘件,無論是官方館藏還是民間收藏,自古以來都是重要的文物聚集地。開封博物館館藏的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宋白釉珍珠地娃娃臥蓮瓷枕、北宋‘大晟夷則’銅編鐘等文物具有代表性。” 開封文史研究者劉海永之前曾說。

“黃河多次給開封造成災難,但黃河泥沙也較爲完好地保存了遺址和文物的歷史原貌。”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葛奇峯說。“在順天門出土的宋金時期灰陶嬪伽。這個人首鳥身的形象俗稱妙音鳥,原是佛教中的神鳥,宋金時成爲框定建築等級的屋脊神獸。經修復能達到如此完好程度的灰陶嬪伽,在國內的館藏文物中這是僅有的第三件。”

“滅頂之災”的證實

近日,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與開封當地文物考古部門合作的一項研究,爲我們證實了歷史上明清兩次洪水的真實性。

據《汴圍溼襟錄》中記載,1642年的秋天,陰雨連綿導致黃河大漲,李自成圍攻開封數月,而不得拿下,惱羞成怒之後掘開今馬家口村附近的河堤,“使全河入汴... 北門頃刻衝沒,合城男婦哀號,王府士庶盡升房垣,賊亦亂竄。及至夜半,水深數丈,浮屍如魚。”

這在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前做發掘的明永寧王府遺址中就有所體現:疊壓的厚厚的淤積黏土層,正是此次洪水所攜帶的泥沙沉積所致;遺址內坍塌的磚瓦堆積,以及成片的屋頂是洪水沖毀房屋的最直觀反映;考古隊在遺址內還清理發現了15具人骨遺骸,其中在遺址南部王府大門臺基之上就集中發現了6具。

這些人骨遺骸姿態各異,真實反映了當時洪水來臨之時人們面對死亡的絕望狀態。

該項目負責人michael storozum和他的團隊正是基於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量田野考古的信息,開始了這項研究:“我們結合考古學和地質學的方法,以及開封考古發掘中揭示的足夠多的信息和一些文獻記載,基本證實了這次洪水的真實性。”

據michael storozum介紹,根據先前的研究數據,團隊通過古水力學方法初步重建公元1642年洪水的河川動態,“堤壩決口後,我們估計河水水位下降了10到15米。我們認爲,這些下降數據是準確的,因爲開封附近黃河的平均深度約爲35米,此數據是我們根據在跟黃河相似的氣候條件下發現的回灌河流的寬深比估算出來的。”

據史料記載,洪水湧入開封城後,“城從內皆巨浸,所見者鐘鼓兩樓、羣藩殿脊、相國寺頂、周邸子城而已。”高大的開封城牆幾乎與城中的洪水平齊。據單遠慕先生在《開封史話》中所記:明末開封城牆高達五丈,正好約合15米的高度。

“我們計算出的沉積物數據表明,歷史記錄大致是正確的。1642年,洪水淹沒了開封並且洪水淹沒到了城牆的高度,但只有未來的考古工作才能揭示出直接的證據。” michael storozum說。

在研究中michael storozum和他的研究團隊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比對了開封城牆內外多處不同遺址的明代地層的洪水沉積物時,他們發現,開封明城牆外的遺址中,明代地層都比城牆內的遺址要深得多。而相反,清代1841年的開封洪災中,城外洪水沉積的地層卻比城內的厚得多。

“這就表明,公元1642年洪水的大部分沉積物都沉積在開封城內。而1861洪水事件的洪水沉積大部分位於開封城外。這又進一步表明,在1642年的洪災中,開封城牆被洪水破壞,高流量的洪水沖垮了建築物,形成了致命的泥石流,摧毀了開封的內城,幾米的淤泥和泥土覆蓋了城市和居民,導致了許多人的死亡。”

michael storozum解釋說,在正常情況下,開封高大的城牆能夠阻止洪水進入城市,“就像1841年洪災沉積物的表現一樣,城外大於城內”但是1642年那次洪水,洪水沖垮了一部分城牆,而大部分完好的城牆又會阻止水流出城市。“結果,洪水不斷湧入城市,混合了泥土和城市垃圾,大大增強了洪水的破壞力。”

“處在這兩種情況下,我想1642年在城中無法有效排出的死水,以及大量的人畜屍體所帶來的疾病也會是一個嚴重的災害,不過這尚待科學的檢驗。”

而關於這次洪水的死亡人數,《汴圍溼襟錄》中也有記載:自逢“寇亂”,兩河外州邑的大戶人家和在野之百姓,爲避難紛紛攜家入城,加上城中原有人口,統計起來,闔城八十四坊,約有十萬餘戶,人口不下百萬。後來政府賑濟災民,登記領賑的人不足十萬。

“城摞城”見證精神疊壓

綜觀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大多數著名的古都其自身在不同時期的城址的位置是不同的,多因戰亂兵火、國亡、城毀等原因,而採取了拋棄原城舊址而另闢新址重新營建新城的做法。如秦都咸陽城,漢唐長安城,漢魏洛陽城,隋唐東都洛陽城以及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

上述都城在建新城時有的是在原城的舊址上把位置略作它移,如北京城、南京城等;有的則是相距十幾裏甚至幾十裏另闢新址,如西安城、洛陽城等。而在古都開封,一次次的兵燹水患將原先的城市毀滅吞噬殆盡,而後來的人們便一次次在腳下的這塊熱土之上重建新城,這樣屢淹屢建,又屢建屢淹,再屢淹屢建,從而形成了罕見的“城下城”、“城摞城”現象。

這種現象雖然在我國嶺南地區的三朝都城廣州和西南地區的巴蜀府城成都也曾出現,但都不如開封這樣典型。

這應該和古代的開封有着優越的地理環境、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及古時人們“夷門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有關。

上古時期,開封位於黃河沖積大平原的西部邊緣,是華北平原與黃河平原的交接地帶,東北離渤海約500公里,而距豫西丘陵地不過50公里,地勢坦蕩,土層深厚,適於農牧。這裏的氣候特點是大陸性強,雨量多集中於夏季而變率大,氣候較現在溫和。而且當時的開封附近河湖交錯,水道四達,森林繁茂,水澇旱災極少發生,更不存在像今天這樣的土質鹽鹼化問題。

明末清初時期的大梁人王紫綬所說:“天下藩封數汴中。”由此可見當時開封城的“王者之氣”仍然很重。直到清初的開封,儘管因爲明代末年的那次特大洪水的洗劫已經破敗到了“黃沙白草,一望丘墟”的地步,但當有人提出把當時的省會由開封遷至許昌時,仍很快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而最終未被清政府採納。可見,在人們心目中,開封“王者之都”、“夷門自古帝王州”的理念早已根深蒂固。

正因如此,開封歷史上一代代的先民們,才特別地熱愛自己腳下的這塊熱土,一次次的戰爭、一次次的洪水毀掉的只是原來的城池,而先民們仍毅然在這塊滄桑的土地上頑強地站立着,面對着一次次洪水退後的一片片廢墟,一次一次重建家園,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千百年來,也就造就了一種精神,造就了開封人堅韌、勤勞、勇敢、豪放的人格魅力。

正如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長常儉傳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所說:“城市的疊壓其實就是文明的疊壓。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裏,開封城幾度被深埋,但開封人民始終沒有放棄,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體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

來源:《開封:都市想象和文化記憶》、大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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