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科天然對立嗎？學文科就一定沒前途？專家評論

（原標題：文理天然對立嗎？學文科就一定沒前途？）

半個世紀前，C.P.斯諾《兩種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書，指出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本來有相當不同的本質，而且彼此逐漸疏遠，已有無法溝通之勢。五十年後，我們回頭重新審視，卻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畢竟不是如此深刻。

半個世紀前，數理與生命科學都已頗與上一個世紀的情形不同——觀察更爲細緻，理論更爲周密。然而，科學家仍繼承上個世紀的樂觀，對現代科學的未來抱持積極態度，認爲絕對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對於科學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脫身而出。戰時的種種，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偏見、歧視與殘暴，宛如一場噩夢！而戰後的世界，擾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寧居。人文學科的學者及文學與藝術的創作者，大都對人類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樂觀的想法，對於人類的未來更常存懷疑。有不少人，甚至對世界抱持嚴重的悲觀，認爲這個世界其實是荒謬的存在，許多過去視爲當然的價值，其實也不是絕對的。於是，人文與科學兩大知識領域竟不能溝通，而且，兩者之間也安於隔離，甚至不尋求溝通。

今天，這一隔膜似乎變薄了。相伴科學而發展的技術已漸漸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學似乎不再是實驗室中一些學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過去基礎研究的知識，其實對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響。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轉入利用核能的技術可以產生核彈的災難，然而，駕馭得當的核能又可爲人類提供幾乎無窮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學制品投入農業，可以增加農作產量，減少病蟲害，爲人類造福，然而，所謂綠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爲其破壞生態環境而爲人詬病。人文學界對於這些問題比較敏感，遂從哲學、文學、史學各個角度，開始仔細審察數理與生命學科在人類世界的角色。

畢加索《格爾尼卡》

科學研究是否有其純粹理性的自主權?

科學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樣的敏感，警覺於科學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純粹理性的自主權？有人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審察科學家的作爲及其思想淵源。於是，表面上看來是純粹獨立的科學研究，其實往往不能避免其變化與社會的制約。例如：牛頓的絕對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觀念，是現代科學的主要源頭。但是，牛頓這樣的宇宙觀，卻又與其基督教神學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關係。又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當然是現代生命科學的重要基石，但是，社會進化論者將生物進化論的理論轉化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也一一都經歷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學理論，進行其滅種滅族的罪行!

科學家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研究過程中，發展了相當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庫恩的研究典範主題(Paradigm)理論，從科學發展史的研究指陳一代又ー代的科學研究經常受當時一些主題的約束。在主題轉變時，科學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達思維的語言，也跟着轉變了。同時，主題的轉變，又同社會與文化環境有其相應的關係。於是，科學的研究其實不是充分自主的。

同樣的反省，也見於社會學科的園地。最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及人文學科，包括哲學與史學，深受韋伯(Max Weber)、馬克思(Karl Marx)及涂爾幹(Emile Durkheim)諸人的影響。這些人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不同的理論；然而他們的共通之處，則是指陳了人類對於自身及人類社會的瞭解與闡釋，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與社會地位的影響。例如：韋伯認爲，人的經濟行爲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約：馬克思認爲人類的思想及其行爲，受其社會地位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制約。此觀念削弱了歐洲文化啓蒙時代對於“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絕對的，則相對的理性又如何能是萬世永恆?

這一嚴峻的懷疑，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出現的文化系統論而同步展開。由歐洲歷史發展的“現代世界”，植基於其時代以來的“理性＂”信念。戰後世界各地的接觸較前頻繁，許多歐美地區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國的儒家與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單一真神信仰不同。諸種文化的接觸與衝擊，使猶太教、碁督教、伊斯蘭教系統的宇宙觀，不再視爲當然。今天“現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說服力，“後現代”的種種觀念與理論，其實是對於“現代”兩字所代表意義的批判與反詰。這一浪潮的衝擊力量十分巨大，不僅在文學與藝術的創作方面有其影響，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研究也因此對過去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對主義已經大張旗鼓，將五十年前其時的理性主義壓得不能翻身。

在心理與生物科學的園地也有重要的変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爲牛頓的力學世界提出了另ー思考方式，物質與能量在不斷轉接，不再有一個實在的物質宇宙。海森堡(W. Heisenberg)的測不準理論，考慮到觀察與量度所造成的因素，我們是否能夠做

到真正不誤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指陳了分形之無限，則無限之中我們又如何能夠以有限的管窺推衍無限的意義?在信息科學漸漸發達的工程中，科學家嘗試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邏輯( Fuzzy Logic)的出現則指陳了人類思維中並不理性的部分。

凡此發展，都嚴重地削弱了一些大家視爲當然的假定，理性與客觀其實都有其侷限性。現代科學自從西歐啓蒙時代以來，這些行爲有了長遠的發展。科學家曾經有相當的信心，以爲掌握了鎖匙，終有開啓宇宙大祕密的一日。今天的科學家較之五十年前已大爲謙遜，他們逐漸瞭解到，實驗室井不能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鳥，似乎在又捉摸不到。

數理科學的方法學已進入人文研究領域，許多人文與社會學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將個體的殊相沖銷，並注意到羣性的共相(也就是陳天機教授所說的，因個體集合而出現的羣體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應用於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甚至文學的內容分析。一些人文社會研究的宏觀理論，不少是從羣體線性上發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將數學帶進了人類活動的研究中，也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鴻溝上架了一座橋樑。

《生活大爆炸》劇照

人文與科學之間的樊籬必須拆除

相對地說，人文與社會研究的園地內，人文與科學兩個文化之間樊籬必須拆除。我們必須設法懂得科學文化的內情，才能使這個已在主宰我們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爲我們製造不可知的災害。將來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中的諸部分又會有更多的互依與糾纏。人類既生活內容豐富，個人卻又不免有無可奈何的無力感。每個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發展的影響，人人不能再自外於科技文明，不能不尋求對科技文明的瞭解。

有些學者，嘗試跨越人文與科學之間的鴻溝，以瞭解不同學科的語言觀念。舉例言之，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瑟羅( Lester Thurow)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一方面提出了知識與科技結合的人工智能將是人類文明下一步發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地質學的“板塊”構造觀念，形容五種カ量(或因素)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五塊板塊之一即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時，他又借用生物學上的斷裂後的均衡，來形容一切重新組合之後的嶄新世界。正如恐龍主宰的世界，在經歷了幾乎完全的重擊之後，則成爲另一個以哺乳類主宰的均衡系統。

另一方面，科學家也正在從人文的角度，嘗試說明數理科學的內容。楊振寧先生在去年發表一篇專論《美與物理學》(《廿一世紀》，1997年4月號)，他比較兩位物理學家狄拉克(P. Dirac)與海森堡的研究風格，將前者的簡潔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塵”，而且借用唐代高適的詩句“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中“出”與“性靈”來形容狄拉克直指奧祕的靈感。楊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將文學的欣賞引進了科學。楊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靈感來自他對於數學美的直覺欣賞，海森堡的靈感則來自他對實驗結果與唯象理論的認識。他更指出數學與物理的關係是在莖處重疊的兩片葉片。重疊的地方同時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後，楊先生將物理學的濃縮性與包羅萬象的特色，借用詩人佈菜克(W.Bake)的詩句(陳之藩先生譯句)：

一粒沙裏有一個世界

一朵花裏有一個天堂

把無窮無盡握在手掌

永恆寧非是剎那時光。

這一比喻，其實是佛教須彌芥子、永恆剎那的翻版。楊先生對於物理學的欣賞，已由數學進入哲學。我們也未嘗不能由此延伸，將數學與哲學也比喻爲相疊的葉片，有其同根同源之處。人文與科學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兩者都是人類心智中分離而又疊合的兩個園地。

我們注意科學各部門間的對話，也在嘗試使不同學科中已經發展的一些觀念彼此對比，找出跨越學科的若干觀念。我們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學們，學科的界限其實是暫設的，尋求知識的過程不過在設法瞭解自己及觀察四周的世界;許多學術的術語，也不過是我們爲了方便觀察而設計的視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