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徐崢受訪迴應爭議 坦言自己不是“喜劇演員”)

徐崢受訪迴應爭議 坦言自己不是“喜劇演員”

徐崢直面爭議

五組導演聯合執導的喜劇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定檔2020年國慶節上映,作爲導演之一的徐崢一直在籌備自己的部分,同時也處理着公司的各個監製項目。

這次專訪是繼《囧媽》上映之後,新京報記者與徐崢的第一次對話。從熱鬧的春節檔到30%上座率限制的影院復工,電影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也給徐崢的創作和心態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對話的主題從徐崢的新片、即將進行的公益直播賣電影票、喜劇創作,到無可避免的,直面那些曾經的質疑。徐崢很坦然,他覺得儘管已經做好了面對不同立場言論的準備,但彼此的交流還是太少了。

從《瘋狂的石頭》到“囧系列”,似乎徐崢出現在觀衆面前,就必須讓觀衆笑。直到《我不是藥神》上映,才讓觀衆重新看到一個嚴肅又專業的演員。

新片計劃

用簡單方式,記錄疫情小人物

徐崢說,去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他就是最後一個“交作業”的,那時正在同期拍《囧媽》,進度比較慢,因此到了《我和我的家鄉》,就希望能早一點開始。原本計劃是3、4月剛好可以拍到油菜花,但趕上疫情發生,拍攝計劃一直拖延。到了可以開拍的時候,拍攝地浙江千島湖又碰到洪水,徐崢只好把其他部分先拍完,等着天氣好轉再去補拍。“所以我又變成了最後一個交的。”

這次創作被徐崢稱爲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國家文化輸出的結合,他覺得能夠在這樣的題材裏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很榮幸,但難點是怎樣把專業度的認知和主題有機結合好。

做了多年電影,徐崢說最大的體會就是創作者應該盡力去滿足觀衆的心理需求,這種滿足在於讓觀衆感受到溫度和暖意。“觀衆笑着離開影廳是滿足,流着淚離開影廳也是滿足。說明觀衆在娛樂的同時也希望獲得心理的滿足感,也就是感受到愛、溫暖和情懷。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不能違背藝術創作的規則。”

與此同時,徐崢還計劃做一個以疫情爲背景的電影短片集。疫情期間每當有人被困到車上、被困到醫院裏的新聞出現時,總會有網友在微博@徐崢,說他應該去把這些人的故事拍下來。當更多小人物的故事和他們真實質樸的情感出現時,徐崢覺得自己應該開始製作了。

雖然還沒有完整的構想,但徐崢先梳理了一下哪些故事的版權是可以做的,並已想好以短片集的形式出現,是全景式的描述。徐崢覺得,長篇電影、兩個小時的時間重點講述一個人物,承載的內容會更復雜和沉重,但新聞裏的這些普通人,能夠清晰看到核心的點,“很多人想挖掘英雄人物是怎麼想的,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善良本身就是很簡單的,所以我也想用相對簡單的方式呈現。”

直播賣電影票

助力影院,讓同行看到初心

疫情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有一段時間明星帶貨突然變得很熱,一起喫飯的時候有朋友問徐崢,你怎麼不去帶貨賣點東西啊,徐崢回答說算了,“我的個人社交賬號號也沒有流量,對直播也不熟”。但是回家之後徐崢開始考慮,這段時間院線太艱難,電影院遲早要復工,總要做點什麼幫他們。徐崢想那不如就賣電影票吧,策劃一場公益直播。

有了想法之後徐崢挺興奮,但隨着不斷推進,他發現要聯合各家平臺,協調好院線、製片方、主管部門,全部整合起來非常複雜,技術團隊則爲了新功能要開發一個多月,測試一直要持續到直播當天。無可避免的,這次幫助影院復工的活動話題又落到了徐崢與院線方的關係上。“會擔心到時院線方有一些不理解的聲音出現嗎?”

徐崢很坦白的說,有朋友在疫情期間發給他一些文章和負面說法,他覺得自己肯定不是爲了這些聲音來做這件事情的,反而是希望能爲在艱難時期默默承受並報以理解的人們做些什麼。“互聯網輿論下,沒有十全十美的評論,我希望同行看到的是我的初心。”

《囧媽》院轉網

這僅僅是特殊時期的一種特殊方式

在徐崢微博發佈的影院復工新聞下面,網友留言第一條是“繼續拍好片,下一次我們想在影院看你導演的電影”。春節檔影片《囧媽》選擇“院轉網”在當時受到不少爭議,甚至有院線方表示今後會抵制徐崢的其他電影,徐崢當時並沒有做出太多的解釋。

提到此事,徐崢很坦然,他覺得當時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場,別人做出什麼樣的反饋自己都可以理解,但似乎一直都沒有交流的空間,這才激化了矛盾。

“首先,《囧媽》上線只是這一部電影的決定,不可能把電影產業改變,也不可能把院線搞垮。這是特殊時期才產生的特殊方式,從更大的範疇來看,你不可能做出多麼離經叛道、逆轉運行的事情。我一個人起不到那麼大的決定作用,我只是一個創作者。其次,即便這是我們當初共同的決定,最終的核心還是讓觀衆能看到電影,讓觀衆受惠。”

選擇網絡上映後,徐崢覺得只有一件事對《囧媽》這部電影來說稍微有點遺憾。

當時被譽爲近幾年最強春節檔的電影紛紛撤檔,網絡平臺免費放映也讓《囧媽》在最短時間內被更多的人看到,用現有的觀看數量換算成對應票房,徐崢覺得對於這樣一部電影,這個數字是不正常的。“電影本身還是有門檻的,你喜歡它纔會推薦給所有人,最終吸引來的都是它本身的觀衆羣。但是網絡放映後大家都在議論,正好是過年期間,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機放映,邊炒菜邊看,沒法專注於電影想要表達的感情。”

喜劇背後

《藥神》之後,收穫了從未有過的尊重

與質疑的聲音同時出現的,是部分關於囧系列“窮途末路”的討論。在之前的採訪中徐崢也表示最開始並不想把新片片名定爲《囧媽》,而是更想叫《開往莫斯科的媽媽》或《媽媽要去莫斯科》。

徐崢覺得,並不是自己對這個系列感到疲憊或者創作上遇到困境,而是作爲創作者,對於這個系列的認知和大部分觀衆的固有期待產生了變化。大部分觀衆受到《泰囧》《港囧》的影響,把“囧系列”看成有充分喜劇基因的傳統公路喜劇片,當大家討論“囧系列”的時候,其實想看到的就是主角在不同國家鬧出不同的笑話。但是徐崢眼中的“囧系列”早已不僅如此,“我在主題裏植入了很多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思考,拿同行的話來說就是在公共IP裏植入私貨。這樣的結果就是一部分觀衆能理解並覺得挺好,另一部分理解不到的就覺得怎麼不好看或者不是想象中的樣子了。”

雖然“囧系列”帶給過徐崢巨大的成功,但他不想用地名再去消費這個品牌,“不做‘囧系列’之後,我甚至可以不做公路喜劇;如果我做公路喜劇,也可以不叫‘囧’。”

從最初的《瘋狂的石頭》到“囧系列”,“喜劇大師”成了徐崢的標籤,似乎他出現在觀衆面前,就必須讓觀衆笑。直到《我不是藥神》,才讓觀衆重新看到了嚴肅又專業的演員徐崢,這部電影更多收穫的是觀衆和同行給予的尊重感。

與徐崢合作過的人都說生活中的他並不是個喜歡搞笑的人,甚至還略帶嚴肅,時常焦慮。怎樣做喜劇,做更不一樣的喜劇,徐崢比別的創作者付出了更多的研究和嘗試。他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喜劇演員,而是把自己定義爲可以演喜劇的演員,希望用喜劇的方式讓觀衆打開、放鬆,然後再開始討論。

在徐崢看來,喜劇並不是消解表達或力量,而是提供了一種第三方的視角,用喜劇的方式可以稍微輕鬆、調侃、抽離一些,大家會更容易接受。

新 鮮 問 答

網絡喜劇片想成功,要找對出路

新京報:影院復工後,最想看的一部電影是什麼?

徐崢:想去看看《八佰》。那天官宣上映時間後,所有電影人都在朋友圈刷屏轉發,這樣的電影凝聚了電影人巨大的創作力和心血,也因此纔有了這麼多人的關心。即使不評判最終的票房,光是準備和拍攝工作,都值得業內和觀衆的尊重。中國有一羣特別有熱情的電影人和觀衆,只是我們需要經歷一些困難時期。我希望大家都能早點回到正常,壓抑的能量能夠釋放。

新京報:《囧媽》之後,會怎樣與網絡平臺合作?

徐崢:還是會根據內容特性來選擇介質。疫情後可能大家更需要喜劇片,娛樂層面也需要影院裏有一些笑聲,像《我不是藥神》這類更加有社會熱點,更加關注現實的電影,我相信未來也會更受歡迎。也有一些內容大家在選擇時會更加謹慎,會往網絡轉化,目前我也判斷不好。國內的流媒體發展相對還是比較傳統的,選擇流媒體還是進院線的探討也容易極端。其實很多媒介的特質是無法取代的,各有各的空間。剛發明電影的時候,有人擔心舞臺劇沒人看了,等發明了電視,又擔心電影要死了,互聯網來了又擔心電視要沒了……現在不都還存在嗎,我也常去看話劇、舞臺劇。

新京報:近年有很多高成本知名喜劇演員出演的喜劇,也有不少低成本的喜劇,你覺得喜劇電影市場今後會有怎樣的發展?如何看待網絡電影中喜劇類型的缺失?

徐崢: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制作出中國式的喜劇。因爲中國有自己的喜劇形態。中國的創作者迅速產生內容的能力是很強的,所以它會隨着潮流不斷去更新喜劇的形式,再加上電影這種比較綜合的藝術形式,一定會吸收精華做出中國式的喜劇。而且中國人口足夠多,創作者甚至不太需要去思考怎樣照顧國外的觀衆,只要讓中國觀衆愛看就基本足夠生產和消化。對於新人導演這是個優勢。至於網絡電影中的喜劇片,因爲願意看喜劇的人比較多,大家也更挑剔,相聲和小品都是免費讓大家看到的,付費的院線喜劇電影製作也比較成熟。所以,網絡喜劇電影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新京報:事業上的成功與你作品中的中年小人物似乎越來越遠,如何靠近這些角色?

徐崢:觀衆關心的永遠是自己能夠共情的部分,哪怕你拍一部名人傳記,也是可以挖掘到他與普通人共情的部分,否則觀衆就會遠離你。有個很俗的詞叫做挖掘人性,講的就是這個部分,因爲觀衆永遠想在看別人故事的時候看到自己,這個故事要跟他有關,哪怕是再奇幻的電影,內核也是在找這些點。

新京報:與這種精準相對應的,也有不少觀衆會覺得你非常的精明和聰明,拍攝電影有種商人式的精準,是“產品經理型的導演”,你接受這樣的說法嗎?

徐崢:產品經理或者說爲觀衆服務從來都是創作當中的一種藝術標準,藝術難的就是既要有自己的技藝,也要有方法完成傳播。很多藝術家很有氣節,堅持自己的表達不去附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不同的選擇。還有一種是,我希望你能夠解讀到,那怎樣去解決這個通道,其實也很難,這是不同的選擇而已。把商業片做好,也需要很高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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