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潘驛煒（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病患悖論：爲什麼“過度”醫療不利於你的健康？》譯者）

有關醫療與健康的知識既可能是樸素的、日常的、口口相傳的，也可能是艱深的、專業的、深藏書齋的。在老百姓看來，彷彿掌握的健康知識越是完備豐富，就越能保證自己的健康。殊不知，有了知識也可能徒增煩惱。現代人能通過科普書籍、慈善傳單、公益節目、搜索引擎等五花八門的渠道瞭解與健康問題相關的信息，而醫生最怕患者講的話就是“我在網上查了，我這個病如何如何”。結果往往是患者覺得自己的合理訴求在醫患溝通中沒有伸張，醫生認爲患者杞人憂天，純屬“疑病症”。

 

現況還須追本溯源。儘管對“攝生”的探索在行外從未停止，不過從希波克拉底的時代到今天，醫學知識的傳遞路徑都大抵遵循了相似的模式：醫者一面以自身特有的知識和技能救死扶傷，一面廣收門徒、開枝散葉，讓醫術持續地流傳於共同體內部。醫者以職業道德和精神自我約束，患者則信任並聽命於他們，傳統的醫學敘事給人留下的印象便是宅心仁厚的醫生與感恩戴德的患者構成的烏托邦式的關係圖景。直至今日，這一圖景仍然被反覆渲染。

 

現代醫學譜寫着和諧美好的歌謠，奧祕得以揭開，生命得到拯救。可是，人們發現揮舞着魔法棒的醫生並不總站在患者一邊。利用人體從事臨牀試驗，而受試者卻毫不知情的事在今天看來是荒誕的，但你可能不會想到這在半個世紀前還不是稀罕事。納粹德國和侵華日軍打着“求取知識”的旗號所做的人體試驗已被公認爲不齒的暴行，器官移植技術的昌明一度令醫生在器官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利益之間猶豫不決，“安樂死”案件更將醫學與外部世界的矛盾推向頂峯。這些窘境逼迫醫學內外的人思考、激辯並達成妥協：必須用權利（如知情同意、自主選擇）武裝患者，必須把患者從像家長關愛孩子一樣的醫生那裏解放出來——這就是浩浩蕩蕩的“生命倫理學運動”。

 

此舉的積極意義有二：一是讓欠缺專業知識的患者挺直了腰桿；二是將臨牀醫生和科研人員的行爲置於監督之下。這固然是重大進步，然而此舉帶來的問題亦有二：一是權利不足以填平醫患知識鴻溝，患者空有權利而難以有效行使；二是將曾爲知識權威的醫者“貶入凡塵”，醫者掌握的專業知識得不到尊重，這將進一步瓦解醫患互信的紐帶。無怪乎患者覺得醫生沒有認真對待自己，而醫生面對患者出其不意的詰問叫苦不迭。

 

《病患悖論：爲什麼“過度”醫療不利於你的健康？》，[英] 瑪格麗特·麥卡特尼著，潘驛煒譯，鼓樓新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5月版

 

英國全科醫生瑪格麗特·麥卡特尼觀察到，收穫權利（事實上也是權力）的患者正在轉變成消費者，醫生與患者的醫療關係正在轉變成買賣關係——只要不差錢，患者就是可以從醫生那裏買到任何東西的“上帝”，不論他們是否真正需要。這樣一來，你接受檢查或治療不是因爲你的醫生做出了專業判斷，而是源於你“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強硬堅持。

 

一般來說，訂立買賣合同的雙方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對合同標的差異不大的認知水平。“爲患者賦權”的吆喝聲背後，是將患者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認知水平提升到與醫生同等標準的不恰當要求。既然認知不足，何不提升認知？麥卡特尼醫生的另一個擔憂是：誰知道提供信息的人是爲了你的健康，還是爲了賺你的錢？只消敲幾下鍵盤，搜索引擎就能提供成千上萬個描述症狀、疾病與治療方案的詞條。我們固然不可因噎廢食，無視其中的高質量內容，但商業利益也可能潛藏其後。更何況，醫學具有高度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某個具體症狀可能根本不是病，也可能是嚴重疾病的預兆，但多數人總是傾向於將症狀與可怕的絕症聯繫起來，陷入煩惱和焦慮，這是人性使然。

 

結果就是患者聲音越響、普及搞得越猛，患者的就醫體驗卻越糟糕，醫患關係也越發緊張。有的人就醫，喜歡把病情“說大”，似乎這樣醫生纔會重視；醫生自然把患者的誇大看在眼裏，並且在判斷中過濾掉“冗餘”的信息。患者話沒說完，更擔心醫生沒有全面地瞭解自己的痛苦；醫生認爲患者焦慮過度，提出了“非分”要求。雙方的不滿情緒由此滋生，醫患關係也就走進了死衚衕。

 

麥卡特尼醫生通過自己的第一部專著《病患悖論：爲什麼“過度”醫療不利於你的健康？》講述了過猶不及的道理。天平曾經向醫生一方傾斜，大家覺得不公平，於是給患者增添砝碼。可如今，過分的加碼反過來傷害了患者。醫生與患者之間彷彿存在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一面要認識到醫學知識的複雜性和專業性，改善信息良莠不齊的情況；一面又要保持醫學知識的可及性，彌合溝通的鴻溝。

作者 | 潘驛煒

編輯 | 徐悅東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