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劉皓琰:當代帝國主義是如何進行數字殖民的?)

【文/劉皓琰】

近年來,在西方左翼學界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界,關於新帝國主義的討論是一個熱點,而對於殖民政策的再認識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殖民體系往往被認爲是帝國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繁盛、國際輿論的影響、擴張成本的提升等因素,當代帝國主義很少再使用以軍國主義爲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帝國主義放棄了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是開始將掠奪的範圍從現實領土轉向隱蔽性更強的虛擬空間。

在世界範圍內的數字化浪潮中,數字殖民逐漸成爲了當代帝國主義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而中國企業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宮封殺、施壓,除了特朗普企圖藉此煽動反華情緒爭取選票外,很大程度上也因爲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國社交領域攻城略地,甚至出現趕超社交傳統巨頭Facebook、Twitter之勢,引發了美國政府的“小人之心”——擔憂美國被中國“反殖民”。

一、數字殖民的核心方式

在數字化時代,數字空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國家都曾將網絡列爲必須爭奪的戰略要地。在數字空間中,網絡權力結構是影響國家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於是,爲了推行網絡霸權,當代帝國主義基於數字資源及技術領域的不平等,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更具隱蔽性的壓迫與掠奪方式,即數字殖民。

數字殖民的核心不再是武力征服,而是將數字空間作爲新型的殖民地形態,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意識形態演變,製造出服務於資本需要的網絡族羣,從而在數字空間中形成帶有傾向性的羣體性力量。當然,製造族羣的關鍵,便是控制和掠奪網絡受衆的注意力。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種主要的方式。

(一)平臺壟斷

自20世紀70年代赫伯特·席勒、鮑依巴瑞等學者提出“媒介帝國主義”後,西方左翼學者一直在持續關注發達國家利用大衆傳媒操控信息流動的現象。媒介是公衆接受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主導了大衆傳媒便可以主導公衆的注意力。

媒介的形式隨着技術發展不斷演化,從書籍、報刊到廣播,再到今天的互聯網平臺,覆蓋面積愈發廣闊,資本的力量也逐漸向平臺企業轉移。當帝國主義實現了平臺壟斷,無論公衆的注意力如何轉換,只要開始接受信息,就難逃帝國主義的管控範圍。

美國是進行平臺壟斷最爲典型的國家。

美國是互聯網的發源地,在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上有着絕對的先動優勢和技術優勢。美國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域名根服務器,管理着全世界網站的地址目錄,這相當於控制了數字空間中的封疆大權[1]。同時,美國的各大數字巨頭還掌握着Windows、iOS、安卓等世界領先的底層操作系統,這便使美國的平臺企業在打入他國市場時存在着顯著的優勢。

21世紀的前20年,美國各領域的平臺企業迅速席捲全球。根據視覺資本(Visualcapitalist)網站所做的2019全球百大網站流量調查,世界前十家訪問量最高的公司,美國獨佔7家,一些巨頭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幾乎在全球各國都具有頂級流量[2]。而無論在社交網絡、搜索引擎、視頻網站等哪個領域,除了中國的部分企業外,美國在行業內鮮有敵手,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壟斷局面。

再根據市根據互隨(Hootsuite)和我們擅長社交(We Are Social)在2019年發佈的報告,全球每日平均上網時間已高達近7個小時[3],這說明全球用戶的大量注意力都已集中在美國企業所打造出的平臺之上。

而在平臺上,信息流動的方式和內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平臺決定着信息流動的方式。每個平臺都擁有着自身的語言風格、功能定位和目標追求,或簡約或全面,或文藝或奢華,它們就像一個個隱蔽的軟性組織,使得長期處於該平臺上的網民的交流方式、認知觀念等很容易在潛移默化間被平臺環境和價值目標所影響或同化。

另一方面,信息流動的內容也是可以被篩選的。數字資本家處在網絡權力結構的頂端,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方面擁有着高於公衆的權限,信息是否公開、信息如何解釋、哪些信息要被頻繁推薦都會受到平臺的左右,這便爲數字資本家蓄意地製造符合資本需要的各類網絡族羣創造了極大的便利。

(二)文化輸出與信息煽動

文化輸出和信息煽動一直是帝國主義獲得公衆注意力時間的重要手段,而數字技術和數字工具的發展使得這些手段真正實現了全天候、全球化的運用。這兩種方式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意在製造可以吸引大衆注意力的信息流,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加重視注意力時間的長期穩定佔有,後者則青睞於短期內注意力時間的快節奏、高頻率掠奪。

自後殖民時代開始,更加頻繁的文化輸出便與帝國主義的全球戰略利益密不可分。早在冷戰剛剛結束的1990年,老布什總統就強調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範圍內推行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和思想體系[4]。在其後的三十年間,基於強大的軟實力優勢,官方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等均成爲了帝國主義國家文化滲透的渠道。

以文化產業爲例,發達國家的大片、電視節目、遊戲、流行音樂等總會以更加炫目的特效和引人入勝的情結吸引受衆的注意力,並在其中隱含西方的行爲導向和價值觀念。瑞士競爭委員會曾在2000年做過一份電影市場的反托拉斯報告,瑞士人口在當時只有700萬,但好萊塢大片卻能吸引超過10萬人的觀看,受到的關注遠超於其他影片[5]。由於受衆缺乏可以與相關情結參照對比的經歷和認識,再加上國家間經濟差距造成的認知偏見,民衆很容易就會認爲應當向西方人那樣行事、思考和生活[6]。

進入網絡社會後,這種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文化資本家與數字資本家相勾結,利用傳媒的力量搶奪大衆注意力,給予西方文化以更多的信息曝光、廣告版面和正面解讀,頻繁地“造星”、“造勢”,這便導致了世界範圍內更大批量的粉絲團、效仿者的出現,以個人英雄主義、腐文化、二次元、偶像崇拜爲代表的各類網絡族羣紛紛產生。

此外,在平臺天然的組織力下,網絡文化也逐漸走向成熟,西方國家的意志、理念會隨着各類網絡用語、網絡符號的應用加速傳播,由此也滋生了更加多元的族羣形式。

信息煽動的方式所利用的則是信息的時效性。

由於富有時效性的新聞、報告、藝術成果等很容易獲得網民的關注,因此大多數平臺都運用了熱搜機制等方法,持續地製造熱點、噱頭,並默許甚至鼓勵旗下的自媒體進行各類“博眼球”的注意力競爭,意圖長時間、高頻次地佔有網民的注意力時間。

在這些被製造出的熱點中,很多往往毫無營養或是與網民生活毫不相關,但爲了強化網民的參與感和共鳴,平臺或自媒體常常採取僱傭公關公司或“水軍”的方式,利用社交媒體對公衆進行頻繁地輿論煽動,或是“帶節奏”、製造恐慌、製造焦慮,或是作態“科普”、說教。

但是,哪些該上“熱搜”、什麼是“流行”和“時尚”、什麼是“權威”和“正義”等均可以受到數字資本家的影響甚至操縱。而由於每個網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知識缺陷,對信息的真僞和科學性無法保持敏銳的分辨能力,因此其注意力很容易在平臺和“水軍”的煽動下被誤導,基於某個網絡事件或網絡觀念形成暫時性的羣體性心理,從而滋生各類有着很短生命週期的、五花八門的網絡族羣。

正如《烏合之衆》的作者、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所描述的那樣:“羣體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們永遠在輕信,永遠處於無意識的領域”[7]。

(三)人工智能推薦

人工智能推薦是近年來新興起的一種廣告或推銷模式,主要方法是運用算法對用戶進行痕跡管理,分析判斷用戶的習慣、喜好和即時需求,進行信息和產品的定向推薦,從而獲得用戶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推薦機制對平臺的算法和算力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更關鍵的是要獲取足夠多的可以用來分析的數據和信息,而帝國主義國家常年來在信息領域的大規模投入則爲這一機制的運營提供了雄厚的基礎。

除了保持在通訊行業、電子行業、數據庫建設等前沿信息領域的全球引領地位外,帝國主義國家還頻繁地將觸手伸向法外之地,持續地窺探隱私、盜取數據,形成約翰·福斯特所說的“監控式資本主義”[8]。

蘋果、臉書等企業多次陷入“竊聽門”、“隱私門”,美國政府的行爲甚至更加惡劣,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億條移動電話記錄,監聽他國領導人手機,在2014年曝出“棱鏡事件”,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件,成爲名副其實的“黑客帝國”。

這些行爲使得帝國主義國家可以肆意地獲取全球用戶的私人動態和心理,爲壟斷大平臺提供了更加精確化的推薦機制,而其他國家的小企業常常因爲很難營造類似的體驗而喪失用戶關注。

與傳統的宣傳、廣告、推銷等注意力競爭的方式相比,人工智能推薦的模式顯然是一次重大的推進。這些傳統方法更多的是利用產品、環境等外部客觀因素來誘導受衆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技術卻可以大規模、自動化地改變受衆的主觀意識。

一方面,這種注意力掠奪的方式更具隱蔽性,完全自動化和帶有自定義色彩的推薦,會讓很多用戶單純地認爲這是算法帶來的便利,反而忽視注意力被固定和侷限的事實。

另一反面,這一機制也提升了注意力掠奪的成功率和效果。人工智能推薦機制基於用戶個性化的興趣和需求,會根據不同用戶篩選出更具針對性的推薦內容,所傳遞的文化和觀念也可以因人而異。

因此,人工智能所推薦的信息和產品往往會獲得用戶更多的關注,其中蘊含的價值和理念也更容易得到認同,用戶會認爲找到了“組織”、“知音”。於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帝國主義可以利用算法反覆分析和尋找用戶的接收弱點並進行思想滲透,使大量的用戶在無形間加入以西方理念和價值觀爲主導的網絡族羣。

二、數字殖民的雙重邏輯

大衛·哈維曾指出,資本主義邏輯和權力的領土邏輯主導着帝國主義運行的模式[9],帝國主義的一切掠奪和殖民行徑都至少被其中一種邏輯所驅使。

而在數字殖民體系中,由於殖民方式和對象的轉變,兩種基礎邏輯開始轉變爲代表資本意志的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通過對各類網絡族羣的製造,當代帝國主義實現了經濟上加速積累和政治上意識形態滲透的雙重目的。

(一)經濟邏輯——資本積累的強化

羅莎·盧森堡曾在《資本積累論》中指出,殖民地的構建可以解決帝國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三個關鍵性問題:不變資本積累、可變資本積累和剩餘價值實現,也就是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10]。而在數字殖民體系中,網絡族羣的存在也正是通過這三種要素推動了當代帝國主義資本積累的擴張和強化。

首先,網絡族羣的出現便利了帝國主義對信息資源的掠奪。

信息資源是數字經濟時代最爲重要的生產資料,而加入網絡的網民越多、用戶停留的關注時間越長,數字資本家可收集、利用的數字資源也就越豐富。

由於帝國主義製造了大量的網絡族羣,網絡社會可以愈發真實地映射現實社會中的各類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人和物經過數字化中介的行動都可以在數字空間中以“虛體”[11]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此用戶會在平臺上付出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時間,很多社交活動、娛樂活動、工作等都是依託於平臺進行,所產生的各類信息資源因而也在持續增長。

這就大大便利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信息資源的搶奪,通過壟斷信息流動平臺、信息監聽等方式,將世界各個國家用戶所生成的信息、數據據爲己用,納入國家的資本積累體系之中。

其次,網絡族羣的形成擴大了非僱傭工人羣體的生產活動。

在數字平臺上,平臺的架構與運營是由企業完成的,但內容的生產大部分是由網民製作的。從平臺經濟的運作方式來看,特殊信息費、虛擬商品的售賣等都是平臺企業重要的盈利來源,而這些信息商品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地離不開網民的參與,網民在實際意義上成爲了平臺的非僱傭工人[12]。

當網民以族羣的形式存在,這種無償的數字勞動又進一步擴大了。網絡族羣會聚集在平臺的某個版塊下,以集中化的方式進行精神生產活動以維繫族羣文化,族羣類似於一個軟性的生產組織,促使網民不斷地爲平臺生產內容。

而很多平臺也會向用戶開放大量的網絡空間和便利的自定義信息加工能力,設立點贊、瀏覽量等激勵機制鼓勵族羣中的網民通過評論區、彈幕和話題論壇進行思維碰撞,上傳精神文化成果。而從實質上講,這些都可以視爲非僱傭工人間的協同創新過程,網絡族羣也由此爲平臺的增值提供了大量的免費勞動力。

最後,網絡族羣的存在滋生了嚴重的消費主義思潮。

隨着數字平臺的普及,消費主義思潮愈演愈烈。因爲製造族羣的過程也是一種“精神污染”的過程,各類族羣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主題,但相同之處在於都存在着對帝國主義所精心塑造的價值觀的認同,這便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網民的精神導向與經濟行爲。

通過網絡族羣,帝國主義不斷向世界解釋着什麼是“爆款”、什麼是“情懷”,以此來誘發消費者的購買力。而在族羣中集體觀念的刺激下,用戶也更容易產生消費衝動,但其個人往往難以察覺到自身消費觀念的演化,並且認爲一切都是基於自己的主動選擇[13],甚至將其視爲“個性”、“先鋒”的象徵。

於是,品牌崇拜、粉絲經濟、節日狂歡等各類嚴重的消費主義行爲開始在世界範圍內蔓延。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大片、手機、鞋、手辦等,一經推出就會在世界市場中得到熱捧,且往往會以遠遠超出價值的價格被消費者瘋狂搶購。

產業資本家和文化資本家也會利用這種羣體性心理,製造“經典款”、“限量款”等各種噱頭持續地刺激市場、加速週轉,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產品的消費能力卻會因此遭到不斷地壓制。被製造出的各類網絡族羣使得整個網絡空間和世界市場都具備了以往殖民地的經濟功能,大量的財富流向帝國主義國家,爲其進行剩餘價值實現、轉嫁危機提供了重要的路徑。

(二)政治邏輯——意識形態入侵

著名的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曾說過,對一個傳統社會來說,對其政治穩定構成主要威脅的並非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14]。帝國主義以製造網絡族羣的方式形成了對他國的意識形態滲透,意在利用公衆的力量實現政治操盤,這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網絡族羣的製造分化了階級力量。

階級力量是反抗帝國主義最強大和最根本的政治力量。階級的形成源於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平等,但階級意識的形成卻依賴於意識形態領域的高度一致性。

在網絡社會中,數字勞工、普通網民與數字資本家間的矛盾是極其尖銳的,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無時無刻不在掠奪勞工利益、激化階級矛盾。但帝國主義對網絡族羣的蓄意製造卻使得很多數字勞工和網民並未形成應有的階級意識,這是由於:

一,網絡族羣是用戶最直接接觸的集體,每個族羣都被製造出符合西方理念卻又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很難自發地生成統一的階級意識;

二,快節奏、多樣化的族羣製造很容易引發用戶對自身的多元身份認同,對其最根本的階級身份的認證反而更加模糊;

第三,網絡族羣原本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很難有類似於工會的力量將其組織起來。

於是,帝國主義以網絡族羣的形式掩蓋了階級的存在,分化了階級意識,從而弱化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人運動與政治鬥爭的力量。

其次,藉助族羣力量進行國際政治博弈,或是干涉他國內政。

在國家決策與國際博弈的過程中,輿論和公共權利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伴隨着互聯網的繁榮,公衆表達觀點和行使權利的途徑更加豐富,但也更加容易招致帝國主義的誤導和利用。在進行國際博弈時,他國政府總會面對着固有的輿論劣勢,因爲帝國主義掌控着平臺的所有權,也就擁有着更強的話語權。

數字資本家可以輕易地發動“新聞戰”、“宣傳戰”[15],對新聞和訊息蓄意加工,運用剪輯或主觀性的詞彙表達斷章取義、避重就輕,有選擇性地過濾反對聲音,同時製造大量的“馬甲”炮製假消息、抹黑他國領導人,從而干涉和引導國際輿論走向或是在他國製造公衆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而網絡族羣的存在又進一步放大了網民的盲目性,僞造的聲音伴隨着盲從現象越來越大,真實的民意卻很難得到表達。

這就爲他國政府的政治決策帶來了極大的內部壓力,嚴重時還會發生內政被幹預和操縱的事件。典型的例子如被稱爲“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選,美國製造了大量的水軍在社交平臺上發佈虛假消息,並要求推特公司延遲系統升級計劃,使得伊朗國內輿論陷入混亂,兩派之間衝突不斷,其政府公信力也受到嚴重損害。

最後,利用網絡族羣進行和平演變。

網絡族羣中的文化認同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過程中的重要武器,它的目的不是以軍事力量征服和控制領土,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爲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係的手段[16]。

冷戰結束後,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一直試圖複製對蘇聯的演變政策,不斷利用“人權”、“自由”等口號美化西方價值觀和國家形象[17]。伴隨着這種意識形態的滲透,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憲政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開始在網絡族羣中蔓延,公衆的理論自信缺失,對本國體制、政府執政能力和傳統文化產生質疑,繼而很容易遭到內部分解與演化。

此外,族羣中公衆的短期衝動也往往成爲被利用的對象,帝國主義基於公衆的信息不對稱進行情緒煽動,製造大規模突發性羣體事件,導致和平演變過程中時有穿插暴力行動。

這種“攻心之戰”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史上屢見不鮮,比如在2006年, 美國衆議院通過了《全球在線自由法案》,並開始藉助網絡工具推行 “大中東民主計劃”,爲後來禍亂中東地區的“顏色革命”埋下了伏筆。再如2019年的香港事件,美國中情局和Facebook等平臺企業利用網絡空間持續地轉移焦點、放大矛盾、打壓愛國言論,爲不法分子提供技術援助,最終引發了長達幾個月的暴力衝突。

三、反數字殖民手段

前沿數字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信息平臺壟斷、掠奪注意力的基礎性依靠,如果不實現這一領域對帝國主義國家的趕超,就無法掌控數字時代的核心生產資料,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動搖數字殖民體系的根基。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在數字技術上可以與帝國主義相抗衡的國家之一,在5G、區塊鏈、電子商務等方面業已突破了帝國主義的技術封鎖,生成了良好的業態。但是,在芯片、半導體、軟件設計等關鍵領域,我國也存在着顯著的短板,這就導致我國在進行信息化競爭時仍然存在着技術方面的顯著劣勢。

爲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回到技術領域,增強原始創新能力,通過對平臺、數據庫、智能算法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構建,打破帝國主義在網絡社會中的壟斷地位,搶佔網絡空間,從而促進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動,解放公衆注意力,迫使帝國主義喪失製造網絡族羣的基礎性前提條件,粉碎其進行數字殖民的險惡企圖。

參考資料:

[1]楊劍:《開拓數字邊疆:美國網絡帝國主義的形成》,載《國際觀察》2012年第2期。

[2]參見《SimilarWeb:2019年全球百大流量網站排行榜》,載中文互聯網數據資訊網http://www.199it.com/archives/923608.html

[3]參見於九野:《每人每天玩手機App平均3小時!全球花最多時間的國家不是中國!》,載網易網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TRVHKV0526CNO4.html

[4]蘇格:《美國對華問題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頁。

[5]伯爾尼德·哈姆,拉塞爾·斯曼戴奇:《論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統治的政治經濟學》,曹新宇、張樊英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57頁。

[6]閆勇,呂澤華:《“數字帝國主義”背後的文化侵蝕》,載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506/t20150624_2044578.shtml?COLLCC=3620490059&

[7]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胡海燕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3頁。

[8]約翰·福斯特,羅伯特·麥切斯尼:《監控式資本主義:壟斷金融資本、軍工複合體和數字時代》,載《國外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9]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付克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頁。

[10]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塵順、吳紀先譯,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75-286頁。

[11]藍江:《一般數據、虛體、數字資本———數字資本主義的三重邏輯》,載《哲學研究》2018年第3期。

[12]劉皓琰:《信息產品與平臺經濟中的非僱傭剝削》,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3期。

[13]張小平:《當代文化帝國主義的新特徵及批判》,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9期。

[14]薩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爲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41頁。

[15]愛德華·赫爾曼,諾姆·喬姆斯基:《製造共識——大衆傳媒的政治經濟學》,邵紅松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頁。

[16]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徐昕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

[17]謝加書:《美國對華和平演變信息化趨勢分析》,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林啓輝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 責任編輯:林啓輝_NB1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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