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著名的关于“发愤著书说”的论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因“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事件，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受到宫刑，遭此奇耻大辱，“肠一日而九回”，但他决心“隐忍苟活”，终于以一己之力，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煌煌五十余万言《史记》。

司马迁雕像

支持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正是悲愤的情感激发的毅力。古代很多的诗人和诗论家认为，杰出的、伟大的诗作都是由于发愤而创作的，没有悲愤，就没有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好诗。那么，为什么悲愤之情能催生出最好的文艺作品呢？

一、悲愤是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者的心理动力

司马迁的《史记· 宋微子世家》记载：周灭商后，箕子不事周朝，周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商，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商遗民听了，无不掩面流涕。

古乐府《悲歌行》说，当人们“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的时候，“悲歌可以当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子行吟泽畔图

《离骚》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是世界文学的精粹之作，但它并不是由快乐的情感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而是由怨愤的情感产生的。屈原如果没有怨，或者怨得不够深刻、不够强烈，就写不出《离骚》，至少是不会写得这样好。故白居易在《序洛诗》中说：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钜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

悲愤之情催生优秀的诗篇。故陆游在《澹斋居士诗序》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

二、悲愤使人产生行动的强烈欲求和实现欲望的意志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篇中说，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和百里奚，都是从穷困中拼搏出来的杰出人物。“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山东邹城亚圣林孟子墓

文学艺术创作是艰苦的精神劳动，要想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会半途而废。一个处身逆境的人、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人，可能产生比之平时更为强大的力量，向环境宣战，向命运抗争。

安乐使人意志松懈，忧患使人意志坚强。“江郎才尽”的主人翁、 南朝政治家、文学家江淹，年少时就以文辞扬名，之所以晚年诗作平庸，是因为官做大了，生活优裕了，意志当然也就衰退了。

前人在评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时，说道：“宗元学问文章光於千古者，挤之者之恩欤！”意思是说，是排挤、陷害柳宗元的人成就了柳宗元。我们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看历朝历代的作家，他们在遭到排斥和贬谪之后，诗文的创作水准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三、悲愤最能产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感人，最主要的是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和人性。一个人如果未曾经历磨难与挫折，不容易对社会人生有深切的体会，很难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往往肤浅，打动人的力量和给人的启示就较弱。

鲁迅画像

鲁迅年少时经历了家道中落，为了给父亲治病把家里的物品拿去典当，典当行高高的柜台让年少的鲁迅，过早地体味了人情的冷暖和世事的艰辛。在留学日本期间，观看记录军国主义暴行的影片，深切地体味到了民族的屈辱。

鲁迅曾说过，他主要是为了所憎恨的人而写作。他说自己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要以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说到底，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和诗歌，都是大悲愤的作品。

李煜，一个偏安江南小朝廷的国君，国破被俘后失去自由，留下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让人泪目的名句。李煜身上便充分应验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

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主要例证，是屈原和他自己的创作。在屈原的大部分作品中，处处都燃烧着愤怒、喷发着怨艾和弥漫着郁悒。屈原不只是在抒发一人之愤，他也道出了同时代贤人君子的义愤，以及其后两千年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史记》里的篇章尤其是它的列传，之所以优于后来所有史书，就在于怨愤之情的贯穿。如《李将军列传》写出了一个英雄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唐代的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有这样的句子：“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司马迁一方面生动地记述了李广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李广内心的委屈，生动感人，引起了世世代代怀才不遇者的共鸣。

“发愤抒情”使文艺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具有强烈的情绪性，引发读者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使读者由同情文学家的遭遇、同情文学家所描写的人物的遭遇，产生对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制度之合理性的深刻怀疑。

四、结语

司马迁较好地解释了艺术心理与伦理心理的关系。怨愤首先是伦理心理，其次才是艺术心理。作为伦理心理，屈原的怨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屈原的愤，是正道直行基础上的愤，并将情感的伦理正义性、心理真诚性与艺术的完美性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地把它们割裂开来。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大殿

悲愤哀怨是文艺创作中的融化剂和黏合剂。文学艺术的创作要以情感、情绪作为艺术心理的熔化剂、黏合剂，用情感将意志、认知融合起来。情感真挚而充沛，作品的思想、形象，才能冶于一炉、融为一体。文艺家用创作代替哭泣，它的力量最为强劲，传送得最为久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以及八大山人的画，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发愤之作。

唐代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晚晴的刘鹗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那几个人的成就远逊于屈原，症结就在于他们的明哲保身，缺乏强烈的怨愤之情，缺乏倾诉怨愤之情的勇气，而不是才能和技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