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这是明末才女冯小青留下的一句诗，其中的凄怨自怜之意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子，可却人生坎坷，可怜她有一个爱财的母亲将其许给了杭州豪门公子冯通为妾，可这冯通的正妻却是一个悍妒之人，见不得如此貌美的妾室常伴夫君左右，便将他赶到孤山别室，以至其在十八岁的花样年华便郁郁而终。

本是一个大家茶余饭后爱闲谈的闺帷故事，但有一个人却从中看出了不一样的隐含意味，冯小青顾影自怜的情境让他想到了自己近来所学的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包括精神分析论和性发育论，他以西方科学的理论重新解读了冯小青的故事，得出其是死于性心理变态的“自恋”。

这惊世骇俗的报告出自一个22岁的青年之手，他就是享誉后世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

独腿求学、拄拐进修，学贯中西的胜残补缺人

潘光旦出生于上海的小康家庭，他的父亲曾任清翰林院编修，对孩子的教导自然也是希望他们能勤奋苦读，学有所成。潘光旦的父亲虽过世得早，但他的母亲也没有放弃对孩子学业上的严格要求，逃难时，即使放弃细软，也要带着孩子的书一起走。

潘光旦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自然也是勤于求学，14岁的时候便进入了清华学堂，即使寒暑假本该放松的时候，潘光旦都给自己定好了学习的计划，求知若渴。

可惜，不知是否天妒英才，17岁的翩翩少年，却因跳高受伤感染，不得不截掉一条腿，就此成了残疾。

此后潘光旦在家休养了一年，再次回到清华后，拐杖已经成了潘光旦的依撑，可潘光旦从未在同学面前展现过任何不良的情绪或自卑的态度，没有忌讳或回避，依旧豁达爽朗。

他还会和同学一起去爬山游玩，就这样拄着拐杖走过几十里山路，从没有退缩或抱怨过一句。

他甚至还能幽默地打趣这件事，冬天下雪时，潘光旦因为独腿拄拐杖而在雪地上留下了比较奇怪地脚印，这被一个小孩子看到了。

孩子以为是自己见到了什么可爱的小动物，便一路追着脚印跑过来，结果发现是潘光旦在踽踽前行，非常激动地和潘光旦说已经在校园里看见了好多次这种脚印，原来竟然是你啊！

潘光旦不仅没有介意，还开开心心地把故事复述给家里人听，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是好学，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自己见了很是开心，可见这是一个心胸多么豁达的人。

因腿部的残疾，潘光旦还给自己家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胜残补缺斋”，乐观坚毅，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战胜残疾弥补缺陷。

人生的苦难并未打到这个敏达的人，在清华毕业后，潘光旦继续远赴重洋到美国留学深造，先是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

中式的传统文化与西式的科学精神在潘光旦身上予以融会贯通，他很善于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深度问题，无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角度。

教书育人，忧国忧民，为强国优种之路振臂高呼

留美求学归来后，潘光旦先后在上海多校任教，后又转至母校清华大学的社会系出任教授，后因抗日战争，潘光旦也随学校不断迁移，也曾于西南联合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在潘光旦的青年时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愈发显露出来，“种族改良”的呼声逐渐高涨，也许这样的声音早就在潘光旦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所以在海外求学时选择了生物学和遗传学，并对其中衍生出的优生学最为感兴趣并专攻于此，同时他在学术上的兴趣也非常广泛，心理学、文学、哲学等样样不落下风。

因此在潘光旦在此后的教学生涯和学术研究方向上也侧重于优生学的探讨，潘光旦一直认为人口质量的提升极为重要，优生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优选路径，以求最终能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目的。

潘光旦以西方科学角度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特长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施展，他很善于用生物的眼光来看待民族。

在当时的社会，中国饱受凌辱欺压，长此以往，很多国人心里都会觉得是否自己的种族过于劣势，但在潘光旦看来，并种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或许个体间存在差异，但并不应因此产生不当的种族歧视或偏见。

为打消国人之殇，总要有理由和依据来证明中华民族并非不行，潘光旦的学说也在此角度给了国人一些信心和鼓励。

潘光旦一直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依赖于稳定的生物基础。婚姻和生育层面的优化选择是为实现良好遗传特性的组合。

对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潘光旦对应提出了“社会选择”的理论，在他看来如果某一类社会文化传统或生活习惯，如果流传时间较长，所涉的人口数量较多，那么总归会有一些选择或者是反选择的现象发生。

种族的一代代优化并不能寄希望于社会环境可以直接令某些人的体况或品行发生改变，必须是得将自然和社会的选择相结合从而营造出一个良性的循环，才能逐渐替代掉恶劣的品行和体质，优生学的基础根据即是如此，在当时的时局视角下，优生学的发展更是为了焕发新的民族精神，为饱经危难的中国找寻出路。

这个优生理论经久不衰，现在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也仍是提倡优生优育，但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潘光旦先生的理论也仍十分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且在潘光旦为人师表的教学生涯中，可以说是为各个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和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宽仁和善，琴瑟和鸣的夫妻过往

潘光旦早先曾由家中做主和当地的金家订下了亲事，但不幸其在清华求学期间锯了腿落下了残疾，金家知晓了此事后很是忧虑，不愿再将女儿交付给他，便提出了退婚。潘光旦的母亲并非不近人情之人，明白人家的心思，自然也就同意了。

但潘光旦的腿疾并没有永远隔断他的感情之路，仍有有情之人不在意他外表的缺陷，而是倾心于他的才华与品格，这个人就是他的未来的妻子——赵瑞云。

潘母和赵母是表姐妹，一向关系甚笃，极为亲密。潘光旦在北京的时候每逢寒暑假都会去赵家探望玩耍，赵母很是喜欢他，那时潘光旦腿上有湿气，赵母看了很是心疼，每天都会用中药烧水给他擦拭以求缓解病痛。

赵瑞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也算是潘光旦的远房表姐，所以那时潘光旦还称呼她为赵三姐。后来两人彼此倾情，常有书信往来，潘光旦会在信中称呼其为“Dear Cousin”，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密。

赵瑞云很符合中华传统审美中忠厚纯善的女孩子，同时也颇有文化及新知识。她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读书，后来又辗转于大同大学和东南大学求学，那时候已留学美国的潘光旦会特意省下一些生活费共供给赵瑞云继续深造。

按现在的话说，两人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异国恋，但这并没有冲淡他们的感情，潘光旦回国后，双方便立即举办婚礼，结成了眷属，这在那时也是属于晚婚了。

潘光旦和赵瑞云都是脾气秉性很和善宽厚的人，杨绛先生在晚年时曾回忆赵瑞云时说，她像母亲一样关爱自己，甚至过冬时，连腌菜都会替她预备上。可见赵瑞云是多么性情温和，真诚可亲的人。

据子女回忆，潘光旦和赵瑞云的感情极好，从没红过脸吵过架。他们彼此互相称呼为“三姐”、“昂弟”，很是亲昵。

在潘光旦过世后，在他的遗物中有一块儿发旧的怀表，那里面珍藏着赵瑞云年少时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冤家是你，缘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其中流露出的感情之深令人动容。

无奈世事无常，两人未能携手到老，在潘光旦被划为右派后，赵瑞云经受不住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中风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这对潘光旦打击很大大，孤身一人的生活使得潘光旦的晚年格外凄凉，只能在日记中诉说对妻子的无尽思念。

饱受折磨，好友怀中撒手人寰

对于土家族的研究本是潘光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的重要学术成果，可不成想却也成了他被指称破坏民族关系进而划为右派的“罪证”，他和学生兼好友费孝通同时上榜，那时候两人出门散步时都会在背后被扔小石子，他的妻子也是因此受打击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但这一切却还只是开始，1966年，潘光旦的罪名再次升级，已经垂垂老矣的他又被挂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抄家批斗样样不落。

左一费孝通，左三潘光旦

等潘光旦再回到家，他的卧室和书房都已贴上封条，连睡觉的地方都没了，潘光旦和老保姆以及小孙女，只能在厨房边破陋小屋子的水泥地上歇息片刻。幸好费孝通家还有一些没被查封的被褥，被他拿了来给潘光旦取暖，孤苦的两人开始搭伙度日。

在炎炎夏日里，潘光旦还被命令去拔草，只有一条腿平时只能拄拐的老人如何能蹲得下去呢？为了完成任务，潘光旦带了个小板凳坐着拔草，却被红卫兵一脚踢飞。

这样的精神摧残加之身体的折磨，令原本身体还算硬朗的潘光旦逐渐病痛缠身，本就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及时救治，在他身上插满管子在医院痛苦度日的时候，还有人在那继续批斗他，摇他的床。

潘光旦（左一）和费孝通夫妇

就这样病情逐渐恶化，为留下最后的尊严，他回到了家中，弥留之际，他的老保姆通知了费孝通前来，即使想要一些止痛片或是安眠药以求最后的解脱也是不能，费孝通只能把他拥在自己的怀里，看着自己的老师逐渐停止了呼吸，他的骨灰被埋在了北大的一棵树下。

潘光旦先生一生不求名利，只醉心学术，以求俯仰无愧于心，时代的磋磨给了他不幸的终局，但他的精神永存，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文| 吃瓜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