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对林遮峪遗址进行二次考古发掘后，发现了一段残长约140米的石城墙，测定始建年代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址内涵与石峁古城相似，城墙防御功能于龙山晚期废弃，但城池聚落却沿用到了殷商时期。

1.石峁式古城的发现，意味着什么？

林遮峪遗址紧邻黄河，与陕西石峁古城隔河相望，直线距离不到65公里。林遮峪遗址面积为40万平方米，远小于石峁的425万平方米，但始建年代却早于石峁（龙山文化中晚期）。换言之，林遮峪应是石峁的早期形态，补充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兼容并蓄、交错发展、归于一统的证据链条。

接下来我们首先对华夏上古时代的诸多超大规模城址进行一个时间上的梳理。

1.1良渚（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

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是浙江的良渚遗址，年代上限为距今5300年，由于具备了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诸多特性，所以，良渚又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1.2陶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在良渚走向衰落的同期，北方的山西陶寺开始兴盛，一度成为龙山文化时期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而陶寺遗址所出土的玉器、鼍鼓、彩绘陶等具有明显的良渚特征，学界对此有两种推测：一是陶寺上层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二者存在交流；二是陶寺本身就是良渚西迁的结果。

1.3石峁（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

在龙山文化后期，陶寺的繁荣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更偏北方的陕西石峁的兴盛。陶寺与石峁有过一段时间的共存，但总体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原本以无鬲为特征的陶寺，突然出现大量双鋬陶鬲，而从陶寺考古发现的毁墓、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的遗迹断定，陶寺的衰落是遭遇了战争，入侵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1.4二里头（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

继龙山文化之后，河南的二里头兴起，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夏纪年。二里头出土的铜鼎预示二里头文化达到了唯我独尊、影响天下的局面，这与史书记载中世袭制王朝—夏朝的建立形成了吻合。

2.出现国家文明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2.1西方的标准

如果按照西方学界常用的文明判定标准—文字和冶金技术，夏朝（部分西方观点认为商朝）才是我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当然，由于目前夏朝的文字尚未发现，所以，西方在描述夏朝时依然采用的是“传说中的夏朝”等谨慎词汇。

不过，以西方的标准去评判华夏文明，恐怕欠妥。毕竟，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有普遍共性，也有区域特性。强行套用西方标准，只会走入西方设定的圈套，对华夏文明产生自我怀疑。

良渚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证实了在夏朝之前的一千多年，我国就已经具备了文明形态。良渚、陶寺、石峁遗址不仅发现了贫富差距、森严的等级、宗教，而且还有农业、手工业以及为掠夺对方财富人口而爆发的战争。陶寺遗址人骨检测甚至显示出古城的修建有“外地人”前来服徭役。

2.2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显然，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以大型中心城市为辐射圆心，居民构成不再以血缘、氏族为主，而是出现了人口来源的多元化和阶层的两极分化，这本身就意味着出现了威权机构—国家。

但如果我们以文字、冶金两条西方标准来评判，陶寺、石峁只能算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还不构成国家文明，这显然与考古发现的事实是相悖的。

3.夏朝之前是什么朝代？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但实际上，战国以前的史书记载中，夏朝并不是我国第一个王朝。

3.1虞朝

《国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传》：“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吕氏春秋》：“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与夏商周三代并称的，是虞朝。如果二里头遗址对应的是夏纪年的话，那么虞朝在时间上对应的考古学遗迹应该是良渚、陶寺、石峁等夏朝之前的遗址。只不过，虞朝的国家文明体制与夏商周有所区别。

夏商周以家传世袭制为特征，而虞朝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方国向号令诸侯的共主阶段转变过程中，所以，虞朝的统治权是在此起彼落的方国中不断传递的，特点是统治阶层在不同方国之间轮换。

3.2舜的贡献

比如尧是陶唐氏国君（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都，只是还没有最终定性），而他的继任者舜却是有虞氏国君，尧传位给舜（无论是禅让还是武力逼迫）传的是共主之位，而非唐国君位。

但尧帝时期的政权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据《尚书》记载，皋陶、契、后稷、伯夷等方国领袖虽然成为了尧政权的臣子，但却未有分职，舜承继共主之位后，设司空、司徒等官职，并建立了“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制度，将全境划分为十二州，设十二牧。

同样，舜做天下共主时，重用夏后氏的禹治水，禹在调配诸多方国共同治水过程中，建立起了统一的人力物力支配权和威望，最终，霸主方国的位置由有虞氏转移到了夏后氏手中，并最终形成了家天下的夏朝。所以，尧舜禹所处的时代也常常被合称为唐虞。

这种文明场景非常像古希腊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虞朝的政权更迭并不像夏商周秦汉那样，一个朝代的兴起必然象征着另一个朝代的彻底消亡。夏后氏在取代有虞氏成为共主后，有虞氏重新降格为方国，在西周时有虞氏演变为陈国，换言之，有虞氏丧失君位后，还以方国身份经历了夏商周三朝。

陈国灭亡后，陈厉公之子陈完还逃亡齐国，改田姓，数代之后甚至完成了“田氏代齐”伟业，所以，田氏齐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是虞朝的延续。

4.虞朝与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但古希腊却并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欧洲地中海一带的雅典、斯巴达、迈锡尼等诸多城邦的总称。这一文明的特点就是雅典、斯巴达先后以地区霸主的身份统领该地区众多城邦。

《史记》曾记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与唐虞时代的方国文明非常类似，既然前者能算作文明，那么唐虞时代为什么不能算作一个朝代呢？

良渚、陶寺、石峁的交替兴盛，对应的刚好是古史记载中的先夏时期尧舜禹的权力交接，而山西林遮峪石峁式古城的发现，又佐证了上古时期的文明演进是聚落（城邦）到方国再到天下共主（王朝）的模式。

所以，既然我们可以用南北朝这个非朝代概念来指代公元5-6世纪的华夏，为什么不能用史书已经记载的虞朝这个概念来指代夏朝之前已经具备国家文明的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