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秦（1921一），陕西长安人，初在陕西学艺，后落脚甘肃，自称“老兰州”，其丑角艺术，丰富多彩，且具创造性，唱功特别突出，名不虚传。

我叫王定秦，艺名同安，观众还送我个外号“尕顶达”。

192l年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湖村，由于家贫，没上过学，而我自幼就受祖父王文鹏（秦腔著名须生）的影响，未学艺前，就能唱好多秦腔唱段。l3岁时，正式进入本村的“三民社”学艺，先攻须生行。但我对丑角偏爱，老师又见我平时怪相颇多，就由须生改为丑角。我曾先后拜丑角名家苏----民、晋福长、任春元、杨宝春、张吉样五位老师学艺。在老师的严格教导下，我学会了丑角行的袍带丑、公子丑、背褡子丑、丑旦、丑丫鬟环等。

1937年出师后便进入西安秦风社搭班演戏，那是个行当不齐的大杂烩班社。我在里面什么都演。说来可笑，就连《贪花镜》一剧中的唐头小旦梅赛花我都演过。这也使我增加了不少见识，从中吸取别人的长处。我因与名角王安民合演《顶花砖）《王小二过年》而初露头角。

我为了艺术上有所进步，便离开秦风社，进入名角何振中的众兴社，且与诸多的名家何振中、靖正恭、王易民、王正端等同台。由于我在《玉堂春》中演崇公道、《白玉楼》中演师娘、《夺锦楼》中演万大少等角色，均能表演出众而名噪西安，这段时间，是我艺术上的峥嵘岁月。

秦腔有史以来将丑角排在生旦净末的最后一行，长期被视为插科打-----的配角，这样就影响了丑角艺术的发展。我在演出中摸索了一个道理，要想发展丑角艺术，必须要有丑角的代表剧目，而且要唱做俱佳。

我说一下“尕顶达”的来历。旧社会演戏，各班社的戏箱都比较简单，就丑角来说，头上除了丑角巾子就是毡帽子，再无别的东西，所以我在头顶上留起了一条小辫子。我在演出前总是把头剃光，合理地运用小辫子。如演《打草鞋》和《十八扯》，都是娃娃丑，我就以剧情的需要，巧妙地用小辫子耍些花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兰州观众不叫名字而直呼“尕顶达”，这也是观众对我的爱称。

我演戏50多年了，所演剧目不下200出，代表剧目有《赵飞搬兵》《杨三小》《打草鞋》《大考文》《十八扯》《可怜虫》《葛麻》《小姑贤》以及《双明珠》

的瓜旦、《三滴血》的晋信书、《法门寺》的刘妈、《八件衣》的任义、《玉虎坠》的贺其卷、《柜中缘》的淘气、《金玉奴》的金松、《吃鱼》的------洪、《蝴蝶杯》的董威、《周仁回府》的封承东、《屠夫状元》的胡山等。

正当我艺术上有些成就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飞机常来西安轰炸，艺人们无法生活。为了糊口，1940年我与著名旦角何振中、著名小生靖正恭一道辗转来到兰州。先在精诚剧团搭班，后又去武威、张掖等地流动演戏，新中国成立后又重返兰州成家定居。

兰州解放后，我从文化社调至市秦剧团，1960年又调至甘肃省秦剧团，直到退休。我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在甘肃度过的，我在甘肃生活了50多年，算是个“老兰州”了。要说我在丑角艺术上有一点小小的成就，那也是老师的指点，群众的爱戴，当然也不否认自己的苦心钻研。我所扮演的角色，以社会中的“下层人”居多，他们一般都比较爽朗正直，风趣幽默，在舞台上也是醇、跳、蹦、纵，来去自由。我掌握演丑角的这一规律后，就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那就是“一唱，二白，三做”。

先说“唱”吧。我因从小跟随祖父王文鹏学过须生，加之嗓子好，所以我在许多丑角戏里都设计了大段的唱腔。如《十八扯》就是一唱到底的戏，唱词在百句以上，一般嗓音差的演员是不敢间津的。我在《十八扯》“挑鼻音”的唱法，是学王文鹏《拜台》的唱段；在《杀庙》秦香莲的唱是学陈景民咬牙唱腔；唱《辕门斩子》，完全遵照须生泰斗刘易平的行腔，学他的鼻音妙用、脑音的拔高。我充分发挥嗓音优势，仿学诸家，给我的戏增添了光彩。为突出自己声腔的特点，我在许多戏里通过音量控制和夸张，来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如在《玉虎坠》中贺其卷唱：“戴僧帽（哪呼呀儿嗨）穿僧衣打此路过，这才是为家产不顾死活。”“戴僧帽”三字是控制音量、压住嗓子唱，“哪呼呀儿嗨”，又归入鼻腔，我用这种唱刻画贺其卷狡黠诡秘的神态举止，又配以贼眉鼠眼的窥探之相，揭示其内心的紧张和空虚。“穿僧衣”之后，又将音量慢慢放开，“为家产不顾死活”唱的字重快收表现心狠手辣，这样就将贺其卷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另外我为突出人物的高兴，如《金玉奴》中金松上场时唱“官宦人比花子（哈哈哈哈！哩嘿哩嘿！啃啃啃啃！啊！）怎能得够”就是在唱的过程中加笑来表现的。多年来我不断探索，获得了丑角演唱的特殊风格。

再说“白”。有句谚语“千斤白口四两唱”，可见道白的重要。一个演员在台上，如果观众听不清你唱的啥说的啥，那就不合格。丑角的道白与相声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语言洗练和精深。我深深体会到，丑角的念白比唱还重要。因此，在我所演的戏里，道白都做到清澈准确、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无论“韵白”还是“水白”“快白”“慢白”，都顿挫分明、重点突出。如《回荆州》一剧中蒋钦的一段道白，130多字要求一口气念出来，我不但念得顺溜通畅，富有风趣，还表现出蒋钦在紧急军情中的心理状态。这虽说是一个小角色，但我抓住了语言表现的特征，演出常常博得满场彩。另外我还根据不同的戏，少量吸收方言土语来烘托剧情。如在《走雪》中演赶脚人，用四川语言外，在武威班演出还吸收过凉州方言，以后久居兰州，又把兰州话加入戏中。如在《杨三小》中，当杨三小拿起罗裙衣物试穿时，一边看，一边说“这东西——好啊”、“这东西嘎！漂亮啊”。前面的“这东西”三字是陕西关中话，略加停顿后则将“好啊”，“漂亮啊”改用兰州话。这使得舞台气氛活跃炽烈。

第三是“做”，也叫表演。过去人们常把丑角这一行叫“丢丑”的，意思是说，凡丑角出场，都是惹人哈哈一笑了之。而我们一些同行，为了讨好观众，在舞台上大出洋相，这是很不好的。要知道丑角是一个行当，如果不从剧情出发去演人物，一味地耍丑，那就不称其为艺术了。丑角的表演夸张性较大，但又是从生活中来的，我从艺数十年间，平常很注意生活素材的积累，经常观察社会中各阶层人的音容笑貌，从中提取我所需要的素材。如我演《小姑贤》中的姚氏，她是个小脚老太婆，进门抬腿、摆手，表现出她脚下根基不稳之意，提衣坐椅，再把右脚压在臀部下，双手放在左腿上，叫观众一眼就看出她是个乡下阿婆的典型。再如姚氏吃饭，左手端碗，右手执筷，用鼻子一闻，满碗喷香，把碗里的面挑起一抖再吃，要吃出香味来。吃完后把汤用换气的方法喝完，用手帕擦擦嘴。这里没有一句台词，全是表演，台下总能报以热烈掌声。这就是我把生活中观察的素材艺术地再现于观众的结果。人常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是过来人，认为此话确有哲理。

我从小学艺，没上过学，文化水平很低，我所演过的众多剧目都被《甘肃日报》《北京日报》《兰州日报》《甘肃戏苑》等有关报纸刊物介绍和评论。1956年兰州市戏曲会演中，我演《打草鞋》获表演一等奖。198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选为甘肃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今已年逾古稀，愿为弘扬民族文化发挥余热，鞠躬尽瘁。

（甘肃王定秦口述王界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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