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复志赋》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这也是退休一词，最早的记载。对于古代的官员来说，退休更多的是说做“致仕”。

《尚书大传》卷五中记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公羊传宣公元年》对致仕的解释就是：将官位还给朝廷。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历朝历代都基本沿用，只是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诏“命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清朝的致仕条例比较详尽，《清史稿》中说：“年老休致，例有明文。

乾隆二十二年朝廷颁发的规定中：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堂官祥加甄别。乾隆三十三年，改定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六十五岁以上引见。嘉庆三年，命京察二、三等官引见，以年逾七十为限。寻复旧例。”

在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七十二岁的陈廷敬以耳朵有病为由，向康熙帝乞休，被允许。也就是说陈廷敬退休了。但是到了第二年，由于大学士张玉书去世，李光地有病在身，康熙又召陈廷敬入直办事，参与政务。

《清史稿》中说：“夏四月庚申……丙辰，召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入阁办事。”也就是说退了休的陈廷敬又被康熙帝召入朝廷参与政务。

由皇帝直接召入参与政务，这也算是一种荣誉。同样，这也是退休官员参与政务的一条渠道，这种渠道多用于朝廷的重臣。

还有一种参与政务的渠道，到了退休的年龄却不允许退休。像张廷玉七十岁后就多次乞休，并因此得罪了乾隆。由此可见对于很多官员的致仕，即便到了年龄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其主要原因还是朝廷希望这些重臣能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参与政务。

乞休未允，继续参与政务，在历朝历代都非常多见，所以很多官员最终都去世于任上。像七十三岁的左宗棠病故于福州任上；七十九岁的李鸿章去世之前刚刚签订了《辛丑条约》。

由于清朝官员的退休年龄多有变化，有些官员即便到了退休年龄，以病乞休，也未必能够得到皇帝应允。从清朝的致仕情况来看，这似乎算不得是退休人员。

退休后的官员参与政务的渠道和时间有长有短、各不相同，像陈廷敬就属于致仕之后被召回，长时间的参与政务的官员。《清史稿》里再次记到陈廷敬时是：“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卒，命皇三子奠茶酒，御赋輓诗，命南书房翰林励廷仪、张廷玉赍焚，予治丧银一千，谥文贞。”

也就是陈廷敬致仕被召回直到次年三月病重，一直都是在参与政务的。同时，也看到了皇帝对于召回后参与政务的大臣生前的重视和去世后的尊崇。

还有一种参与政务的渠道就是召见。道光十五年丙戌，“陕甘总督杨遇春致仕，仍温谕来京”，“五月丁卯，致仕陕甘总督杨遇春晋封一等侯，予食全俸。”

一代名将杨遇春致仕，被道光帝在京城召见，如果这次召见仅仅是为了拉拉家常，聊聊人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低估了政治家的思维，这种召见无非就是探讨一下军国大事，交流一下有关大清国西部的相关问题。

赐宴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参与政务的渠道。《清史稿圣祖本纪》中记载：“四月辛巳，上回銮。赐宁古塔将军、副都统宴，赉致仕官及甲士。”

宴席之上，觥筹之间，一群官员和一个皇帝在一起除了谈论一下政务问题，想必其他问题也只是寒暄的过场。

《清史稿》里还记载了一次宴席，就是比较有名的千秋宴。书中说：“千秋宴，为康熙五十二年创典，设暢春园。凡直省现官、致仕汉员暨士庶等，年六十五以上至九十者咸与”。

上疏也是参与政务的一条重要渠道。清末著名的外交使节郭嵩焘就喜欢用这种渠道参与政务。但是郭嵩焘的上疏对象是朝廷的重臣，其中主要是李鸿章。

从后来李鸿章为去世的郭嵩焘请赐谥号而未得，也可以看出朝廷对郭嵩焘还是不认可的。虽然郭嵩焘未得到朝廷的认可，但是这种上疏却是参与政务的一条重要渠道。

入直、召见、赐宴还有上疏等都是清朝退休官员参与政务的渠道，只是这些渠道有些是被动，有些是主动的。但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说明朝廷还是希望对于退休官员的政务能力能够最大化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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