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世家大族往往可以通过自身影响力左右一个王朝的政局，甚至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但如果要评选一个能够让世界历史走向出现拐点的家族，那非播州杨氏莫属。

播州杨氏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土司家族，它的崛起还得从唐朝一场边境战争说起。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诏国发兵攻陷播州，唐王朝自顾不暇，命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等地募兵进讨，如能收复失地，则“许以世守”。

在朝廷列土封疆的许诺下，太原一位叫杨端的人带着自行招募的兵马开赴播州前线。让唐王朝颇为欣喜的是，在缺兵少粮的情况下，杨端仅靠数千人马就击败了南诏，收复了失地。

按照朝廷当时的许诺，在平定播州后，杨端受封播州宣慰使，成为播州事实上的“土皇帝”，子孙世袭罔替，永镇播州，自此，播州杨氏家族开始崛起。即使是在唐朝覆亡，军阀混战的五代时期，播州依然牢牢控制在杨氏家族手中。

宋朝建立后，杨氏牢记祖先“不忘自己是中原人”的祖训，纳土归降宋朝。事实上，宋朝建立后，面对的是北有辽国、西有党项的复杂局面，对于已经世守西南百年之久的播州，根本无暇管控。所以，对于杨氏家族的主动投效，宋朝也是乐得接受，仍令其世守该地。

没想到的是，宋朝这次“白捡”的便宜，却换来日后最忠心的边境屏障。

蒙古帝国崛起后，以彪悍的战斗力席卷全球。为灭亡南宋，蒙古制定了东西两路出兵的战略，一路攻襄阳一线，正面突破南宋防线，另一路则攻川蜀，从大西南迂回包抄南宋腹地。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播州杨氏第14代后裔杨价统兵迎战，死守渝泸。宋理宗感念杨氏忠勇，封其“御前雄威军”。杨价死后，其子杨文提出著名的《保蜀三策》，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在山川险要之地筑城据守，以地利优势来限制蒙古骑兵。

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了杨文的建议，并全权委托杨文所荐的冉琎、冉璞着手修建城池。南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冉氏兄弟以合川钓鱼山为依托，修筑了著名的“钓鱼城”，成为扼守蒙古大军入川的前沿主战场。

恐怕宋蒙双方都不会想到，这座在杨氏力主下修建的城池，会成为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上帝折鞭处”。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10万大军攻打钓鱼城时被城中飞石击中身亡，大汗一死，蒙古大军全线溃退。而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大军已经打到了叙利亚一带，离欧洲近在咫尺，突然听闻大汗去世，旭烈兀匆忙率主力回撤，导致艾因·贾鲁战役中蒙古西征军大败，自此，蒙古帝国的西征彻底结束。

播州杨氏在四川一带的蝴蝶效应，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帝国解体，历史进入了忽必烈治下的元朝。

时间再转向明朝。

杨氏家族第29代子孙杨应龙时，正是明朝万历年间。而这一次，已经传承了700年的杨氏家族再次用一己之力诠释了何谓蝴蝶效应。

杨应龙因为宠爱小妾，引原配夫人张氏不满，杨应龙一怒之下杀了原配和岳母一家。早对杨应龙胡作非为不满的贵州巡抚与其他土司联名弹劾杨应龙。

素来暴虐猜忌的杨应龙一不做二不休，于1599年起兵造反。播州杨氏的叛乱，让万历皇帝震怒，下令暂停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廷正在秘密实施的作战计划，全力以赴讨平播州。

那么万历二十六年，大明朝廷计划做什么呢？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为彻底解决倭寇问题，福建巡按御史徐兆魁向万历皇帝献上“捣巢之策”，即征讨日本本土。万历在和群臣商议后，正式批复同意实施远征计划。

为此，万历皇帝首先是调广西总兵童元镇于浙江以为远征军统帅，之后又命“闽中多备船只，加以精兵二、三万”，再派沈有容潜入日本“经略其地”作为内应，联络日本国内反对丰臣政权的地方大名。

没想到的是，播州杨应龙的叛乱打乱了明朝原本的作战计划，明军纷纷开赴贵州平叛，远征计划搁浅。此后随着丰臣秀吉的病故，明朝内部主和派以播州之役耗尽钱粮为由，彻底否决了“捣巢之策”。而明朝也丧失了最后一次开疆拓土的机会，可谓白白丢了一个即将到手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