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魏薇报道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文件要求到2020年，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工业全领域全过程的普遍要求，工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基本形成，绿色制造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业内专家认为，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制造业的一场转型升级，由以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型的工业，向节能、减排、高效的新兴工业转型，这也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充分践行的新型工业发展理念，减少污染也不再只是义务，而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心和市场认可度的重要指标。

产业转型提速

近年来，随着各行业面临着全新的升级转型，很多词汇也进入大家的耳中，比如“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如今“绿色化”也加入大军中，各家企业都试图以新优势在市场中获得一份竞争力量，赢得客户的信任。

随着新型领域的兴起，相关政策也相应出台响应，在此次的绿色发展规划中，文件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高举绿色发展大旗，紧紧围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以传统工业绿色化改造为重点，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法规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产业，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走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据笔者整理发现，9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共有724家绿色工厂，99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53家绿色工业园区，以及一批绿色设计产品。

不仅如此，2016年至2018年，粗钢产能累计压减1.5亿吨以上，实现1.4亿吨“地条钢”产能全面出清，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新动能保持较快发展。2016年至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速年均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2.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45.3%进一步提升至2019年的46.9%。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技术、产业体系和配套环境等渐趋完善，产业规模全球领先，总推广量达500万辆，超过全球市场保有量的50%，成为新能源汽车最大市场。

针对工业绿色的核心驱动要素，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记者表示，经济发展理念的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世界经济正在加速迈向低碳化和绿色化，绿色经济时代来临，人类将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大跨越，这势必改变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工业生产不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提出并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政策引导和扶持成关键

尽管工业绿色发展现在已经进入加速时期，各大企业纷纷加入环保清洁大军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但不免会有企业因为利润以及其他因素不愿参与其中，甚至成为环保一行中的漏网之鱼，在工业污染方面不仅没有及时治理，甚至浪费资源，不参与任何生态环境补偿行为。

据笔者整理，今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标准时点是2017年12月31日，在经历了前期准备、全面普查和总结发布三个阶段，获取了全国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移动源相关基本信息和污染物排放信息，其中工业源247.74万个。

赵英民进一步说明，2017年底全国各类污染源数量是358.32万个(不含移动源)，其中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五省各类污染源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52.94%；从全国水污染物排放情况看，化学需氧量2143.98万吨，总氮304.14万吨，氨氮96.34万吨。从排放量来说，长江、珠江、淮河流域因为流域面积大涉及省份多，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氨氮等污染物的排放量较大。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工业绿化仍面临一系列瓶颈与阻碍。对此，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告诉笔者，驱动绿色工业发展最核心的动力是我国制造业升级转型，由以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型的工业，向节能、减排、高效的新兴工业转型。绿色工业对于企业来说，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衣食足而知礼节，但在企业生存和获取利润面前，这种社会责任的驱动力显得很单薄。因此，绿色工业推动的最大的障碍在于成本，如果因为绿色工业升级改造的投入过大，而取得的收益太长久，企业就很难有动力去推动。因此，政策引导和扶持便成为很关键的环节。

针对目前所面临瓶颈问题，张孝荣认为，瓶颈因素目前正在突破中。过去缺少顶层设计，现在已经制定国家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科学制定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强度指标，形成中长期目标约束和政策诱导。现有的瓶颈首先在于旧有的工业结构调整；其次在于如何实现绿色市场供求，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建设工业绿色市场，同步牵引工业绿色转型；还在于制度如何建设，要从政绩评价考核、资源品价格、环境生态补偿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

面对该如何突破瓶颈限制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张孝荣则进一步指出，首先要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淘汰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打通传统产业与绿色技术之间的通道，将绿色技术、绿色工艺渗透应用到传统产业各环节。

其次，推动工业互联网，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实施绿色制造工程，面向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清洁生产改造，实施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强化工业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绿色协同链接，培育再制造产业。

最后，基于绿色发展进行行政制度改革。改革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加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建立并完善基于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其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打破资源型行业垄断，推进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