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趙松：傑西·鮑爾的《不語》是對《審判》的倒置與摺疊

好像一切都愈發喧囂了。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社交網絡，我們每天都會接收到大量的訊息，在聲浪之中激動，又迅速冷靜，患上新時代的健忘症。 人人都希望藉由發聲來自我表現，“沉默”彷彿成了一種新奇事物。

在傑西·鮑爾的小說《不語》中，主人公小田宗達的沉默像一個無限寧靜的暴風眼，而圍繞着他的則是無盡的喧囂。其中，有作家的困惑、衆人的評斷、了不起的愛情，以及冷酷的現實。

傑西·鮑爾

來吧，如今涼秋已 至，讓我們同趙松老師一起，回到1977年日本堺市附近的小漁村，回到那部嘴巴被抹去的書後，回到沉默不語的春天。畢竟如小說中所說：“我們在稀薄而瘋狂的空氣中跳水，彷彿春天才剛剛開始。”

《不語》是對《審判》的倒置與摺疊

趙松

作家，已出版作品《隱》《空隙》《撫順故事集》《積木書》《細聽鬼唱詩》《最好的旅行》《被奪走了時間的螞蟻》。

一個人要在社會中正常生存，就得學會使用語言，以維繫各種人際關係。反之，當一個人想切斷與社會的關係時，只需沉默不語就可以了。而當一個人決意以沉默不語面對某個人時，則無論他們什麼關係，彼此都會變成比陌生人還要遙遠的存在。

在小說《不語》中，面對庭審始終沉默不語的小田宗達，在愛妻莫名沉默離他遠去的困惑中試圖找到緣由的敘述者鮑爾先生，這兩個從未交集的人之間有着天然的敘事張力。小田宗達放棄了語言，使自己成爲黑洞般的存在。而鮑爾先生則要藉助語言， “苦苦追尋沉默中可能飽含的意義”，以期理解“變得沉默的人和其中的緣由”。

當敘述者終於意識到，“難解之處並不在事情發生的緣由，而在於事情發生的方式”時，他發現了那個發生在1977年日本堺市附近漁村裏的離奇案件：十一位老人失蹤了，而並未犯罪的小田宗達卻在認罪書上籤了字，隨後始終沉默不語，被法院判以絞刑。小田宗達的沉默不語，讓他在案件發生二十年後，去當地展開了調查。

他先後採訪了小田宗達的親人們，還有獄警、報道案件的記者等知情人，查閱了警方審訊記錄和記者報道。小田宗達是個在熟人圈裏都缺乏存在感的內向、善良的單身年輕人。他遇到了佐藤岡倉和吉藤卓，被說服參與紙牌打賭遊戲，他輸了，按約定在他完全不知情的認罪書上籤了字，次日被捕， “沒有掙扎，也沒有宣稱自己無辜。”

這讓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審判》：K被陌生人逮捕，卻不知罪名。他有自由，卻要定期接受審判。他四處奔走，卻終陷無助的困惑，直到被再次逮捕、宣判。而《不語》的敘事模式，則像是對《審判》的某種倒置與摺疊：K始終想自辯無罪，而無罪的小田宗達卻在認罪書上籤了字，始終沉默不語，既不認罪也不自辯無罪。敘述者鮑爾卻承擔了K的角色，到處奔走探究真相。最後所得，就是“記錄了小田宗達和他的人生，記錄了佐藤岡倉的計謀，記錄了吉藤卓的愛。”如果說《審判》試圖傳達的是社會機器的非理性特徵， 那麼，《不語》的指向是否就是貌似完備的社會機器隨時可能製造無辜者的劫難？

但作者顯然更爲關注在冷酷的現實中人何以成其所是。因爲決定人是什麼的，是事情發生的方式，而不是緣由。面對那些採訪對象所提供的信息，儘管偶有正靠近小田宗達內心的感覺，卻始終難以企及那個封閉的世界。只有母親對小田宗達童年的回憶是個例外：因爲一個玩笑，他會相信壞了的鈴鐺也能發聲；父母帶着他去尋找各種瀑布，直到找到那個最不起眼的小瀑布，他纔開心大笑地確認，這就是他要找的瀑布。這兩件莫名動人的事，或許有着最切近他內心的時刻。他從小就有個只屬於自己的世界，無人能進入。他活着，卻如同不存在。或許，他始終都在等待着什麼。

他之所以會被佐藤岡倉和吉藤卓說服，玩紙牌打賭遊戲，在那份與他無關的認罪書上簽字，或許有兩個原因：佐藤岡倉試圖通過激烈批判社會實現變革的瘋狂理想確實多少觸動了他那沉寂之心；而女孩吉藤卓則打開了他那緊閉的心門。於是他決意犧牲自己，成就佐藤岡倉的理想，心裏藏着對吉藤卓的愛。或許，他對事件本身並不在意，對成爲推動社會變革的悲劇英雄也沒有興趣。 讓他下定決心的，或許只是某個瞬間，在吉藤卓那裏，他發現了光。

那些被採訪者並沒能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它們就像無用的碎屑，不斷堆積卻無濟於事，而小田宗達的世界依舊遙遠。就連親人們的敘述都是互相矛盾且令人生疑的。特別是從小不受父母喜歡的弟弟次郎，儘管反覆述說自己對哥哥的愛，但母親透露的他小時候沉迷的審判遊戲——他審訊那些小勺子，模仿勺子自辯，並警告一隻勺子：“不要再開口，否則我就殺了你。”就很讓人懷疑，他的一次次去拘留所和監獄探望哥哥，並不是真想勸哥哥開口自辯，而是以某種審判的方式讓哥哥放棄開口的可能並走向毀滅。

鮑爾先生探究真相的努力似乎註定徒勞，“我想要尋求出路走出自己的困境，卻發現走進了別人的困境，而其中有些早就不存在了。到了現在，我想要從他們的困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式原路返回，就好像我們人類還真能從彼此身上學到教訓一樣。” 沮喪的他當然不知道，作者已在後面設置了足夠分量的火藥，以製造一場盛大的靈魂焰火和足以震撼社會的爆炸性事件，並使得之前的一切變成襯托焰火的黑暗背景。

傑西·鮑爾的餐巾紙畫作

那場靈魂焰火，就是吉藤卓最後自白中呈現的她與小田宗達的愛情。自白的每一段都是靈魂之詩，並賦予了她詩一般的屬性。這一點，其實早在她照片背面那段文字出現時就已昭然：“他們在湖上飄蕩，但是，他們沒有看見湖。他們看見的是，湖面之上的東西，只有在白天，只有在陽光不太耀眼之時。”但是，只有在她遇到並愛上小田宗達時，一直茫然無自我的她才能成其所是。她相信“萬事皆無理由”，她在沉默不語的小田宗達那裏找回了靈魂和生命意義——“了不起的戀人過着一種爲愛而準備的生活。”在小田宗達的最後時段，在冷酷世界的深處，她用這場盛大的靈魂焰火照亮了他的靈魂，助他成其所是。 而他們的靈魂交融，令所有日常時間都失去了意義，因爲在那些有限的瞬間裏，他們以無限的愛抵達了永恆。

與這高光時刻相對應的，是佐藤岡倉的策劃《聲明》。儘管佐藤岡倉的那種爲達成目的不惜犧牲無辜的冷酷無情和像“你要知道，這世上的人，要麼就是感情用事的蠢貨，要麼就是感情用事的狠心人，幾乎都是如此”這樣赤裸裸的言論都讓人震驚，但是，他的《聲明》又確實就是《不語》的核心驅動程序和起爆器，註定在最後時刻製造最強烈的爆炸。

小田宗達被處以絞刑後，當佐藤岡倉帶領那些穿着白衣服失蹤的老人來到法院前，在面對媒體和羣衆的演講中指責社會犯下了謀殺小田宗達的罪行，預言“在未來的日子裏，在未來的歲月中，社會還會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謀殺其他人”時，你不得不承認，這批判是尖銳有力的，幾乎能讓你原諒他的犧牲無辜，接受他所製造的近乎悖論的意義。

當法官說：“如果認罪書的整體語言效果如實反應了起訴書的整體語言效果，承認認罪書的事實等同於承認起訴書的事實”，將“整體語言效果”等同於“事實”時，你會忽然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悖論效果不也是作者所追求的麼？而悖論，或許正是《不語》的結構祕密，甚至早在開篇處，作者就已透露過端倪了：

“真實的人生不斷地欺瞞，也不斷地揭示，而且一直如此，所以人總覺得自己是可以瞭解人生的，從各種如影如幻中瞭解真實的人生。”

大方已出版傑西·鮑爾作品

《不語》

熊亭玉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5月

《自殺式療愈》

沈慧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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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以及如何謀劃一場火災》

錢進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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