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余华：中西关系的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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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个词汇是一个广泛的词汇，我觉得比文明和文学都要广泛，无论是和我们生活有关的还是无关的，都可以和文化扯到一起，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小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吃饭叫饮食文化，喝茶叫茶文化，身上的衣服是服饰文化，穿着时尚的话是流行文化了，诸如此类。

我估计二十年以后，你们中间的一些学生开始翻译我作品的时候，傅雪莲就不再做翻译了，开始研究翻译文化了，所以文化这个词谁都可以用，而且都不会觉得用错了。

文化是有差异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会造成人的行为以及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只要遇到不高兴的事，就会坐在门槛上对邻居或者路人哭诉，抖搂自己家里的事，虽然中国的文化里强调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家丑外扬的中国人还是不少。这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之一，有一个邻居的女人就是这样。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一个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就是这样，不高兴了就会去对外人哭诉。十多年前有一个英国记者，当时他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发行人，后来回去做《金融时报》的CEO了，他给我做过一个采访，叫“与FT共进午餐”，他说如果英国男人的妻子像许玉兰这样，很可能会去自杀，所以英国男人在这方面比意大利男人脆弱，意大利男人也就是对妻子说一声我去买包香烟，然后消失了，再也不回来了，不会为这个事情自杀。

现在不少中国人富有了，出去旅游时会买各种各样的礼物带回家，前些年中国很多旅游团去韩国，韩国的奢侈品很贵，但是比较中国商店里的还是便宜一些，所以中国男人到了首尔就会买很多礼物。我去韩国的时候，有一位韩国女性告诉我，中国男人比韩国男人好，因为中国男人给情人买礼物的同时也给妻子买了礼物，而韩国男人只给情人买礼物，不给妻子买礼物。我到了意大利，把这个告诉一位意大利女性，她听完后说，韩国男人比意大利男人好，意大利男人既不给情人买礼物也不给妻子买礼物，意大利男人只给自己买礼物。 这样的差异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礼物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男人的文化。

当然不同文化里的共同点可能更多，比如足球比赛会延伸出脏话文化，我认识的一个美国记者，他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旁边，他告诉我只要周末有北京队的主场比赛，就会听见一种很有意思的声音，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听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就约了个时间，他也约了另外的几个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坐在他家阳台上，我们喝着威士忌等待足球比赛的开始，我们不是看比赛，是听比赛。比赛开始后我们听到北京的球迷在齐声喊叫“傻X，傻X”，我就知道是客队正在进攻，如果没有这两个词的声音了，就是主队在进攻，如果这两个词又响起来了，那又是客队在进攻。

2010年我去南非看世界杯，发现每场比赛时球迷的喊叫和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喊叫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同。这个国家的球队在进攻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球迷就会发出整齐的喊叫，我知道就是“傻X”的意思。反过来当另外一种语言在整齐喊叫时，必然是这个语言国家的球队正在防守。我在南非呆了半个月，学会了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傻X，回到中国就全忘了，没有机会使用。

我这次来意大利，从米兰到格林扎纳，听到一句让我很高兴的话，是一个中学生说的，他把我的《第七天》和《神曲》相提并论，这是对我的最高赞扬，我觉得这也是文化方面的一种比较。可能这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关于死亡，当然《第七天》是不能和《神曲》比的，这必须说明。

死亡也是一种文化，有关死亡的描写最突出的应该就是关于灵魂的描写。《第七天》写的是中国的头七，以这个为契机，人死后的第七天会回家。这是中国的风俗，人死后的第七天，死者的家人要在那里安安静静等着死者的灵魂回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些大户人家会做七个七，四十九天，每个第七天都会回来。中国很大，有些地方对“头七”解释跟这个普遍的解释不太一样，它有时候是指人死后会一直在自己家附近游荡，七天以后才会离开。在中国，即使是头七的说法，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头七讲的都是死者的灵魂。

中国有56个民族，对灵魂的解释也会不一样。人口最多的汉族认为人的灵魂只有一个，假如一个人的脸突然发黑了，越来越黑，就代表灵魂正在离开他的身体，这个时候婴儿会害怕，会躲避这样的人，因为婴儿的眼睛是最干净的，他可以看见灵魂离开的样子。云南民族最多，所以有关灵魂的说法也最多。有一个民族叫独龙族，这个民族的人口非常少，大概只有不到两万人了。他们认为人有两个灵魂，而且他们认为人的灵魂跟人的相貌、身高一样，两个灵魂会穿上同样的衣服，当属于人的一个灵魂晚上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灵魂是不睡觉的，他会出去玩，他们说梦里见到的事是另外一个灵魂在外面做的。云南还有一个阿昌族，他们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人死了以后，一个灵魂放在坟墓里、一个放在家里供奉，还有一个回到祖先那里去，这个灵魂是最幸运的。

我这次在那不勒斯的时候，那里的意大利读者读过《第七天》后知道中国有头七，他们告诉我，那不勒斯的说法是人死后逗留四十个小时才离开，我对他们说，中国人还是比那不勒斯人有耐心，你们四十个小时就走了，中国人七天还不愿意走。在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说法是十二个月，灵魂才会离开。正是因为对死亡之后灵魂的种种理解，所以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中国有很多诸如巫师、巫婆一类的，在古波斯有死灵师，召唤死人的那种，还有作家和诗人也都在以此赚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死灵师要穿上死者的衣服才能跟死者对话，去了解某些秘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他穿上死者的衣服感受死者的思想，倾听死者的声音，以此来了解死者没花完的钱藏在什么地方。说白了都是为了赚钱，无论是过去的巫师，还是现在的作家和诗人，都会在死人那里寻找工作机会。我已经把文化说到死亡了，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现在可以对话了，我们起死回生。

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所有的宗教都被取缔了。我们小镇上的寺庙天宁寺，保留了最后一幢房子，保留的原因是作为仓库使用。“文革”结束之后恢复宗教信仰，当时天宁寺只有一个和尚，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牙医。有一个天主教的小教堂也恢复了，我的记忆里也只有一个神父，“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信教的人不多，大家都是无神论者，所以那个时候和尚和神父都很清闲，他们经常跑到对方那里去聊天，这是宗教大团结。

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情况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聊天了。

中国受教范围最广的还是佛教，佛教里面的香火很旺盛，进去还要买门票。我去过中国道教的道观，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我曾经问过一个道长，为什么道教作为中国的国教不如外来的佛教，道长回答说佛教有钱，道教没钱。他说的很对，去佛教烧香捐钱的人很多，去道观的人就少，所以道教发展比较慢，佛教发展很快，捐给寺庙的钱是不用上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德国的奔驰车还不多，只要能坐上或者开上奔驰车的人都非常有钱，那时候我在杭州西湖边看见6个灵隐寺的和尚开着6辆奔驰车过去，把我吓一跳，他们真有钱，灵隐寺是中国最有钱的寺庙之一。我到了意大利之后，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天主教很有钱，好比中国人说佛教很有钱一样。

宗教是一种信仰，让人的精神去寄托的地方。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了，住在我们县医院里面，和我同病房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用广播听《圣经》，她以这个来消解自己身上的病痛。另外一个病人没有精神寄托，他因为病痛不断呻吟。

我只是说了一些现象而已。为什么天主教的影响力这么大，基督教相对来说小一点，新教主要在英国，它是有种种历史原因的，也有其他方面，像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佛教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力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去捐钱。当然肯定也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起作用。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比如我们在看待宗教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好比米兰国立大学要是再也招不到学中文的学生了，那么这个大学就没有教中文的教授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人类的一个规律。假如在中国没有人给佛教捐钱烧香，在意大利或者西方没人给天主教教堂捐钱的话，他们同样很难生存下去。当然信仰是很崇高的精神活动，你去信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那是崇高的精神活动。但是无论是信佛教的去烧香，信天主教的在胸口划十字，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都是为了保佑自己，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在中国是菩萨保佑我，在意大利是上帝保佑我。所以崇高的信仰也要跟实际的动机联系起来，才能够持续下去。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拿到第一本中文版的《圣经》，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我们小镇上那个很小的天主教教堂里拿到的，当时可以随便拿，印制很精美，那个版本的《圣经》是经过很多人的翻译，一代又一代，译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我是把它当做一部文学作品读完的，而不是宗教书读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别人让我举一部我最喜欢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举一部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圣经》。我在《圣经》里读到了最好的文学。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在中国天主教教堂里拿到的《圣经》是英国新教的版本，不是天主教的版本。

英国新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所以他们在推广自己版本《圣经》的时候非常努力，中国至今用的《圣经》都是他们的版本，中国天主教教堂里的《圣经》都是英国新教的版本，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后来梵蒂冈发现了这个问题，组织了几十个中国翻译家去澳大利亚把天主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但是太晚了，来不及了，天主教的《圣经》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我也有一套，我认真读了一下，这个版本的语言跟新教版本《圣经》没办法比，新教版本的语言是后无来者的中文。

幸福是什么？这个没有固定的解释，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的时候理解也不一样。一个人口渴的时候有一杯水，那就是幸福，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有食物，也是幸福。对于幸福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幸福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可能有人会羡慕某一个政治家，他当上了总理或者总统，觉得他很威风，很了不起，其实他也烦恼，他烦恼的时候比我们多得多，你看到一个乞丐觉得他很可怜，是的，他是很可怜，但是他也有幸福的时候。幸福的标准每个人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因此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

我想起一个笑话，关于富人和乞丐的笑话，当然是一个中国的笑话，有些中国人喜欢吃河豚，河豚是一种有毒的鱼，现在养殖以后已经无毒了，当时野生的河豚是有毒的，当时的厨师在做这个鱼的时候要有很好的技术。这个笑话说有四个富人去吃河豚，做好的河豚上来了，他们互相看着，谁也不先吃，都想看看谁先吃了没死以后再吃。四个人互相看来看去都不敢先吃，然后他们想起进来的时候饭馆门口坐了一个乞丐，他们就把一条河豚放在打包盒里，让饭馆的服务员拿出去给坐在门口的乞丐吃，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让那个服务员去看看那个乞丐是不是还活着，服务员回来说还活着，还在门口坐着呢，于是这四个富人就大胆地吃

起来，吃完以后很高兴走出去，上了他们自己的奔驰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灵隐寺和尚开的一样的奔驰车走了，乞丐看到这四个富人走了，心想这四个傻X没死，从屁股后面把那个打包盒拿出来，把里面的河豚吃了。我觉得那一刻那个乞丐比那四个富人幸福。

傅雪莲问我西方为什么害怕中国?这个应该是傅雪莲你来告诉我，我只知道中国不害怕西方。

可能是中国发展太快了，也就三十多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三十年以后就变成一个相对富有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贫穷的地区。

西方人可能有一种优越感，一种来自骨子里的优越感，因为他们领先中国一个世纪，结果没想到，三十多年就差不多了。我记得前几个月，扎克伯格——脸书的CEO，他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就是因为英国的一家数据公司在脸书上面干预了美国的大选，有一个参议员，让他回答问题，说只有像他这样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才能创造出脸书这样伟大的公司。扎克回答说，中国也有同样伟大的公司。那个美国参议员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就对他说，你回答我的问题时只要说是和不是就够了。

当然美国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美国只是一个国家。我在丹麦有个汉学家朋友，她是奥尔胡斯大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叫魏安娜，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去美国，在入境的时候，边检官看着她的护照，问她丹麦是美国的哪个州？ 所以我感觉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在美国尤其突出，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里获益巨大，但是又不希望中国强大。

好比是一个老牌的大学，突然被一个普通的大学超越了，比如米兰国立大学突然被米兰的比可卡大学超越了，然后想办法把比可卡大学弄下去，但是已经弄不下去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大学应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让附近的大学变得更差，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是没法改变对方的。所以不用担心，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欧洲和美国，没有能力改变西方世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反过来西方也没办法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中国作家对我的影响，我需要努力去寻找一下。中国过去是文言文，特点是不会写出很长的作品，即使是小说也是笔记小说。明清以后出现白话文，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那时候在中国写小说是没有地位的，别人瞧不起你，而诗词歌赋、散文才是崇高的文学，小说被认为是市井之流，《西游记》很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市井中人才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达官贵人写给达官贵人读的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为大众写的。

傅雪莲提到的《西游记》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其实是由很多短篇小说组成的，从唐僧的角度来看，从头到尾是一个故事，但是中间发生的故事一个一个都是独立的，可以说是一个又一个的短篇小说。《水浒传》也类似，也是一段一段来写的，有时候写一个人物，有时候写一场战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和西方的大部头小说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小说结构松散，也就是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的特征是这个故事没写完就停下去写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没写完然后回来继续写这个故事，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以一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作为结尾理由，就去写另一个故事。

我现在还没有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写长篇小说。当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很多的时候，章回体小说是很好的写作范例，可以写下很多的故事，同时对读者来说，阅读又不是那么复杂。

在叙述时，有时候要将简单写得复杂，有时候要将复杂写得简单，两者都不容易，相对来说后者更难。如果创作一部很长有很多人物的小说，中国的章回体小说是值得借鉴的文本。读者可以读完这样很厚的书，不会半途放弃，章回体小说是很吸引人的叙述方式。

当然，我们能够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了解社会发生过什么，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能够让我们读到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尤其是读巴尔扎克这样作家的作品，你能够了解那个时候法国的生活。狄更斯是用另一种方式，用一种相对夸张的方式，让你读到英国，或者说是伦敦，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所以说每个文学文本的后面，都会存在一个历史的文本，还有一个社会的文本，以及民众生活史的文本。

我先回答这位意大利女学生的问题，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因为是封建社会，女作家在古代不多。被认为是高贵的文学，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几乎没有关于爱情的，起码很少能够读到。

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在他妻子去世十年以后写的，不能算是爱情诗歌。对当时的贵族来说，他们认为在文学里谈爱情不是一个高级的话题，但是在中国的民歌里，几乎都是爱情。所以贵族不谈论爱情没关系，老百姓都在谈论爱情。因为男尊女卑，女性作家的作品比率比较低，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杰出的，比如李清照。

你读现代文学的话，可以读鲁迅的小说， 我认为鲁迅笔下的女性，一点也不比张爱玲的差，未必就是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女性，就比男性作家好，就好比男性作家写出来的男性，未必就比女性作家写出的男性吸引人。这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从头到尾的一个阅读，才能够找到文学作品反映中国女性从古到今的变化，是能够找到的，但是需要比较多的阅读。

然后再回答这位中国朋友，你应该是意大利国籍了吧。对写作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个人的选择，对于每个人来说，思想的自由是一定能有保证的，所以我在选择写什么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是否能够出版的问题。而且小说没有问题，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至今为止我没有一部小说是不能出版的。你手里拿着的这本书，那是给《纽约时报》写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写的没有什么限制。一个作家写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至于写完以后能否顺利出版，是写完以后再考虑的事，创作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考虑，考虑这些会影响自己写作的激情和信心。

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述这个话题了，之前讲的太多了，我来讲讲别人怎么谈论死亡的，因为我自己说的已经太多了。我记得一个古罗马的政治家在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年轻人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年的春天被夺走了。还有一个例子是马尔克斯的比喻，他说如果父母健在，你和死亡之间隔着一层垫子，如果父母死去了，那层垫子就被抽走了，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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