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餘華：中西關係的那些老生常談的話題

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文化這個詞彙是一個廣泛的詞彙，我覺得比文明和文學都要廣泛，無論是和我們生活有關的還是無關的，都可以和文化扯到一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小的衣食住行都是，我們喫飯叫飲食文化，喝茶叫茶文化，身上的衣服是服飾文化，穿着時尚的話是流行文化了，諸如此類。

我估計二十年以後，你們中間的一些學生開始翻譯我作品的時候，傅雪蓮就不再做翻譯了，開始研究翻譯文化了，所以文化這個詞誰都可以用，而且都不會覺得用錯了。

文化是有差異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會造成人的行爲以及思維方式的不一樣。我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玉蘭，只要遇到不高興的事，就會坐在門檻上對鄰居或者路人哭訴，抖摟自己家裏的事，雖然中國的文化裏強調家醜不可外揚，可是家醜外揚的中國人還是不少。這是我小時候的生活經驗之一，有一個鄰居的女人就是這樣。這本書在意大利出版後，一個意大利朋友告訴我，那不勒斯的女人就是這樣，不高興了就會去對外人哭訴。十多年前有一個英國記者，當時他是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發行人，後來回去做《金融時報》的CEO了，他給我做過一個採訪，叫“與FT共進午餐”，他說如果英國男人的妻子像許玉蘭這樣，很可能會去自殺，所以英國男人在這方面比意大利男人脆弱，意大利男人也就是對妻子說一聲我去買包香菸，然後消失了，再也不回來了，不會爲這個事情自殺。

現在不少中國人富有了，出去旅遊時會買各種各樣的禮物帶回家，前些年中國很多旅遊團去韓國，韓國的奢侈品很貴，但是比較中國商店裏的還是便宜一些，所以中國男人到了首爾就會買很多禮物。我去韓國的時候，有一位韓國女性告訴我，中國男人比韓國男人好，因爲中國男人給情人買禮物的同時也給妻子買了禮物，而韓國男人只給情人買禮物，不給妻子買禮物。我到了意大利，把這個告訴一位意大利女性，她聽完後說，韓國男人比意大利男人好，意大利男人既不給情人買禮物也不給妻子買禮物，意大利男人只給自己買禮物。 這樣的差異也是一種文化，我們可以稱之爲禮物的文化，也可以稱之爲男人的文化。

當然不同文化裏的共同點可能更多，比如足球比賽會延伸出髒話文化，我認識的一個美國記者，他住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旁邊，他告訴我只要週末有北京隊的主場比賽，就會聽見一種很有意思的聲音，他問我有沒有興趣聽一下，我說可以，我們就約了個時間，他也約了另外的幾個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坐在他家陽臺上，我們喝着威士忌等待足球比賽的開始，我們不是看比賽，是聽比賽。比賽開始後我們聽到北京的球迷在齊聲喊叫“傻X，傻X”，我就知道是客隊正在進攻，如果沒有這兩個詞的聲音了，就是主隊在進攻，如果這兩個詞又響起來了，那又是客隊在進攻。

2010年我去南非看世界盃，發現每場比賽時球迷的喊叫和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喊叫是一樣的，只是發音不同。這個國家的球隊在進攻的時候，另外一個國家球迷就會發出整齊的喊叫，我知道就是“傻X”的意思。反過來當另外一種語言在整齊喊叫時，必然是這個語言國家的球隊正在防守。我在南非呆了半個月，學會了五六種不同語言的傻X，回到中國就全忘了，沒有機會使用。

我這次來意大利，從米蘭到格林扎納，聽到一句讓我很高興的話，是一箇中學生說的，他把我的《第七天》和《神曲》相提並論，這是對我的最高讚揚，我覺得這也是文化方面的一種比較。可能這兩部作品寫的都是關於死亡，當然《第七天》是不能和《神曲》比的，這必須說明。

死亡也是一種文化，有關死亡的描寫最突出的應該就是關於靈魂的描寫。《第七天》寫的是中國的頭七，以這個爲契機，人死後的第七天會回家。這是中國的風俗，人死後的第七天，死者的家人要在那裏安安靜靜等着死者的靈魂回來，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一些大戶人家會做七個七，四十九天，每個第七天都會回來。中國很大，有些地方對“頭七”解釋跟這個普遍的解釋不太一樣，它有時候是指人死後會一直在自己家附近遊蕩，七天以後纔會離開。在中國，即使是頭七的說法，在不同的地方也會有所不同，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頭七講的都是死者的靈魂。

中國有56個民族，對靈魂的解釋也會不一樣。人口最多的漢族認爲人的靈魂只有一個，假如一個人的臉突然發黑了，越來越黑，就代表靈魂正在離開他的身體，這個時候嬰兒會害怕，會躲避這樣的人，因爲嬰兒的眼睛是最乾淨的，他可以看見靈魂離開的樣子。雲南民族最多，所以有關靈魂的說法也最多。有一個民族叫獨龍族，這個民族的人口非常少，大概只有不到兩萬人了。他們認爲人有兩個靈魂，而且他們認爲人的靈魂跟人的相貌、身高一樣，兩個靈魂會穿上同樣的衣服，當屬於人的一個靈魂晚上睡覺的時候，另外一個靈魂是不睡覺的，他會出去玩，他們說夢裏見到的事是另外一個靈魂在外面做的。雲南還有一個阿昌族，他們認爲人有三個靈魂，人死了以後，一個靈魂放在墳墓裏、一個放在家裏供奉，還有一個回到祖先那裏去，這個靈魂是最幸運的。

我這次在那不勒斯的時候，那裏的意大利讀者讀過《第七天》後知道中國有頭七，他們告訴我，那不勒斯的說法是人死後逗留四十個小時才離開，我對他們說，中國人還是比那不勒斯人有耐心，你們四十個小時就走了，中國人七天還不願意走。在古波斯、古希臘、古羅馬，他們的說法是十二個月，靈魂纔會離開。正是因爲對死亡之後靈魂的種種理解，所以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中國有很多諸如巫師、巫婆一類的，在古波斯有死靈師，召喚死人的那種，還有作家和詩人也都在以此賺錢。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死靈師要穿上死者的衣服才能跟死者對話，去了解某些祕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意象，他穿上死者的衣服感受死者的思想，傾聽死者的聲音，以此來了解死者沒花完的錢藏在什麼地方。說白了都是爲了賺錢，無論是過去的巫師，還是現在的作家和詩人，都會在死人那裏尋找工作機會。我已經把文化說到死亡了，我們還是換個話題吧，現在可以對話了，我們起死回生。

我小時候，也就是“文革”時期，那時候沒有宗教信仰，所有的宗教都被取締了。我們小鎮上的寺廟天寧寺，保留了最後一幢房子，保留的原因是作爲倉庫使用。“文革”結束之後恢復宗教信仰，當時天寧寺只有一個和尚，那個時候我還在做牙醫。有一個天主教的小教堂也恢復了，我的記憶裏也只有一個神父，“文革”剛結束的時候信教的人不多，大家都是無神論者，所以那個時候和尚和神父都很清閒，他們經常跑到對方那裏去聊天，這是宗教大團結。

現在已經沒有那種情況了，他們都很忙，沒有時間聊天了。

中國受教範圍最廣的還是佛教，佛教裏面的香火很旺盛，進去還要買門票。我去過中國道教的道觀，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我曾經問過一個道長，爲什麼道教作爲中國的國教不如外來的佛教，道長回答說佛教有錢，道教沒錢。他說的很對，去佛教燒香捐錢的人很多，去道觀的人就少，所以道教發展比較慢，佛教發展很快，捐給寺廟的錢是不用上稅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德國的奔馳車還不多，只要能坐上或者開上奔馳車的人都非常有錢，那時候我在杭州西湖邊看見6個靈隱寺的和尚開着6輛奔馳車過去，把我嚇一跳，他們真有錢，靈隱寺是中國最有錢的寺廟之一。我到了意大利之後，意大利的朋友告訴我，天主教很有錢，好比中國人說佛教很有錢一樣。

宗教是一種信仰，讓人的精神去寄託的地方。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我生病了，住在我們縣醫院裏面，和我同病房的有兩個人，其中一箇中年婦女，她每天用廣播聽《聖經》，她以這個來消解自己身上的病痛。另外一個病人沒有精神寄託，他因爲病痛不斷呻吟。

我只是說了一些現象而已。爲什麼天主教的影響力這麼大，基督教相對來說小一點，新教主要在英國，它是有種種歷史原因的，也有其他方面，像經濟方面的原因。在中國，佛教之所以有那麼大影響力就是因爲有很多人去捐錢。當然肯定也有其他更爲重要的因素起作用。

我在這裏要說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這個社會，比如我們在看待宗教的時候，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好比米蘭國立大學要是再也招不到學中文的學生了，那麼這個大學就沒有教中文的教授了，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這是人類的一個規律。假如在中國沒有人給佛教捐錢燒香，在意大利或者西方沒人給天主教教堂捐錢的話，他們同樣很難生存下去。當然信仰是很崇高的精神活動，你去信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那是崇高的精神活動。但是無論是信佛教的去燒香，信天主教的在胸口劃十字，都是爲了對自己有好處，都是爲了保佑自己，只不過是叫法不一樣，在中國是菩薩保佑我，在意大利是上帝保佑我。所以崇高的信仰也要跟實際的動機聯繫起來，才能夠持續下去。

有一點很有意思，我拿到第一本中文版的《聖經》，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在我們小鎮上那個很小的天主教教堂裏拿到的，當時可以隨便拿，印製很精美，那個版本的《聖經》是經過很多人的翻譯，一代又一代，譯文可以說是無與倫比，我是把它當做一部文學作品讀完的，而不是宗教書讀完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別人讓我舉一部我最喜歡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只能舉一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聖經》。我在《聖經》裏讀到了最好的文學。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我在中國天主教教堂裏拿到的《聖經》是英國新教的版本，不是天主教的版本。

英國新教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相對較小，所以他們在推廣自己版本《聖經》的時候非常努力，中國至今用的《聖經》都是他們的版本，中國天主教教堂裏的《聖經》都是英國新教的版本，這個是不是很有意思?後來梵蒂岡發現了這個問題，組織了幾十個中國翻譯家去澳大利亞把天主教的《聖經》翻譯成中文，但是太晚了，來不及了，天主教的《聖經》在中國沒有什麼影響，我也有一套，我認真讀了一下，這個版本的語言跟新教版本《聖經》沒辦法比，新教版本的語言是後無來者的中文。

幸福是什麼？這個沒有固定的解釋，每個人的理解不一樣，即使同一個人不同的時候理解也不一樣。一個人口渴的時候有一杯水，那就是幸福，一個人飢餓的時候有食物，也是幸福。對於幸福的理解，最重要的一點是，幸福是屬於自己的感受，不屬於別人的看法。可能有人會羨慕某一個政治家，他當上了總理或者總統，覺得他很威風，很了不起，其實他也煩惱，他煩惱的時候比我們多得多，你看到一個乞丐覺得他很可憐，是的，他是很可憐，但是他也有幸福的時候。幸福的標準每個人不一樣，這是第一；第二是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因此對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樣。

我想起一個笑話，關於富人和乞丐的笑話，當然是一箇中國的笑話，有些中國人喜歡喫河豚，河豚是一種有毒的魚，現在養殖以後已經無毒了，當時野生的河豚是有毒的，當時的廚師在做這個魚的時候要有很好的技術。這個笑話說有四個富人去喫河豚，做好的河豚上來了，他們互相看着，誰也不先喫，都想看看誰先喫了沒死以後再喫。四個人互相看來看去都不敢先喫，然後他們想起進來的時候飯館門口坐了一個乞丐，他們就把一條河豚放在打包盒裏，讓飯館的服務員拿出去給坐在門口的乞丐喫，過了一個小時以後，他們讓那個服務員去看看那個乞丐是不是還活着，服務員回來說還活着，還在門口坐着呢，於是這四個富人就大膽地喫

起來，喫完以後很高興走出去，上了他們自己的奔馳車，就是我剛纔提到的靈隱寺和尚開的一樣的奔馳車走了，乞丐看到這四個富人走了，心想這四個傻X沒死，從屁股後面把那個打包盒拿出來，把裏面的河豚喫了。我覺得那一刻那個乞丐比那四個富人幸福。

傅雪蓮問我西方爲什麼害怕中國?這個應該是傅雪蓮你來告訴我，我只知道中國不害怕西方。

可能是中國發展太快了，也就三十多年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三十年前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三十年以後就變成一個相對富有的國家，當然還有很多貧窮的地區。

西方人可能有一種優越感，一種來自骨子裏的優越感，因爲他們領先中國一個世紀，結果沒想到，三十多年就差不多了。我記得前幾個月，扎克伯格——臉書的CEO，他在美國國會接受質詢，就是因爲英國的一家數據公司在臉書上面干預了美國的大選，有一個參議員，讓他回答問題，說只有像他這樣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在美國受教育的人，才能創造出臉書這樣偉大的公司。扎克回答說，中國也有同樣偉大的公司。那個美國參議員爲了掩飾自己的無知，就對他說，你回答我的問題時只要說是和不是就夠了。

當然美國跟歐洲又不一樣，歐洲是由很多國家組成的，美國只是一個國家。我在丹麥有個漢學家朋友，她是奧爾胡斯大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她叫魏安娜，她告訴我，她有一次去美國，在入境的時候，邊檢官看着她的護照，問她丹麥是美國的哪個州？ 所以我感覺西方社會的優越感在美國尤其突出，他們在中國的經濟增長裏獲益巨大，但是又不希望中國強大。

好比是一個老牌的大學，突然被一個普通的大學超越了，比如米蘭國立大學突然被米蘭的比可卡大學超越了，然後想辦法把比可卡大學弄下去，但是已經弄不下去了。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一個真正有競爭力的大學應該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而不是讓附近的大學變得更差，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應該是這樣，是沒法改變對方的。所以不用擔心，中國沒有能力改變歐洲和美國，沒有能力改變西方世界，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反過來西方也沒辦法改變中國。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學和中國作家對我的影響，我需要努力去尋找一下。中國過去是文言文，特點是不會寫出很長的作品，即使是小說也是筆記小說。明清以後出現白話文，纔有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

那時候在中國寫小說是沒有地位的，別人瞧不起你，而詩詞歌賦、散文才是崇高的文學，小說被認爲是市井之流，《西遊記》很像莎士比亞的戲劇，市井中人才看。唐詩宋詞元曲都是達官貴人寫給達官貴人讀的文學，《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是爲大衆寫的。

傅雪蓮提到的《西遊記》的故事，這部長篇小說的結構其實是由很多短篇小說組成的，從唐僧的角度來看，從頭到尾是一個故事，但是中間發生的故事一個一個都是獨立的，可以說是一個又一個的短篇小說。《水滸傳》也類似，也是一段一段來寫的，有時候寫一個人物，有時候寫一場戰鬥。三國演義也是這樣，和西方的大部頭小說有很大區別，中國的傳統小說結構鬆散，也就是章回體小說，章回體小說的特徵是這個故事沒寫完就停下去寫另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沒寫完然後回來繼續寫這個故事，基本就是這個套路，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以一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作爲結尾理由，就去寫另一個故事。

我現在還沒有使用這樣的方式去寫長篇小說。當小說裏的故事和人物很多的時候，章回體小說是很好的寫作範例，可以寫下很多的故事，同時對讀者來說，閱讀又不是那麼複雜。

在敘述時，有時候要將簡單寫得複雜，有時候要將複雜寫得簡單，兩者都不容易，相對來說後者更難。如果創作一部很長有很多人物的小說，中國的章回體小說是值得借鑑的文本。讀者可以讀完這樣很厚的書，不會半途放棄，章回體小說是很吸引人的敘述方式。

當然，我們能夠通過一部文學作品瞭解社會發生過什麼，這個國家發生過什麼。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學，能夠讓我們讀到當時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尤其是讀巴爾扎克這樣作家的作品，你能夠了解那個時候法國的生活。狄更斯是用另一種方式，用一種相對誇張的方式，讓你讀到英國，或者說是倫敦，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所以說每個文學文本的後面，都會存在一個歷史的文本，還有一個社會的文本，以及民衆生活史的文本。

我先回答這位意大利女學生的問題， 中國古代男尊女卑，因爲是封建社會，女作家在古代不多。被認爲是高貴的文學，詩歌也好，散文也好，幾乎沒有關於愛情的，起碼很少能夠讀到。

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也是在他妻子去世十年以後寫的，不能算是愛情詩歌。對當時的貴族來說，他們認爲在文學裏談愛情不是一個高級的話題，但是在中國的民歌裏，幾乎都是愛情。所以貴族不談論愛情沒關係，老百姓都在談論愛情。因爲男尊女卑，女性作家的作品比率比較低，雖然如此，仍然有不少傑出的，比如李清照。

你讀現代文學的話，可以讀魯迅的小說， 我認爲魯迅筆下的女性，一點也不比張愛玲的差，未必就是女性作家寫出來的女性，就比男性作家好，就好比男性作家寫出來的男性，未必就比女性作家寫出的男性吸引人。這需要一個比較系統的從頭到尾的一個閱讀，才能夠找到文學作品反映中國女性從古到今的變化，是能夠找到的，但是需要比較多的閱讀。

然後再回答這位中國朋友，你應該是意大利國籍了吧。對寫作題材的選擇其實是個人的選擇，對於每個人來說，思想的自由是一定能有保證的，所以我在選擇寫什麼的時候，不會去考慮是否能夠出版的問題。而且小說沒有問題，因爲小說是虛構作品，至今爲止我沒有一部小說是不能出版的。你手裏拿着的這本書，那是給《紐約時報》寫的專欄文章的結集，寫的沒有什麼限制。一個作家寫什麼，這是他自己的選擇，是誰也阻擋不了的，至於寫完以後能否順利出版，是寫完以後再考慮的事，創作的時候最好不要去考慮，考慮這些會影響自己寫作的激情和信心。

關於死亡的問題，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講述這個話題了，之前講的太多了，我來講講別人怎麼談論死亡的，因爲我自己說的已經太多了。我記得一個古羅馬的政治家在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年輕人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這一年的春天被奪走了。還有一個例子是馬爾克斯的比喻，他說如果父母健在，你和死亡之間隔着一層墊子，如果父母死去了，那層墊子就被抽走了，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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