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野蠻生長的地下代孕市場：90萬包生男孩，有機構按嬰兒體重收錢！）
“65萬包成功，90萬包生兒子。”“如發現胎兒發育畸形會讓代孕媽媽打掉，客戶只管‘收貨’”——這是上海多家商業代孕公司明碼標價給出的承諾。
在需求和利益的促使下，近年來，國內地下代孕市場“野蠻生長”。9月，南都記者暗訪調查上海多家商業代孕公司發現，
以代孕中介機構作爲連接點，上下串聯起的客戶、代孕媽媽、提供代孕技術操作的醫生，以及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等多方，合謀撐起了一條龐大的地下代孕灰色產業鏈。
這些中介機構多以“健康諮詢公司”進行工商登記。多個代孕中介向南都記者透露，他們的客戶來自全國各地，不少客戶傾家蕩產也要求子。
每順利“製造”出一個健康嬰兒，中介機構至少可獲利20萬元。
對於在服務期間胎兒和代孕媽媽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則被視爲“商業風險”，直言“用錢就能擺平”。
明碼標價稱包生兒子
有機構按嬰兒體重算錢
9月15日，南都記者根據代孕中介指引來到上海一家名爲
“天使助孕”
這是位於上海市寶山區長逸路15號A棟大廈11層的一個小型辦公室，附近家居城林立，除了辦公室門上寫着“天使健康諮詢中心”，辦公室內未見任何“代孕”字眼，低調而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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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南都記者在網上搜索代孕機構，根據網絡廣告留下的微信聯繫上了陳女士。在以“尋找代孕媽媽”爲由進行諮詢後，陳女士邀請南都記者到其辦公室詳談。
她所在的機構推出65萬元和90萬元兩種代孕套餐，前者無法確保嬰兒性別，後者則可指定性別。兩種套餐均可分期付款，保證能在兩年內向客戶“交出”健康寶寶，否則全額退款。
陳女士說，他與丈夫共同經營“天使助孕”機構已10年，原先在河北邯鄲設點，後看中了上海先進的醫療資源和龐大的市場，遂“轉戰”到上海，經過多年發展積累了龐大的客戶羣，
每年接單“製造”出八九十個孩子，“交貨率”可達70
%。
她自稱，“天使助孕”是華東地區“最值得信賴的代孕機構”。
在被問及如何處置意外情況時，陳女士輕鬆地表示，“業務量大了肯定出現過意外，
之前有代孕媽媽生產時大出血，也遇見過胎兒發育畸形，這時我們會立刻要求代孕媽媽把孩子打掉。
”她說，這些意外情況都由代孕公司和代孕媽媽協調，與客戶無關，她承諾，
“客戶只等收貨就可以了。”
與“天使助孕”夫妻檔式的隱蔽經營不同，位於上海市楊浦區嘉譽國際廣場寫字樓1座16樓的一家名爲
“上海添丁生殖集團”
9月15日下午，南都記者前往該機構探訪，發現其辦公區域佔據了16樓大部分空間，裝潢精緻，規模氣派，內部設置多個接待室，時至晚上6點，前往諮詢的客戶仍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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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接待的劉先生把南都記者引到其中一間偌大的接待室，開始滔滔不絕地推銷多種代孕套餐。
據介紹，該機構可以提供夫妻精卵、男方精子+捐卵、女方卵子+捐精等多種形式組合的試管嬰兒代孕服務，
價格從65萬元到90萬元不等
若代孕媽媽在懷孕過程中發現懷的是雙胞胎，客戶如果想保住雙胞胎則需要額外支付8萬元，否則公司將會安排“減胎”操作。
目前每年平均能“生產”上百名嬰兒，每順利“交貨”一個嬰兒，公司至少可以獲利20萬元。
“可以說，我們已經成了華東地區最大規模的代孕機構。”劉先生自信地表示。
除了上述兩家代孕機構，南都記者也聯繫上此前被媒體曝光、但仍在運營的
“AA69呂進峯代孕集團”
其客服向南都記者展示的代孕協議顯示，他們所提供的代孕套餐價格
從70萬元到90萬元不等
如果嬰兒出生超過6.8斤，每多1兩客戶需要多支付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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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9呂進峯集團”提供的協議顯示，部分新生嬰兒還需按體重算錢。
南都記者發現，這些紛紛自詡“華東第一”的代孕機構工商信息顯示，
它們多註冊爲健康諮詢類公司
。比如，“天使助孕”背後公司爲“上海靜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繫個人獨資企業，經營範圍爲營養健康諮詢服務、商務信息諮詢等；“上海添丁生殖集團”背後公司爲“上海添丁健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營業範圍僅爲健康管理諮詢，並不允許從事醫療活動。
藏於民居專人24小時監控
孕期若引產最高只補償8萬
地下代孕的中介機構除了對接有尋子需求的客戶，還連接着該產業鏈上的另一環——願意出賣子宮的
代孕媽媽
南都記者通過網絡搜到多則代孕媽媽招聘廣告，發現多家代孕中介機構都以“高薪”、“高級住所”吸引“代媽”（即“代孕媽媽”）應聘，但對其中存在的風險隻字未提。
9月15日，南都記者搜到的一則代孕媽媽招聘廣告顯示，一家名爲
“上海第一託管公司”
招聘“20至28歲已生過一胎的婦女”，當南都記者以“27歲生過一胎的農村婦女想應聘代孕媽媽”爲由進行諮詢，很快就獲得了該機構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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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代孕媽媽招聘啓事顯示，如中途流產最高賠償8萬。
南都記者從該機構瞭解到，他們對“代媽”孕期和生產各階段的情況均明碼標價，“代媽”只有順利生下孩子後才能收到全款。
若代孕單胎成功，共可獲得23萬元“獎金”：包括2萬元工資，7000元“補貼”，測到胎心時再發3000元“獎勵”，直至順產後收到20萬元“餘款”。該負責人也指出，如果懷上雙胞胎，可有3萬元“補貼”；如果是首次剖腹產，另外可獲得2萬“補貼”。
然而，代孕過程如豪賭，若孕期和生產過程出現任何意外，“代媽”的收益則會大大“縮水”。
上述負責人坦言，若受精卵成功移植後不見胎心，只會補償“代媽”1萬元；如果見胎心後2-3個月出現胎停需清宮，也只賠償2萬元，而實際孕期達到5-7個月後胎兒出現問題需要引產，也只會補償5-8萬元。此外，在代孕過程中“代媽”出現意外死亡的極端情況，則可獲得80萬元賠償。
另一家網上招聘“代媽”的“上海世紀助孕公司”也給出了類似標準。該公司負責人陳某還向南都記者強調，
該公司與“代媽”之間不會簽署任何合同，“一切建立在口頭承諾之上”。
對此，陳某反問：“這個就是違法的，你想怎麼保障權益？”
爲了取得客戶的信任，代孕中介還會主動帶客戶到代孕媽媽的聚居點現場查探。南都記者走訪“上海添丁生殖集團”時，負責接待的劉先生帶記者探訪了其中一處代孕媽媽聚居點。
那是隱藏於小區居民樓的一個單元房，距離該公司約20分鐘車程。三室兩廳的房子裏住了6名代孕媽媽，她們有的只是初顯孕肚，有的則即將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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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利（化名）
第一次做“代媽”，她來自山東，在老家有兩個孩子，大的讀小學一年級，小的則剛上幼兒園。
她告訴南都記者，離婚後爲了養活兩個孩子，今年4月在朋友介紹下來到上海做“代媽”，頭3個月因爲胎不穩，她被要求服下大量保胎藥，導致妊娠反應嚴重。
小利說，她們平時的活動空間基本都在住房內，雖然可以外出，但活動範圍僅限周邊，也會有專人陪同。
如今是她代孕的第4個月，接下來的半年，她都要在這房子裏度過——這意味着她今年春節將無法回老家。“不是沒有擔心過危險，但我更想爲孩子賺學費。”小利說。
“上海添丁生殖集團”的“後勤總監”向南都記者介紹，他們旗下目前有100位像小利這樣的“代媽”，來自五湖四海。她們分住在不同單元，由他的團隊統一負責管理，每個單元都設置了專人24小時統一照顧和監控。
他向南都記者展示的聊天記錄顯示，“代媽”喫的每一頓飯，要服用的每一粒藥，都拍了視頻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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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添丁生殖集團”後勤總監向南都記者展示其對“代媽”的管理與監控。
“曾經有一名‘代媽’代孕7個月鬧着想回老家一趟，我馬上告訴她，可以回，但必須先把孩子引產，最後她就不敢回了。”上述的“後勤總監”向南都記者講述了這個細節，以證明他們對“代媽”管理之嚴格。
有醫院與醫生暗地提供取卵、移植、辦證“一條龍”服務
“我們從不害怕被舉報，也不怕曝光。”在深入交談中， “上海添丁生殖集團”負責接待的劉先生表示，
代孕中介機構“衝鋒在前”，只要背後提供技術支持的“實驗室”和醫生沒被取締，“代孕生意就可以變個法子做下去。”
在代孕的灰色產業鏈中，因取卵和胚胎移植手術均需要專業的醫療技術，因此提供代孕技術操作的醫生和實驗室常被視爲最關鍵的一環，但也是被徹底隱藏的一環，成爲看不見的“幫兇”，代孕中介亦對此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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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天使助孕”和“上海添丁生殖集團”的負責人均表示，無法向客戶提供做手術醫生的任何資料，
但他們都向客戶“承諾”，
提供代孕技術操作的醫生，均是來自上海三甲醫院的主任級醫師，具備豐富經驗。
“他們組建有專門的實驗室，下班時間與我們合作賺外快。”“天使助孕”的負責人陳女士說。
“代媽”小利向南都記者描述了接受胚胎移植到子宮當天的詳細情況。她說，自己在一個下午被公司專車接走，沿途車窗被遮擋，到達目的地時直接開進了地下停車場，經電梯直上實驗室，那裏已有醫生等候，大約半小時移植手術就完成了，術後再由專車接回，全程她都沒有看到窗外，也不知道身處何地。
他表示，代孕中介機構背後合作的“實驗室”屬“高度機密”。
“我們和背後醫生聯繫非常小心，交流信息會定期刪除，實驗室也會定期搬遷，確保把風險降到最低。”劉先生說，
提供代孕技術的醫生雖隱藏背後，但作爲技術提供方，他們能獲得中介機構利潤至少一半的分成。
代孕產下的嬰兒，如何在法律層面順利成爲客戶的孩子？與代孕中介利益掛鉤的醫院，爲這灰色產業鏈補上了最後的閉環。
“天使助孕”的負責人陳女士向南都記者表示，他們的“代媽”通常都是在三甲醫院生產。她表示，
只要客戶與“代媽”年齡相差不遠，從建檔環節起就可以由“代媽”冒名頂替，最終開出的嬰兒《出生醫學證明》也會順利放在客戶名下。
“我們已經做了多年，彼此很有默契，通常不會被查。”其承諾。
“上海添丁生殖集團”的劉先生也同樣提及與一些三甲醫院的“長期合作”。他也表示，“如果客戶與‘代媽’年齡相差太大，那麼‘代媽’只能先到私立醫院生產，之後我們也有辦法開出在客戶名下的《出生醫學證明》，只要客戶多花幾萬元也能弄到”。
法律上仍存空白，無法解決的倫理和情感困境
南都記者查詢發現，目前關於代孕我國法律法規尚未明確。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明確
“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術”
此外，據新華社2015年底報道，記者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九次委員長會議上獲悉，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刪除正在審議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條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等規定。最終表決通過的修改決定中無此規定，這也常被代孕中介視爲給地下代孕開脫的“證據”。
9月18日，南都記者以“代孕”爲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發現自2012年來共能搜到
338宗與代孕相關的糾紛判決
，且近兩年呈快速增長之勢，其中2019年共搜索到79宗，2020年僅前8個月搜索到62宗。地下代孕中介機構聚集的上海，曾在2014年底審理了全國首例代孕生育子女的監護權糾紛案件。
曾關注代孕議題的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杜潔指出，原國家衛生部以部令形式頒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
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術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千秋則指出，目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以及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中對代孕問題均未涉及，就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實施代孕手術的行爲而言，
雖然違規，但難以構成刑事犯罪。
一方面會帶來棘手的“卵母”“生母”不一的倫理困境，另一方面也會引發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嬰兒的撫養問題、因非法代孕引發的法律糾紛，甚至是買賣婦女兒童等犯罪問題。
“就目前而言，我認爲在我國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杜潔說，法律可以從技術上解決孩子身份問題和財產問題，但卻無法解決倫理和情感困境。
要打擊地下代孕亂象，杜潔認爲，除了衛生部門對醫療機構和醫生應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也需要公安、工商、工信部門行成合力治理，打擊存在、散佈有害信息的網站和代孕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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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責任編輯：覃肄靈_NB17208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責任編輯：覃肄靈_NB17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