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显示多个重要经济指标年内首次转正：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货物出口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更重要的是，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终于从上月的同比下降1.1%，变成了同比上涨0.5%。

上个月，7月国民经济数据发布后，多位经济学家都对近几个月消费复苏放缓表示了担忧。

尤其是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他在多个场合呼吁，消费复苏放缓关键是中低收入居民受疫情的影响远大过我们想象。收入锐减、失业不仅让他们短期内无力消费，对未来的担忧，更使他们为了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压缩消费。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沈建光也证实，根据京东消费大数据，虽然近期线上消费提速，但低收入群体、下沉市场以及中西部省份的恢复仍然迟缓。

而消费需求疲软会使更多企业生产销售受阻，出现经营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

没想到话音未落，8月消费复苏就提速了？

但仔细看8月的消费结构，增长最快（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的化妆品类、通信器材类、金银珠宝类、汽车类，都属于高消费项目，说明8月的消费复苏可能与高端商品的让利促销有关，是偶然性的。

另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朱鹤撰文指出，如果排除汽车销售，社零同比增速依然是负的。而这波汽车行情中，相比家用车，商用车是大头，他分析这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恢复有关。

这些都说明，在8月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居民消费低迷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为啥呢？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仍然不乐观。

与规模以上企业的全面复苏相比，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仅没有缓解，甚至还有加大的倾向。8月份小型企业PMI为47.7%，比7月下降0.9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容纳了80%的就业，他们经营困难，必然对就业和居民收入造成严重影响。数据显示，8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虽然整体比7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高校毕业生失业率还有所上升。

可见，8月数据的转好，并不意味着阻碍经济复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就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发布会上都说，“当前经济运行的变化主要还都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多数主要指标增速和上年同期相比，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一些指标的累计增速仍处于下降区间。”

经济学家担忧的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下滑问题依然严峻，而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将决定经济复苏的长期趋势。

解决之法是什么？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救助政策，而不是刺激政策。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

王小鲁是知名的民生专家，此前也多次呼吁民生问题，一直在积极推动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下面是王小鲁近期对消费复苏问题的公开发言和发文，值得一读。

01

消费折叠，中低收入居民

消费大幅负增长

中国疫情已经迅速得到控制，企业生产自二季度以来在走向恢复。但最新数据显示，前几个月消费回升的态势正在趋缓或停滞，居民消费增长仍在下降区间，使正在恢复的经济面临需求制约，经济继续复苏受限。

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分析显示，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

这些信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说明经济要走向复苏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逾越，需要合理的政策应对。

02

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统计人数！

今年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但城镇调查失业率6月份是5.7%，只比去年末上升0.5个百分点。

但该调查的失业定义是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不足1小时。如果按不足10小时计算，失业率可能成倍提高。这些没有被统计为失业者的人员，月收入可能只有原来的1/5或1/10。

更重要的是，很多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城镇居民失业后不得不返回农村，成为农民身份，也就不在城镇失业的调查范围。

据统计，上半年外出农民工不增加反而减少约500万人，这一增一减所差的六七百万人实际上正处在失业状态，但大部分没有反映在失业统计中。

加上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保”没有落实到位，大量失业者和收入缩减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其中关于失业保险，2019年按调查失业率推算，全国城镇失业2300万人，但全年领到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461万人，占1/5。

一个原因是全国4.4亿城镇劳动者中，失业保险只覆盖了2亿人，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被覆盖。

其次，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外来人口失业后因户口不在当地，手续办不全，往往也领不到失业保险。

市场不景气导致未来收入不确定，使中低收入居民为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压缩消费。而消费需求疲软又使许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阻，特别是小微企业更加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

03

当前需要救助政策，不是刺激政策

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救助政策，而不是刺激政策。消费不是能刺激起来的，如果老百姓收入不受影响，他会主动消费。

关键是保就业、保民生、保企业。为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救助，给有生存发展潜力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减压，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使他们保住就业岗位。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

但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很多人思想停留在以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拉动增长的传统思路上，有些政策是四面出击，到处撒胡椒面。尽管没有搞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但很多地方投资都在扩张，地方债在迅速增加。例如在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本来完好无损的马路又在挖掉重铺。像这样的投资是无效投资，是浪费资源，应该尽快叫停。

以为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是个严重的认识误区。中国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已经持续过高，目前仍在43%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消费率显著过低，特别是居民消费还不到GDP的39%，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高的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资源大量浪费，而民生领域的若干关键缺失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除了上述失业保险和救助问题外，两亿多新城镇居民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是制约消费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在各国都是国内需求的主体，消费需求占比过低，消费疲软，内需就不可能有力带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把资源用于投资扩张，对带动经济增长不仅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

04

要把有效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

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债务用于投资，却又缺乏有效投资空间，钱花不出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国的保障房供应始终是个短板，而中低收入居民长期面临高房价的重压。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与商品房双轨并行，是给中低收入居民减压，释放他们消费能力的出路。

更持久的挑战，是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转型。要改变中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关键是政府支出结构应改变政府投资过多、行政管理支出过多的局面，将支出重点转到民生上面来。

首先是给小微企业减负，解决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解决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负担过重问题，使居民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改善市场环境，对小微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回升至关重要。关键是形成一个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有法治保护的市场。

如果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有企业要起主导作用，如果政策条件使国有企业得天独厚，多数民企难以参与，就很难让民营企业相信政策是一视同仁的、竞争条件是公平的，很难让他们消除疑虑，放心发展。

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就业扩展，有利于大众消费回升。

*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期在多个经济论坛上的发言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