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摄政王载沣的爷爷是道光，父亲是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哥哥是光绪，儿子是宣统—这般“王气十足”的命运，注定了他的身不由己。

当时访华的美国记者觉得载沣“浑身透着高贵”，他的堂哥载润却认定他“怯懦怕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和政治手段”，他的亲弟弟载涛则说：“人们都说他忠厚，忠厚实乃无用之别名。他生活规律、当差谨慎，在承平时代做王爵尚可，但绝不能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儿子溥杰对他的评价比较客气，用了“谦抑退让”的措辞，但“好逸畏事”一词仍忍不住脱口而出。

载沣袭爵时只有8岁，19岁时就被任命为阅兵大臣，以专使的身份前往德国道歉，无论应对危机还是化解耻辱，他都毫不擅长。正式摄政后，他信得过的人只有弟弟载涛、载洵，就让他们分别统领陆军、海军。武昌起义爆发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提出起用袁世凯，其余几位重臣也都应声附和，载沣本不愿请出这位足以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劲敌，但不敢反抗，只能含泪屈从。

如此软弱的他，根本留不住“从天而降”的权力，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被迫从摄政王的位子上退下后，他神色如常地对妻子说：“从此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据溥仪回忆，他小时候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脑后的花翎总在跳动”，后来他才明白，那是因为父亲有口吃的毛病，索性用点头或摇头来代替说话，而父亲往往对别人的提议表示认同，所以总在点头，唯一能听清的口头禅就是“好，好，好”。天津《大公报》对载沣的评价更刻薄，说他像“木楼座钟”，面对王公大臣只会吭哧吭哧地敷衍了事。

卸下政治重担后，载沣终于可以甩开这些指责，心无挂碍地投入闲情逸致。他爱藏书，自号“书癖”，家中高悬他手书的对联—“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他也爱看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名家的演出几乎每场必追。他最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曾无比珍重地将其写在随身携带的团扇上，“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也许只有在这时，他才找到了生而为人的乐趣和信心。

载沣不是守旧的人，他曾出使欧洲，亲眼看到西方文明带来的秩序和繁荣。他是当时中国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对电话、汽车等新鲜玩意儿也不抗拒。溥仪曾看过他用满文写的日记，发现其中两类内容颇为有趣—一类是日常“小确幸”，比如每逢立夏就剪平头、每逢立秋就留分头，还按时节换新衣、吃鲜食等；另一类则是关于天文的所见所想，每逢朔望及其他重要节点，他都会将报刊、书籍上关于天象的知识信息誊抄下来，有时还很用心地画上示意图，对探究现代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买来天文望远镜，亲自观测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然后记录并整理观测结果。很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可以成为天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