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攝政王載灃的爺爺是道光,父親是第一代醇親王奕譞,哥哥是光緒,兒子是宣統—這般“王氣十足”的命運,註定了他的身不由己。

當時訪華的美國記者覺得載灃“渾身透着高貴”,他的堂哥載潤卻認定他“怯懦怕事,優柔寡斷,毫無政治遠見和政治手段”,他的親弟弟載濤則說:“人們都說他忠厚,忠厚實乃無用之別名。他生活規律、當差謹慎,在承平時代做王爵尚可,但絕不能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兒子溥傑對他的評價比較客氣,用了“謙抑退讓”的措辭,但“好逸畏事”一詞仍忍不住脫口而出。

載灃襲爵時只有8歲,19歲時就被任命爲閱兵大臣,以專使的身份前往德國道歉,無論應對危機還是化解恥辱,他都毫不擅長。正式攝政後,他信得過的人只有弟弟載濤、載洵,就讓他們分別統領陸軍、海軍。武昌起義爆發後,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提出起用袁世凱,其餘幾位重臣也都應聲附和,載灃本不願請出這位足以威脅自己政治生命的勁敵,但不敢反抗,只能含淚屈從。

如此軟弱的他,根本留不住“從天而降”的權力,但他似乎並不在意。被迫從攝政王的位子上退下後,他神色如常地對妻子說:“從此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據溥儀回憶,他小時候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是“腦後的花翎總在跳動”,後來他才明白,那是因爲父親有口喫的毛病,索性用點頭或搖頭來代替說話,而父親往往對別人的提議表示認同,所以總在點頭,唯一能聽清的口頭禪就是“好,好,好”。天津《大公報》對載灃的評價更刻薄,說他像“木樓座鐘”,面對王公大臣只會吭哧吭哧地敷衍了事。

卸下政治重擔後,載灃終於可以甩開這些指責,心無掛礙地投入閒情逸致。他愛藏書,自號“書癖”,家中高懸他手書的對聯—“有書自富貴,無事小神仙”。他也愛看戲,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等名家的演出幾乎每場必追。他最喜歡白居易的一首詩,曾無比珍重地將其寫在隨身攜帶的團扇上,“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也許只有在這時,他才找到了生而爲人的樂趣和信心。

載灃不是守舊的人,他曾出使歐洲,親眼看到西方文明帶來的秩序和繁榮。他是當時中國最早穿西裝的親貴之一,對電話、汽車等新鮮玩意兒也不抗拒。溥儀曾看過他用滿文寫的日記,發現其中兩類內容頗爲有趣—一類是日常“小確幸”,比如每逢立夏就剪平頭、每逢立秋就留分頭,還按時節換新衣、喫鮮食等;另一類則是關於天文的所見所想,每逢朔望及其他重要節點,他都會將報刊、書籍上關於天象的知識信息謄抄下來,有時還很用心地畫上示意圖,對探究現代科學懷有濃厚的興趣。他買來天文望遠鏡,親自觀測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現象,然後記錄並整理觀測結果。很多年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如果他生在今天,說不定可以成爲天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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