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开设尚书房，后改为上书房，其实就是“皇家子弟学校”，位于乾清门左侧，非老师、家长亲切交流。清代史家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载，五更天时，百官还没上朝，杂役也在稀稀拉拉、迷迷糊糊地走动，皇子就已开始上学了。其中弘历尤为勤奋，人也聪明，每天都能早早背完老师讲的文章，然后提前放学。

老师朱轼对此有点意见，问：“你为什么不留下来预习明天的功课呢？”弘历不以为然，次日，朱轼又劝道：“另外两位阿哥还没念完功课，你不如陪在一旁多读点书。”弘历觉得有理，开始主动留堂，学业大有进步。

弘历偶尔也会叛逆，不服管教时就向雍正告状，雍正对朱轼说：“无论你教或不教，他都是皇子，何必对他如此严苛？”朱轼淡定地说：“把他教好了，将来或许多个像尧、舜那样的君，否则他就成了桀、纣之流。”弘历被震住了，读书越发勤勉。

对于传道授业的恩师，弘历向来恭敬，即使做了皇帝也是如此。乾隆南巡途经宿迁，想去拜访已退休的老师徐用锡。御史登门传报时，徐用锡想起自己当年曾因乾隆贪玩而予以体罚，吓出一身冷汗，生怕他来报复，就命家人披麻戴孝、高搭灵棚，谎称自己暴病身亡。乾隆听说后悲痛不已，执意前来祭拜。徐用锡躺在灵榻上，越想越心虚—皇帝若真拜了，就再无转圜的余地，自己不死也得死！于是他忙爬起，一路跪到乾隆面前请罪。乾隆听明原委后哈哈大笑，非但没责怪他，反而夸他当年治学有方，君臣共叙旧情。

轮到乾隆当家长时，他对皇子、皇孙的学业同样重视，可仍不时发生逃课的现象。比如四阿哥永珹曾以“拜神”为由逃课一天，乾隆一眼看穿他的把戏，骂道：“拜神不过是一个早晨的事，犯得着赔上一天的功课吗？”还有一次，八阿哥永璇擅自离校，溜回宫苑游玩一天。他连逃课的正当借口都编不出来，气得乾隆咬牙切齿，痛骂一顿还觉不够，又亲自修订并誊写了一份校规，贴在上书房的墙上警示所有皇子。

更严重的一起逃课事件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78岁高龄的乾隆忽然来了兴致，翻阅起上书房的考勤记录，结果发现所有在学的皇子、皇孙一连七天都没上课。别看当时“皇家教育”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其实浓厚的厌学情绪早在皇子、皇孙间弥漫开来，他们逃课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只是这次正好撞在枪口上而已。

乾隆大发雷霆，问皇子、皇孙为何逃课，结果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下雨”。乾隆气得嘴都歪了，这时，十七阿哥永璘委屈地说：“其实我们每天都来上课，可老师往往不在，我们也就各自散了。”这下锅就甩到了“皇家校长”刘墉身上，面对乾隆怒气冲冲的质问，他吞吞吐吐地说：“老师们还有其他业务要忙，一时没顾上教学工作。”乾隆一针见血地回道：“我特意让你们担任闲职，能有多忙？”

骂完老师，乾隆又回过头来批评皇子、皇孙，“老师没来，你们不会主动去请吗？不会向我报告吗？分明就是趁机偷懒！”

事后，刘墉被以“玩忽职守”的罪名降为侍郎，其他汉族老师也受了相应的处分，但老师就没那么轻松了—内阁学士达椿不仅被革职，还挨了40大板，场面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