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浚《与祖国同行》连载2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军有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三大院校，分别是设在北京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特殊年代，三大院校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度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向全军招生。特殊年代结束后，才从全军抽调人员，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实施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办学目标。能够在这三所最高学府学习，是每一个军人梦寐以求的愿望。通过院校学习，可以提升自己职业军人的素质。

【32师95团部分领导（从左至右：刘智浚、鲁副政委、胡副团长、张团长、康副政委、周主任）】

1981年8月下旬，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干部股长罗云华，拿来师干部科打来的电话记录稿给我看。记录稿写着“令步兵95团政治处主任刘智浚，9月2日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报到学习。”我在电话记录稿签上“已阅。送团首长。”的字样。罗股长将电话记录再次送给我看时，我看到有关的团首长已经签阅。其中，张登祥团长批示：“主任把工作交给盛副主任后，按时报到。”

军人的职业素养之一，就是一切行动以命令为准，有令则行，无令则止。我按照规定的报到时间，满怀希望地踏进坐落在北京西边玉泉路上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没想到，迎接我的是我在11军机关的战友许家森，这让我喜出望外。

【从政治学院毕业20年后在北京许家森战友家留影】

许家森战友是1978年初调入政治学院干部部工作的。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禀赋正直，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极易相处的战友。他告诉我，政治学院也选送了一些干部，和我们在一个队离职学习，他就是其中之一。有这样一个知心战友在一起学习，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

我们这期学员，全都编在一队学习。队长姓关，是安徽人，政委姓王，是河南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平易近人，工作踏实，作风深入。虽是正师干部，但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还经常到宿舍与我们促膝谈心，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入学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个队叫中青干部培训班，又叫完成班，学制两年，算大学文凭。据说，中青干部培训班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举办的。计划用3~4年的时间，在全军培养500名后备将领。所以，了解情况的人又把我们叫作“将军班”“老虎班”。全军一共举办了4期。每期分别在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办一个队。我们是第二期。我入学时，第一期已经学了一年，何其宗，蒙进喜、马子龙、陈培忠等均是第一期的学员。

我们这个队，一共有72名学员，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基本在40岁以下，绝大多数是团级干部，少数是师级干部。学历均在高中以上，有不少是大学学历。每个大军区有3名，其余大单位1~2名，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都只有1名。我被编在7班，学员来自北京军区、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海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政治学院等9个大单位，一共9人，班长张传久是空军杜凤瑞团的政委，副班长李存宝是沈阳军区16军红九连所在团的政委，党小组长周永顺是兰州军区某守备团政委。

【1982年政治学院一队七班学员留影（前排：周永顺、张传久、张守业、许家森；后排：李存保、都本堂、刘智浚、李维宇）】

在政治学院学习，无论是学习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比我上云南大学时好多了。全部学习材料、笔记本和书包都是统一发放。平时吃饭是桌餐，也交伙食费，但是有补助。星期天食堂会卖一些小菜和酒水，可以与来客一起小酌。文艺活动比较丰富，隔三差五地会有军内知名文艺团体演出。比如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都来演过。不时会发一些地方演出团体的戏票和体育比赛的球票，由学院派专车接送观看。如果家里有人来，还可以通过队里，申请各种参观券、入场券。学院经常举行时政报告会，请一些权威人士来讲课，政策研究室的袁木，农村工作部的杜润生，总政主任余秋里，总后部长洪学智，都给我们做过报告。这对我们增长见识，丰富阅历，提高境界，加深理解，大有帮助。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信息来源广泛，各方面的传闻都能听到。到了学院以后，我的眼睛变得更明亮了，心胸变得更开阔了，头脑变得更灵活了。

我们既学政工方面的知识，也学军事方面的知识。在课程设置上，政工与军事的比例是6比4。军事学院完成班的课程设置，与我们相反，政工与军事的比例为4:6。政工方面的课程，有经典著作，方针政策。军事方面的课程有军事地形学，国防科技，战例选编，师、团攻防。与地方大学相比，既注重掌握原理，更强调实际运用。教学中注意发扬民主，调动学员自觉学习，善于思考的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教我们的老师，有延安时代走出来的教员，有军中著名的理论家，也有大批中青年学者。后来在全军名声显赫的侯书栋、许志功都是我们的基本教员。

【全班同学学攻防战术时进行现地作业（1982年摄）】

与地方院校比，教员与学员的接触更密切。每次讲课之前，教员都要征求学员的意见，明确学员需要听些什么内容；课后要听取学员反映，看哪些问题没有讲透。我们在学院学习的期间，正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候。学校要求大家，摒弃思想禁区，全面、准确地理解理论。所以，教员能够敞开思想地讲，学员能够毫无顾虑地问，学习氛围浓厚，讨论问题活跃。时常有学院领导来队，参加我们讨论。学院政委谢有法，副院长姜思玉，都参加过我们的讨论课。

有一次，谢有法政委参加我们班讨论事物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班长让我先发言，我说：事物的相对性就是有条件性，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等条件，事物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对物质享受是否奢靡的评价，脱离了时代条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因为武则天没有坐过汽车、火车、飞机，没有看过电影、电视，没有睡过席梦思，而否定她生活奢靡。对她生活是否奢靡，只能用她所处时代的条件来衡量，而不能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来衡量。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的发言得到了谢有法政委的肯定。我们和学校领导相处是无拘无束的。在讨论之余，有学员问谢政委：“政委，听说你是55年授衔时是最年轻的中将之一。”谢政委笑着回答：“是的，我当时只有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