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最大叛徒：身居高位，被捕一周后投敌，坑杀400名英雄

决胜负者，长于布局；知天下者，善谋大势。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党我军的情报机构在无声战线默默地坚守奉献着，他们不为人知、深入虎穴，专门收集情报、刺探军情，为我军战斗部署提供着重要参考。

或许在影视画面中，国民党的保密局时有闪现，一看到他们出场的架势，就如同明朝的锦衣卫一样。虽然他们也搞情报工作，但是更多的是负责对内监察和刺杀工作，叫他们 “特务”，那是再贴切不过的。

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周恩来同志组建了“中央城市工作部”，重点负责在国民党内部安插情报工作人员，协助各城市地下党组织行动，及时掌握核心战场情报、破译电台密码、策反有良知的国民党将领。正如此，两军对垒期间上演了一场场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的谍报战。

隐蔽战线虽然集聚了大量优秀的战士，但是有英雄就会有叛徒，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下面，重点介绍2个谍报人员的传奇，同样的开端，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善始善终、一个最后倒戈。

郭汝瑰：智商情商融于一体

解放战争时期，其中谍报工作成绩最突出的莫过于郭汝瑰，他曾就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72军军长，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踏实肯干，能力很强，还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和倚重。

在派系林立、内斗激烈的国民党内部，郭汝瑰稳打稳扎，用自己超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不骄不躁的性格，赢得了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等大批国民党权重的赏识，并一步步走上了核心部门。在作战厅长位置上，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战略思路牵引至对我军有利的一面，并将人员变动、军事部署、兵力调配等情况及时无误地传递给地下党组织。

长期以来，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一级，毛泽东就先看到了。所以，在各路战场上，我军正常是随心所欲地牵着国民党军的鼻子在走，任凭天上侦察飞机横行，也无法得知我军真实情报。

期间，杜聿明通过仔细观察分析每一次作战命令和失利原因，曾对郭汝瑰有很大的怀疑，更重要的是，杜聿明对郭汝瑰的勤俭甚是诧异，认为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官员，哪里有不奢侈的……但是，猜测终归是猜测，终究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且谏言时，根本得不到顾祝同、何应钦等人的肯定，遂郭汝瑰就像一根钢钉，死死地插在国民党军的心脏。

后来，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郭汝瑰巧妙获取驻扎四川的72军军长职务，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率部起义，给我军进攻过程中提供了一个神助攻。更为可笑的是，顾祝同还曾为他就任杂牌72军军长感到惋惜，四处打抱不平，殊不知，这是我方制订的一步好棋。

得知起义消息后，国民党高层恍然大悟，痛骂郭汝瑰“无耻通敌”，但是已经无济于事。郭汝瑰后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并正式重新加入了党组织，退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终善其生。

蔡孝干：聪明反被聪明误，为女子叛变投敌

这位1908年出生于台湾的知识青年，亲身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忍和无助，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求学期间，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后来受到瞿秋白的影响，参加了上海台湾青年会。由于才华出众，被送进了红军的政治部工作，并任职宣传岗位，也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士。

在抗日战争期间，因熟悉掌握日语，且口语极为流利，迅速成长为审讯、策反日军战俘的专家，还兼顾着翻译、分析日军文件。随着日积月累的工作经历，他的才能逐步提升，也广为人知，成为党内极为可靠，并不可多得的谍报人才。后期，还专门承担了我方谍报人员培训，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专业教材。

抗战胜利后，被组织赋予了潜伏台湾的绝密任务，并筹划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凭借着组织的信任和本地人的优势，蔡孝干也自然成为了这一机构的领头人物。随着台湾生活和交际圈的融入，这个组织很快发展了200多名谍报人员，等待着关键时刻一展身手。

蒋介石对大陆的节节败退，嗅出了情报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遂责成保密局对我方情报人员进行地毯式甄别搜查。或许是过于傲娇的缘故，蔡孝干并没有对国民党这一行动有所警惕，仍然按部就班执行着任务。

就在国民党把兵力往台湾集中时，一场秘密逮捕行动已经展开。随着基隆一个谍报网的暴露，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这位大隐于市的我方谍报负责人，蔡孝干于11月在高雄被捕。极为老练的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吓，反而通过“假投降”，获取了逃跑的机会。

但是，当时的台湾已经进驻了大批国民党军警力量，经过几周的追捕，蔡孝干于彰化地区再次被抓。或许是对世间红尘还有未了之事，最终他没有选择自杀，1950年3月1日，这位优秀的谍报人员屈服了，为了女友、金钱、高官，他彻底投敌变节，还供出了联络地点、暗号、人员……就这样，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扫荡式清理，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瞬间坍塌，400多人被捕，台湾报纸还在头版专门公开了这项搜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