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楊絳（1911年——2016年）和張愛玲（1920年——1995年）都是現當代成就顯著的女作家，文學地位不容置疑，至今，她們的作品仍然深受喜愛，滋養着一代又一代讀者。

兩人可以算作是同一時代人，但在楊絳的一些文字裏，並不願意跟張愛玲平起平坐，也不認同自己跟張愛玲是同一輩人，僅把她當作下一輩人來看。

楊絳祖籍浙江無錫，青年時期曾在蘇州東吳大學（蘇州大學前身）讀書，後來轉入清華大學求學，在此認識錢鍾書先生並喜結連理。之後，她先後執教於上海、北京兩地的高校，工作之餘，創作和翻譯了許多文學作品，終成一代著名作家。

張愛玲出生在上海，前半生在上海求學並走上文學之路，大部分作品也是在上海創作完成，並取得很高成就，躋身到文學大家之列，一時間風光無限。在後半生，張愛玲漂洋過海來到北美生活，並在這裏了卻此生。

按理說，兩人不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更沒有在一起工作過，但是，並不影響兩人相互談論和評價對方。

她們在生前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女，筆耕不斷，在報紙上的曝光率很高，相互之間閱讀對方的文章，是經常能遇到的事情。

1931年——1937年，張愛玲就讀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在校期間嘗試寫作，她的名字和文章頻繁出現在校刊《鳳藻》上。

與此同時，楊絳的外甥女石定果也在該校讀書，跟張愛玲屬於校友。同學們時常能看到張愛玲穿着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行走在校園裏，如同一道移動的美景，走到哪裏都會引起關注。

作家的成長離不開編輯，如果說作家是千里馬，那麼，編輯無疑是伯樂，正是編輯的發現、抬愛和支持，才讓作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輝煌。

張愛玲一生遇到許多幫助過她的編輯，有一名叫丘彥明的編輯，曾對她無私幫助了8年。後來，儘管張愛玲在後半生去異國他鄉生活，但丘彥明仍然沒有忘記幫扶她，兩人時常書信聯絡。

1981年7月，楊絳的散文集《幹校六記》出版，丘彥明讀過後覺得不錯，很快又買了一本寄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愛玲。

張愛玲讀完此書，本着不得罪編輯的原則，在後來寫給丘彥明的回信裏，寫下這樣一句話：楊絳新近的《幹校六記》真好，那麼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

也許，這句話只是張愛玲的客套話，但也確確實實點評了楊絳的文風，不失爲一箇中肯的評價。

楊絳也有自己的伯樂，她的伯樂是著名出版家鍾叔河先生，他曾長期跟楊絳、錢鍾書有合作關係，經他之手，在刊物上發表了夫妻二人的許多文章，在相互合作中，他們成爲摯友，結下數十年深厚友誼。

楊絳在2016年5月25日去世後，社會各界都自發緬懷她，受《湖南日報》之約，鍾叔河拿出楊絳生前寫的兩封書信，請人代筆，寫了一篇名爲《用生命之火取暖——楊絳致鍾叔河信兩封》的文章，很快被報紙發表。

在一封裏，楊絳談到了張愛玲，涉及內容如下：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石定果）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痘），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

楊絳寫這封信的日子是2010年1月20日，她爲什麼要這樣苛刻、尖酸地評價張愛玲？若結合時代背景和兩人經歷仔細分析下來，少不了三個原因。

其一，文人相輕，或者說是女人之間的嫉妒。

如果以世俗觀念來看，文壇也是名利場，文壇的蛋糕只有那麼大，卻要很多作家來分，你切得多我就切得少，任何作家也擺脫不了名利的誘惑，文人相輕之陋習，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間存在，就不足爲奇。

張愛玲早就看清了這一點，因此，她很早就懂得借文學之名讓自己出人頭地。

到1944年，張愛玲剛過第二個本命年，就已經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封鎖》等小說，即刻成爲上海灘，乃至全國炙手可熱的美女作家，受到許多才子的熱烈追求。

春風得意之時，張愛玲說出了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在張愛玲說出這句話時，楊絳創作的幾本話劇《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遊戲人間》，也開始在上海公演。然而，比起此時紅透半邊天的張愛玲，年長9歲的楊絳顯得有些落寞，她的作品沒有給她帶來那麼多鮮花和掌聲，在文學上，她始終被張愛玲壓過一頭。

民國時期誕生了許多才女，比如，呂碧城、石評梅、蕭紅、林徽因、陸小曼、孫多慈、凌叔華、謝婉瑩、潘玉良、吳健雄，等等，但在張愛玲面前，沒有一個敢說自己的才華能超越。

張愛玲出生於名門，天生麗質，天資聰穎，集美貌和才華於一身，年紀輕輕就名滿全國，因此，才引起其他才女的嫉妒，況且，嫉妒也是女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之一，再多麼通情達理的女人也會產生嫉妒之心，只是多少、強弱的問題。

楊絳這樣評價張愛玲，可以說是嫉妒心在作祟。

其二，文學理念上有很大差異。

張愛玲身上流露着崇尚自由的個性，在文學上亦是如此。

丘彥明在《人情之美》裏記載了一個小插曲，1961年10月，作家王禎陪同張愛玲遊覽灣島花蓮，兩人無意間聊起文學，張愛玲先從丁玲談起，又談到大陸小說，最後她說內地作家都是按照一種模式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事實上，張愛玲在文學創作中，也是這樣做，她認爲：爲藝術服務是文學最純粹的目的，若給作品裏夾雜其它想法，就違背了文學的初衷。

尤其在40年代初期，也就是張愛玲紅得發紫的時候，她依然堅守自己的文學信仰，把創作視野始終聚焦在女性身上，專注於刻畫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狀態，以濃墨重彩揭示封建禮教文化對女性的摧殘，對社會矛盾和人性陰暗進行了深刻批判。

而此時，華夏大地正遭受日寇鐵蹄的踐踏，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文學作爲武器來提升民族凝聚力，展現作家的家國情懷。

當其他作家幾乎都響應的時候，功成名就的張愛玲卻沒有這樣做，並且，她此時嫁給了著名漢奸胡蘭成，張愛玲有些“自私”的做法，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強烈不滿，即刻成爲批評對象。

其三，年齡上存在差距，導致觀念分歧。

文壇講究排資論輩，畢竟，楊絳年長張愛玲9歲，接受文化薰陶的時間早，社會閱歷更加豐富，按年齡算得上是張愛玲的前輩，把兩人算作同一代人，勉強也能說得通。但是，楊絳的外甥女石定果跟張愛玲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做過校友，這層交道讓楊、張二人的關係變得微妙起來，促使楊絳有意把自己跟張愛玲看成是兩代人。

況且，張愛玲後來居上，在文學成就上壓了楊絳一頭，就更讓楊絳難以釋懷，不願正眼看待張愛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