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阳是黑夜下的蛋,我想写这样的艺术家。

时隔多年,冯骥才来上海了。如果不是他自己说:“我已经十足78岁”,从他一米九二的个头和洪钟般的声音,人们看到的是最近20多年来一直奔波在抢救保护文化遗产路上的“斗士”“疾呼者”形象。

6天前,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座谈会现场,冯骥才作了《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主题发言。“我在会上说,本世纪以来,我们做了两项史无前例的工作。一是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传统村落的认定。这两项工作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刻不容缓的紧迫性。未来要做的是科学保护,建立相应的学科。”

冯骥才的长篇新作《艺术家们》刊发在《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今天(28日)下午的作品研讨会之前,他专门拜访了巴金故居。走进武康路上这幢小楼,他感慨,在具有很深文化积淀的街道城区整理文化遗产这方面,“上海做得很精致、很认真”,留下了让人感到“巴老活着的空间”,仿佛主人随时还会回来。

冯骥才与巴金女儿、《收获》名誉主编、多年挚友李小林

冯骥才与巴金创办的《收获》杂志关系密切,他说:“漫长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多留在《收获》。我是感激甚至是感恩的。”

最近20多年,身为作家的冯骥才一度离读者有些远。他在中国濒临消失的古村落间奔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谈论的也是这些话题。冯骥才说,他很清楚,这些是为后人而做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清楚他究竟在做什么。也是《收获》杂志,在那时向他发出邀约,巴老女儿李小林说,把看到的听到的不管是什么都写点下来,就有了“田野档案”这个专栏。

《艺术家们》写的是冯骥才最熟悉的群体——艺术家,缩小一点范围即画家群体。“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惟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艺术家们》序言中,他开宗明义。一支钢笔、一支画笔,也是冯骥才的写照,兼为画家的他出过多种画集、举办个人画展,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一手钢笔、一手毛笔的冯骥才

《艺术家们》开篇,人们读到的是三位热爱绘画的年轻艺术家,人称“三剑客”,常常聚在一起看画册,听音乐,讨论艺术话题。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他们为得到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一本抽象画派的画册而欣喜若狂。那股赤诚、单纯,让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小说的作家赵丽宏“时欲落泪”,“在灰暗、压抑的时代,于困顿中追求理想和真诚的友谊。大冯通过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来表现对时代的见识,有深度、非常迷人。”

随着商品经济兴起,“三剑客”命运发生转变,有人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跳江自杀;有人为生活苦苦挣扎,耗尽了绘画才能,而主角楚云天坚守住了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尽管这群画家纯属虚构,但他们与我同时代,我深知他们的所思所想,苦乐何来,在哪里攀向崇山峻岭,在哪里跌入时代的黑洞,在哪里陷入迷茫,以及他们调色盘中的思想与人性的分量。”冯骥才写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郜元宝在其中读出了“美”。“我们已经忍受了太多不美,对‘丑’有了足够宽容,但仍然渴望有明天,渴望有美。”在他看来,冯骥才将写作空间压缩到艺术家群体,聚焦于美和理想、希望,写社会的外在冲突如何进入一群热爱艺术的人们的心中,颠覆了《儒林外传》式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法。

《收获》主编程永新看到的是“明亮而流动的阳光”,“写一群出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艺术家的生活,通篇流动着明亮的情绪,就如同过去写困厄和苦难,明亮与阳光一样写得节制而悠长。”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认为,《艺术家们》写的虽然只限于画家圈中的事儿,但折射出时代风云变化及世态冷暖的痕迹却十分清晰。作为作者,冯骥才的主观态度一点也不隐晦,“不回避写作的批判性,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

在冯骥才的笔下,有坚持艺术真理者,也有走散者、歧路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梳理这代人的来路,发现他们的思想历程,实际上要发掘的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自信,对‘长出来的新的文化’的自信。如何坚守、如何创新,回答的是时代之问。”

为《艺术家们》写了长篇评论的评论家程德培说,看到作品之前,他做了无数预设,但全被打破,没预料到会是这样一个题材。但同时,冯骥才又是少有的数十年来坚持创作基本追求与理念不变的作家。

“读着读着,耳边仿佛回荡着19世纪的声音、俄罗斯文学的声音,和疫情期间重读《日瓦戈医生》的感觉有点像。”作家孙甘露说,《艺术家们》表面上写的是艺术家的生活,实际上是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代人漫长精神生活的写照,反映的是时代的视野,也是内心世界的视野。

“我知道,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一半比我年轻,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能成为艺术家们的知己,也成为我的知己。”冯骥才如此期待。

“这部小说像是作家的回望,与自己或密友的对话。”青年评论家黄文娟说,尽管未曾经历过小说人物为艺术痴迷的年代,但仍能被其中细节感动,“既有美,也有震惊。任何时代有精神追求的人都能体会,产生共鸣。”青年评论家、《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说,《艺术家们》是借探讨艺术家的命运探讨艺术,其中闪耀的是理想主义又直面现实的光芒。“是心灵史,也是谈艺录,更是一部启示录,包含着作家对未来的忧思。”评论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

研讨会连续开了三个小时,无论是谈共鸣或提出不足之处,与会者的态度一如冯骥才在《艺术家们》之中对自我的袒露,分外直率。窗外,爱神花园天光渐暗,冯骥才始终专注地望着发言者,倾听、不时记录。青年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提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模糊的,且似乎缺乏独立思想,“没有成长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认为,作品中对男女情感的处理是否过于“清教徒”式……

“这个下午对我很重要,一个人面对自己,多是思考,缺乏思辨。只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与观点,才能引发思辨。听到年轻人的声音,对文学的交际交流能起到特别的作用。”冯骥才说,作品问世后,话语权就不再是作者,而是属于读者的。“我确实有两张面孔,如果说‘俗世奇人’系列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天津老城区的人和事;到了这个年纪,如今回到书房,我写的是另一个冯骥才,更多自我的东西。我确实一直想写一部艺术家的小说,如果一个作家不懂艺术,写的仍然是‘他者’。我看到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历经困厄后仍然光明、单纯、美好——太阳是黑夜下的蛋,我想写这样的艺术家。”

冯骥才说,随着年纪增长,他渐渐爬不动山,上不去30厘米的台阶,能做的更多是思考与建议。“生活不是你找的,是在不经意中积累的。我做的是活生生的文化,遇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当我回到书房,不是我找文学,是文学找我。”

【对话冯骥才】

我走上文化遗产保护的起点在上海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在小说《漩涡里》的自序里,冯骥才曾这样写道。而这个“漩涡”的起点,竟是在上海。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您在上海办过画展,后来顺道去周庄,听说发生了“卖画救楼”的故事。

冯骥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文学创作一度遇到瓶颈,于是想到重新拾起画笔。在上海的画展是《收获》帮助操办的,后来我们一群人去了上海边上的江南古镇周庄。当时的周庄尚未被开发,也未被保护,很安静。从沈万三故居出来,我看到河边一座名为“迷楼”的小木楼,据说当年柳亚子曾在此创办南社。正当夸赞它时,管理者却说:“下次你再来就看不到了。”一问才知道,原来的主人要把它卖掉。我是想把它买下来,可以作为大家聚会的一个公共的地方,留下这座小楼。卖了几幅画,好不容易凑够了钱,房主却多次提价。别人告诉我,你不用再卖画,也不用再准备钱了,那个房主已经知道它重要了。就这样,“迷楼”保了下来。

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原来我卖画的钱可以保护文化遗产。可以说,我走上遗产保护这条路的起点,在周庄,在上海。

记者:您把自己的收藏都捐给天津大学,要办一座博物馆,现在进度如何?

冯骥才:我毕生的收藏大概有几千件,全都捐给天津大学,希望让一代代学生欣赏、学习。目前博物馆的筹建,基础工作已经完成,设计稿也已招标通过。接下来就是展陈提纲的设计。我自己的作品也要选出成体系的一部分。包括做文化遗产抢救的珍贵资料,一代知识分子重要的田野考察资料,还有版画、雕塑、陶瓷等各类艺术作品。

记者:《艺术家们》中的主角楚云天是否更多地以您自己为原型?

冯骥才:文学创作要从生活的泥土中来,自己的泥土在自己身边,肯定有自己的影子,但绝不是我的翻版。既要有机融合社会各式各样的因素,也有艺术虚构的成分。

记者:如果说“俗世奇人”是用他者的眼光创作,《艺术家们》是否代表您小说创作的一种转向?

冯骥才:未必可以称作转向,其实都是冯骥才,只不过面孔跟过去不一样,恐怕读者会有新鲜感。面向自我的这样的小说,我肯定还写下去,因为还有很多生活的积蕴。我现在78岁,有信心还能写一两部长篇。

记者: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这四个领域,您如何排序?

冯骥才:我一直把文学排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我觉得文学更多地是思考、是对社会的关注。我一般把绘画放在第二位,我天性喜欢绘画,脑子里不断出现画面,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最近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我基本没到过画室画画。应该说,文化遗产保护还是第二位,虽然放在第二,但可能抢救的事儿来得很急,某一个东西濒危了必须要跑一趟,必须要到当地帮助它。我现在岁数大了,往往跑起来吃力一点。第三项工作可能是教育,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大多数项目后面没有专家。所以必须培养专业人才,只有一代代专业人才的队伍建立起来,才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明天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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